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是这本书的主题。
新闻记者总是要求作者用一句话把篇幅很长的书加以概括。对本书来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别不可谓不大，我们有必要回溯历史，搞清楚来龙去脉，世界各国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这本书写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史前历史，具体来说就是公元1500年前后，欧洲已经进入枪炮和钢铁时代，亚洲的农业和封建王朝也挺强大，但非洲、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这个巨大的差异究竟从何而来，你可能听过很多学说。
听起来好像都挺有道理，对吗？在历史上，这些学说确实也影响巨大。但是，戴蒙德认为这些都说不通，甚至是胡扯，只有环境差异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暂且称为环境差异论。
戴蒙德认为“欧洲中心论”是典型的种族歧视。他反问：你告诉我，从智商和体力上看，那些普通的新几内亚岛民，同样聪明好学，工作出色的大有人在，他们人种怎么就不行？
对于“气候决定论”，戴蒙德送了两个字：胡扯！他说：很多人类的文明成果，就是热带地区的民族创造的，比如玛雅社会，单单他们天文历法的准确性，就让现代人也汗颜。
而“灌溉组织论”，戴蒙德还是不买账，他认为，复杂的灌溉系统对农业确实重要，但更多考古发现表明，是权力集中的政府先出现，然后才有兴修水利的事，灌溉组织论是把因果颠倒了。
所以，人种、气候和灌溉组织的因素，对于戴蒙德来说，是完全无法自圆其说的。
关于“地理决定论”，你可能觉得这和环境差异论好像没什么区别啊，但是戴蒙德认为，地理决定论太过于表面、机械了。因为地理因素根本决定不了那么多东西。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气候、植被、动物、矿产、河流等环境因素，同样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戴蒙德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行，其原因是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正是这些巨大的环境差异，才从起点上造成了各族群生存发展的差异，并进一步决定了各国在参与全球化之后的地位反差。这其实就是本书的核心价值所在。
俗话说，谁主张，谁举证。戴蒙德怎么证明自己的观点呢？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早就时过境迁，环境因素对各族群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很难在现实中一一得到验证。可如果没有证据，为什么说“环境差异论”，比之前流行的“地理决定论”更有说服力呢？
幸运的是，在最近几十年里，一些看起来和人类历史不太相干的学科，提供了很多新知识，让我们可以重新梳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差异。
为了证实环境差异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戴蒙德研究了那些相对封闭的岛屿环境，比如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在有据可查的、有人类居住的最初几千年里，由于各群岛的具体小环境不一样，结果，有的族群就一直以狩猎采集为生，有的则从事农业种植。你看，其他条件都一样，就是岛上的环境有些不同，最终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差异。
唯一能解释这些族群的生存差异的，就是他们各自所在的岛屿环境的不同，比如岛屿气候、地质类型、海洋资源、面积、地形的破碎和隔离程度，等等。有的适合种植，就能发展出农业；有的根本不可能种粮食，就只好一直以采集狩猎为生。最后，各族群在不同岛屿上，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
比如，1532年11月16日，在南美洲秘鲁的高原城市卡哈马卡，西班牙冒险家皮萨罗，率领168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在8万人组成的印加帝国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竟然俘虏了印加帝国的君主，还消灭了在场数千名印加帝国的士兵。随后，西班牙人还以这名被俘君主为要挟，先从印加帝国获得了巨额赎金，再背信弃义处死了这位可怜的君主，并征服了整个印加帝国。对，你没有听错，征服整个印加帝国的，只是区区168个人。
这个看起来离奇的征服与屠杀，为什么会发生呢？
表面上看，印加帝国根本不了解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甚至不知道，在1532年之前的40年里，也就是1492年，哥伦布就已经率领船队发现了美洲，西班牙随后征服了中美洲印第安人社会。当时，西班牙人拥有各种优势，比如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航海技术、行政组织能力和文字，还有欧洲的传染病等。
但是，这样的答案是禁不住深究的，比如，欧洲人这样的优势能力，究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戴蒙德认为，那就需要回到人类史前文明时期，综合运用更多学科的新知识，看看不同的自然环境，如何影响了各族群的生存方式和历史演进，造成了他们在能力上的差异。
那他都综合了哪些新知识呢？书中有详细列举，比如遗传学，特别是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生种的生物地理学，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生种的行为生态学，人类遗传学；再比如，研究人类病菌及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语言学，对所有大陆和主要岛屿进行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等等。
要把这么多学科的新知识融合在一起，可不是容易的事。戴蒙德说，只有对上述学科有广博的专业知识，请注意，是广博，而不是精深，才能以科学方法重新分析人类发展历史。
那他够不够资格呢？他母亲是语言学家，父亲是儿童遗传疾病专科医师。他自己呢，年轻时在哈佛、剑桥等名校读书，在医学、历史、语言和写作方面训练有素，还拿到了很有难度的生理学博士学位。之后他作为演化生物学家，做了33年现场调查和研究，够资格了吧？
最终，通过这么多知识的综合，戴蒙德划时代地提出了咱们今天说到的核心观点——造成不同民族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的，不是生物学上的差异，而是环境差异。
因为近年来，很多考古事实表明，在人类史前时代，各地祖先的文明演进分化，就是从有没有接触种植，能不能率先发展农业开始的。
所以，我们需要看一看，世界各地农作物完全不同的驯化、生产和传播的历史事实。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比起只懂得狩猎采集的部落，那些比较早就从事农业、能够自己生产粮食的先民，在文明进化中，获得了“许多军事优势中的第一优势”，就是打仗的优势。什么意思呢？就是四个字：人多势众。因为部落时代的战争，主要比谁人多，谁年轻力壮。
和主要依靠狩猎采集的部落相比，那些率先从事农业、学会粮食生产的部落，可以有更多存粮，能生养更多人口，并率先在适合粮食生产的区域定居，然后逐步建立有等级的小社会，进而更有机会率先发明冶炼技术，逐步用青铜、钢铁，取代石器、木器，再率先发明钢刀、枪炮，建造远洋船只，建立成体系的文字和行政组织，成为近代历史上的先进民族，甚至在野心驱使下在全球进行掠夺。
有关这些内容，书中叙述很多，你可以去书中看看，很有意思。在作者看来，既然粮食生产是人口增长的基础，是各族群能不能发展枪炮和钢铁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为什么有的先民部落会率先学会种植，而有的部落一直学不会种植，只能以狩猎采集为生呢？
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因为各先民部落当初生存的自然环境，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有多大呢？分三种情况：
所以你看，正是巨大的环境差异，导致了先民们早期是不是从事农业，也因此决定了大家发展的道路不同。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带你看一个基本事实。
地球上植物种类大约有35万种，但是你知道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真正从原生植物驯化为农作物的植物，有多少种吗？
答案是，只有几十种。如今还较大面积耕种的，竟然不过十几种。
而且，今天我们享用的主要农作物，基本上是人类祖先在数千年或上万年前，从大自然中筛选驯化出来的。比如欧亚大陆几个古老文明聚集点，像是西亚、华夏以及地中海周边，先民们在近万年前，就已经各自独立驯化了小麦、大麦、小米、稻谷和高粱等高产作物。
那这些环境条件差不多的先民部落，有了农作物原型，为什么有些部落也仍然发展不起来呢？
比如当时自然环境比较好的西亚“新月沃地”，也就是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一直到约旦河流域，是公认的欧亚大陆新石器文明发源地。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文明发展优势，考古发现表明，因为那里的先民们，当时比较容易找到可以驯化的一些野生植物。
这导致的一个发展差异就是，在大多数适合粮食生产的温带地区，部分敢于尝试驯化农作物的族群，就越来越强大；而坚持狩猎采集、不种植农作物的族群，要么被邻近的粮食生产部族打败，要么也慢慢学着种植作物，结果就是，从事种植的族群越来越多。
所以你看，环境条件的差异，有没有适合驯化的植物，会给先民们带来完全不同的发展选择，他们的命运也因此千差万别。
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有一个疑问：西亚等农业发源地的人类祖先们，驯化野生植物，到底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从考古发现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到：一些人类祖先确实会偶然播种他们吃掉的某些植物的种子。但要说到今天我们赖以生存的主要农作物，之所以被某些地区的先民分别驯化，不完全是出于偶然。
比如前面提到的西亚“新月沃地”，早在距今约一万两千年前，先民们陆续发现了各种野生的小麦、大麦和豌豆等植物，它们的原生状态并不完全是现在的样子。其中一些这类植物的种子，会在成熟时自动脱落，采集起来比较困难。
因此西亚的先民们，最终能大量采集的，往往是那些成熟后不会脱落的野生植物种子，随后再进行播种，比如小麦、大麦或豌豆种类。最终，在距今大约1万年前，这类成熟后不会脱落的种子，成为被优选的野生植物，陆续被“新月沃地”的先民们驯化成功。
类似这样的人为选择，在全世界的农作物驯化过程中还有很多例子，比如中国的水稻，成熟后的稻谷也不会自动脱落。另外，在农作物驯化过程中，还涉及种皮厚薄、发芽早晚等繁殖生物学研究的范畴。
结果就是：部分人类祖先率先洞察了野生植物驯化的秘密，他们幸运地受益于自己生存的环境，恰好碰上适合驯化的特定野生植物品种，于是经过长期的人为选择，率先变成了以种植和定居为特性的农耕新部落。而那些没有洞察出这个秘密的种族，继续以狩猎为生，他们的结果也就不同了。
其实，这也不全是戴蒙德的独家看法。实际上早在1859年，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就详细探讨了人类驯化的动植物，是如何通过人为选择而陆续出现的。
但和达尔文不同的是，晚生一个世纪的戴蒙德，可以基于更多的考古实证，以及更丰富的各学科知识，对人类文明起源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可以具体到西亚、北非、南亚和东亚等农业起源地的环境研究，从而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历史事实，形成演化共识的新可能。
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在野生的动植物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供人类食用，或值得猎捕或采集。
多数动植物是不能用作我们的食物的，这有以下的一些原因：
通过对我们能够吃的那几种动植物的选择、饲养和种植，使它们构成每英亩土地上的生物量的90%而不是0.1%，我们就能从每英亩土地获得多得多的来自食物的卡路里。
结果，每英亩土地就能养活多得多的牧人和农民——一般要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多10倍到100倍。这些没有感情的数字所产生的力量，就是生产粮食的部落取得对狩猎采集部落的许多军事优势中的第一个优势。
在饲养驯化动物的人类社会中，牲畜在4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
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还在两个方面和驯化的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动植物驯化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从而导致更稠密人口的直接因素。
另一个比较间接的因素涉及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定居生活方式。许多狩猎采集社会里的人经常跑来跑去寻找野生食物，但农民必须留在他们的田地和果园附近。因此而产生的固定居所由于缩短了生育间隔期而促使人口变得更稠密起来。一个经常变换营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母亲只能带一个孩子和很少几件随身物品。在前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能够快步行走，赶上大伙儿而不致成为累赘之前，她是不能生第二个孩子的。事实上，到处流浪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通过哺乳期无月经、禁欲、杀婴和堕胎等办法，把孩子出生的间隔安排为大约每4年一个。相比之下，定居的部族由于没有在迁移途中携带小孩这种问题的限制，他们可以多生多养，只要养得活就行。许多农业部族的生育间隔期是两年左右，为狩猎采集部族的一半。粮食生产者的这种较高的出生率，加上他们按每英亩计算养活更多的人的能力，使他们达到了比狩猎采集部族更大的人口密度。
定居生活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因为如果人们不能留在附近看管贮藏的粮食，那么贮藏就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有些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部族可能偶尔也把几天吃不完的食品收藏起来，但这种富余对他们几乎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能保护它。但贮藏的粮食对于养活不生产粮食的专门人材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养活全村社的人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社会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这类专职的专门人材，这种人材首先出现在定居社会中。
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驯养动物的社会中演化的病菌。像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这类传染病作为人类的专化病菌出现了，它们原是动物所感染的十分类似的祖代病菌由于突变而衍生出来的。
驯养动物的人成了这些新演化出来的病菌的第一个受害者，而这些人接着又逐步形成了对这些新的疾病的强大的抵抗力。当这些有部分免疫力的人与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接触时，流行病于是产生了，99%的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因之而丧命。从驯养的动物那里最后获得的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太平洋诸岛的土著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略图概述从终极因素（如大陆轴线走向）通往使某些民族能够征服另一些民族的近似因素（如枪炮、马匹和疾病）的因果关系链。例如，人类的各种各样疾病是在有许多适于驯化的动植物物种的地区演化的，这一部分是由于生产出的农作物和饲养的牲畜帮助养活了使流行疾病得以保持的人口稠密的社会；一部分是由于这些疾病是从驯化的动物身上的病菌演化而来
总之，动植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越来越多，因而也就意味着人口越来越稠密。因此而带来的粮食剩余和（在某些地区）利用畜力运输剩余粮食，成了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的发展的先决条件。
因此，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在军事上使用马和骆驼以及来自动物的病菌的致命力量，最后就把粮食生产和征服之间的许多重要环节连接了起来，
最后，要提醒读者一点的是，驱动这些因素的更背后的动力，不是当地人自己异想天开的创造力，而是由于当地环境的限制和选择压力，迫使当地居民不得不为了生存而进行技术创新。
在粮食生产的早期阶段，人们采集野生食物和培育非野生食物是同时进行的，而随着对作物的依赖的增加，各种采集活动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性减少了。
在作出这些决定时要考虑许多问题。人们寻找食物是为了充饥果腹。他们也渴望得到一些特别的食物，如富有蛋白质的食物、脂肪、盐、甜水果以及只要吃起来味道好的食物。
我们已经注意到，每个大陆上最早一批的农民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去选择农业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过他们的附近有任何别的农民。然而，粮食生产一旦在某个大陆的某个部分出现，邻近的狩猎采集族群就能看到粮食生产的结果，从而作出有意识的决定。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狩猎采集族群几乎是全盘接受了邻近的粮食生产制度；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只选择其中的某些成分；在还有一些情况下，他们则是完全拒绝粮食生产，而继续做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
所有这些考虑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应该认为采纳农业的决定是在封闭状态下作出的，就好像那些人在这以前没有养活自己的手段似的。相反，我们必须把粮食生产同狩猎采集看作是相互竞争的供选择的办法。
在狩猎采集外再种植某些作物或饲养某些牲口的混合经济，不但在和这两种“纯粹”经济竞争，而且也在和粮食生产比例或高或低的混合经济竞争。尽管如此，在过去的10000年间，普遍的结果一直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粮食生产。
植物驯化可以定义为：栽种某一植物并由此有意或无意地使其发生不同于其野生祖先的、更有利于人类消费的遗传变化。
对作物的培育在今天是一种由专业科学家去做的、自觉的、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他们已经了解现存的数以百计的作物，并着手开发新的品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种下了许多种子或根，选出最好的后代，再种下它们的种子，把遗传学知识用来培育能够繁殖纯种的优良品种，也许甚至会利用最新的遗传工程技术来转移某些有用的基因。
但是，植物驯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0多年前。最早的农民当然不会利用分子遗传技术来得到这种结果。这些最早的农民甚至没有任何现存的作物可以作为样品来启发他们去培育新的作物品种。因此，他们不可能知道，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最终都能一饱口福。那么，最初的农民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驯化了植物的呢？
许多能出产食物的重要的野生植物为千百万人所珍视，例如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为了得到可吃的橡实而寻找橡树，但橡树甚至在今天也仍然没有驯化。是什么使得某些植物比其他植物更容易驯化，或更吸引人去对其驯化？为什么橄榄树向石器时代的农民屈服了，而橡树则仍然使我们最聪明的农艺师一筹莫展呢？
让我们首先从植物的观点来看一看驯化的问题。就植物来说，我们不过是无意间“驯化”了植物的成千上万种的动物之一。和其他所有动物（包括人）一样，植物必须将其子代向它们能够茁壮生长的地区扩散，并传递其亲代的基因。小动物的扩散靠行走或飞翔，但植物没有这样的选择自由，因此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沿途搭便车旅行。
有几种植物的种子生得便于被风吹走或在水上漂流，而其他许多植物则把种子包在好吃的果子里并用颜色和气味来宣告果子的成熟，从而哄骗动物把种子带走。饥饿的动物把这果子扯下来吃掉，或者走开，或者飞走，然后在远离亲代树的某个地方把种子吐出或随粪便排出。种子可以用这种办法被带到几千英里之外。
关于想要沿途搭便车旅行的植物是怎样吸引动物的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一下野草莓的例子。
当草莓的种子还没有成熟、不能马上播种时，周围的果实是又青又酸又硬。当种子最后成熟时，果实就变得又红又甜又嫩。果实颜色的变化成了一种信号，把鸫一类的鸟儿吸引来啄食果实然后飞走，最后吐出或随粪便排泄出种子。
因此，当你在一个炎热、潮湿的日子里艰难地走进到处都是蚊子的多刺的灌木丛中时，你并非只是为了任何一丛草莓才这样去做的。即使是无意识的，你还是决定了哪一丛草莓看上去最有希望，以及它是否值得你来这一趟。你的潜意识中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一个判断标准当然就是大小。你喜欢大的浆果，因为你不值得为几颗难看的小浆果去被太阳晒烤和蚊子叮咬。这就是许多作物的果实比它们野生祖先的果实大得多的部分原因。超市里的草莓和乌饭树的蓝色浆果同野生的品种相比显得硕大肥壮，这情形是我们特别熟悉的。
对人类的健康和发展来说，驯化动物甚至比驯化植物更重要。因为家禽家畜不仅能为人类提供稳定的肉、蛋、奶等高营养供给，更重要的是，家畜还可以大大增加农作物的种植效率，扩大人类活动范围，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可以说，驯化家畜就是文明进步的关键推动力。
既然动物对人类这么重要，按理说，就要尽可能多地驯养啊，但通过历史事实你可以看到，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祖先，驯化动物的程度很不一样，有的驯化了很多重要的动物，有的驯化得就少一些，还有的干脆没有驯化动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你可能会想，是因为有的地方，人聪明又努力；有的地方，人愚笨又懒惰。而作者戴蒙德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不是因为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全世界可供驯化的动物实在太少了”。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说一点常识：动物的驯化，和驯养、驯服、饲养可不是一回事。
比如，驯兽师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把狮子、老虎、大象、鳄鱼都驯服，动物园里也饲养着成百上千种野生动物。但要说到驯化成家畜的野生动物，人类可从来没能驯化太多种，刚才提到的老虎、狮子、大象等，到现在都仍然驯化不了。
不少看起来适合驯化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比如，非洲的斑马，或者长得像野猪的美洲西貒（tuan），就一直没被当地人驯化，结果成为他们文明进步的缺陷。
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某些鸟类被驯化为家禽，你知道在人类漫长的演进历史中，有多少大型陆地哺乳类野生动物，被驯化为家畜？几十种？还是几百种？
我告诉你，只有14种。这14种动物主要分为两大类：
听到这，你可能发现了，大部分可驯化动物来自欧亚大陆和北非，但整个北美、澳大利亚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竟然没有驯化任何一种大型食草野生动物。而纵观人类历史，恰恰是这些没有驯化动物的地区，文明进步也最慢。难道这些地区的动物都无法驯化吗？
戴蒙德指出那些原生于北美、澳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种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其特性决定了，基本上不适合被人类驯化。
而欧亚大陆的祖先们，率先利用这些经过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用于耕地、运输、战争或肉食，在农业发展、经济交流、远程奔袭、营养补充等方面，都拥有了超过了其他大陆各族群的明显优势。因此也可以说，驯化动物成就了这些先进族群。
那么，为什么这些容易被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会集中出现在欧亚大陆？为什么欧亚大陆的野生马可以被驯化，而非洲斑马就不能被驯化？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猪可以驯化，而美洲西貒和非洲的3种野猪就不能被驯化？
我先介绍一位19世纪末学者的观点，优生学创始人、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认为：理论上，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可能被驯化，但现实是，只有几种在很久以前就被驯化了，其余大部分野生动物，仅仅因为在某个细节上出了问题，就注定永远野生，无法驯化。
戴蒙德基本认同高尔顿的判断。按照可能性来排查，全世界可以作为驯化候补的陆地哺乳类大型食草野生动物，一共有148种，但最终只有14种通过了驯化，其余134种“注定永远野生”的原因，至少有六个方面，书中有详细叙述，读起来也很有意思。
所以说，人类能驯化哪种动物，不能驯化哪种动物，门道和学问都挺深的。
我们据此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不要以为动物驯化是祖先们随意撞大运，这里面有科学。也因此，戴蒙德模仿托尔斯泰的笔法，写了一个学术性的开篇语：“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
从哺乳动物地理学、历史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欧亚大陆面积广大，有更多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驯化条件得天独厚。
而反观澳洲和美洲，原本这里也曾经生活过非常丰富的陆地大型哺乳类野生动物。但在距今250万年前到11700年前，也就是地质年代里的“更新世”晚期，澳洲和美洲都因为气候变化等原因，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陆地野生动物灭绝浪潮，从而失去了大多数可供驯化的候补野生哺乳类动物，以至于在后来，这些大陆根本没有完合适合驯化的大型野生动物。
所以戴蒙德认为，欧亚大陆人，在人种上并不比非洲和北美土著更聪明，但他们生活的欧亚大陆，恰好有比其他大陆更多的、适合驯化的大型哺乳类食草野生动物，驯化条件得天独厚，所以率先驯化了那些合适的动物，猪羊满圈，百族兴旺！
后来的历史演化，我们都知道了。欧亚大陆驯化的各种家畜，陆续传播到非洲南部、美洲和澳洲，成为世界共享的家畜。率先驯化这些大型动物的欧亚各民族，也因为抢占先机，而成为文明主导者。
说到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你最先想到的肯定是战争、贸易，或者是农业、工业和科技，但是你肯定很难想到这小小的病菌。
这就是：人类驯化的粮食作物、牲畜和很多致命的病菌之间，存在着令人吃惊的相生相杀的关系。随着欧亚大陆内部来往增加，随着欧洲人发现美洲，欧亚大陆各种肉眼看不见的致命病菌，就成了改变历史进程、特别是改写美洲命运的一个关键角色。
从《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的名字，相信你也能看到作者对病菌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书中有一句话，让我深刻印象，作者写道：“1492年，在随同哥伦布发现并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西班牙人确实杀死了很多美洲印第安人，但凶恶的西班牙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却要多得多，可以说发挥了远比枪炮还要大的作用。”
作者说得一点都没错，有更多的历史证据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死于各种病菌引发的烈性传染病的人，比死于战争的人，还要多得多。
一直到今天，虽然人类医学水平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各种传染病毒，仍然随时可以引发全球性的严重公共卫生危机。比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都表明病菌对人类的杀戮，从来就是真实不虚的。
但事实就是这样，数千年来人类深受病菌之苦，病菌有时甚至会改变历史。作者也表示，不止一次出现某种奇怪的现象：赢下一场战争的，有时并不是打仗最勇猛的一方，而是携带致命病菌的一方。
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比如公元1364年，蒙古大军围住了黑海边的法卡城，却久攻不下。随后，一批蒙古援军赶来助阵。不料，这批援军带来了草原鼠疫，不仅没能帮助破城，反而导致大量军人病死。蒙古军队受到重创后，又将病死的军人尸体，用抛石机抛进法卡城，导致鼠疫在城内暴发，居民成批死亡，法卡城不攻自破。
更可怕的是，大量难民从法卡城向西逃往欧洲，结果很快给欧洲造成巨大灾难，先后有2500多万人死于这场瘟疫，这就是让今天的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
当然，这次瘟疫之灾，也给势不可挡的蒙古军队带来了毁灭性杀伤。由于军队严重减员，战斗力下降，蒙古大军不得不停止进攻欧洲。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在这一刻，竟然被病菌阻止了。
100多年之后的15世纪末，这样的剧情再度上演。在西班牙人发现美洲新大陆，并进行暴力征服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携带的各种病菌，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疟疾、百日咳、瘟疫、肺结核等，将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流行，导致比暴力杀戮更大的灾难。
在此之前，美洲印第安人没有接触过这些致命病菌，也没有针对性的免疫能力，被感染者成批死亡，很多部落被灭族。据估计，原本印第安人有大约2000万人，但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后的200年里，减少了将近95%，其中只有小部分是被征服者杀死的，大部分是死于来自欧洲的传染病。
你可以看到，战争和疾病，是我们生存发展的两大杀手。在战争和殖民的过程中，病菌有时比杀戮更加致命。
除此之外，早期的世界贸易，也加速了病菌在全球的传播。
戴蒙德教授认为，在欧洲的罗马时代，条条大路通罗马，密集的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和北非连结在一起，但也把欧亚大陆“有效地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这并不是耸人听闻。
比如天花这种传染病。当时地处亚洲和欧洲交界处的小亚细亚，较早开始发展农业，建立城镇和贸易区，但也较早地暴发了天花。随后，小亚细亚的士兵和贸易商人，从公元165年开始横扫罗马帝国，但也带去了致命的天花病菌，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安东尼瘟疫”。
前边我们提到，蒙古大军将鼠疫带到了欧洲，与此同时，欧亚大陆贸易线的延伸，也是鼠疫在欧洲暴发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战争和贸易，都为病菌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病菌也成为改变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
那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欧亚大陆会成为烈性传染病的发源地呢？
戴蒙德教授认为，这和欧亚大陆率先大规模发展农业有关。因为欧亚大陆的部分人类祖先，发展农业增加了粮食供应，实现了人口增长，也客观上给那些适应人群聚集的传染疾病提供了流行的可能。
影响传染病传播的关键因素有两点：
比如考古研究发现，那些驯化了农作物、并持续进行农业生产的部族，经过几代、十几代繁衍后，他们的人口密度，竟然会比那些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口密度高出10到100倍。
人多了，麻烦也来了，你可能想不到，其中一个让人难堪的麻烦，就是排泄物太多。因为卫生条件有限，加上防护意识不足，先民们的排泄物到处都是。在定居农业部落中，长期堆积的排泄物通常会污染水源和环境，给各种病菌提供温床。后来人们收集粪便，用于农业种植，也导致粪便中各种病菌和寄生虫的再次传播。再加上储存粮食容易吸引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一些农业定居部落经常落入各种致命病菌的包围之中。
后来，先民们从农业定居发展成为建城设镇，人口密度更高，早期城市的卫生条件普遍不好，防护意识也不足，病菌传播就更加大行其道。所以追根溯源，病菌传播和农业发展、人口聚集密切有关。
那么，为什么人口数量集中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人群病”呢？分子生物学家的研究表明，这还是和人类驯化的家畜和宠物的特性有关。
前边我们讲到，农业的发展会带来人口聚集，导致人口密度提升，研究表明，一种流行病要想在动物之间流行，同样也需要比较稠密的大种群。所以，那些喜欢独来独往的动物，就不太容易成为流行病菌的携带者。于是，当欧亚大陆的祖先们大规模驯养牛和猪这类群居动物，也就注定了会和这些动物携带的病菌近距离接触。
请注意，虽然都是大规模驯养家畜，但是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重要区别：
那我们再进一步往下看，是不是所有动物身上的病菌，都会传染给人，并给人类造成致命伤害？
当然不是。动物身上的病菌，也需要通过自然选择，才能适应人类这个新的宿主。由于人类具备和动物不一样的免疫系统，各种病菌从动物到人，也会不断变异，演化出新的生存和传播方法，直至适应人类的身体，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噩梦。
比如，从病理学上看，麻疹病毒和牛瘟病毒是有亲缘关系的。但麻疹只找人的麻烦，从来不侵袭牛；同样，牛瘟只侵袭牛，不会找人的麻烦。于是有人推测，麻疹是怎么来的？很可能是某种牛瘟病毒从牛身上转移到人身上后，不断改变特性，适应了人体变化，才演变成对人类致命的麻疹病菌。
所以，驯化动物为我们带来了食物补给，同时也把某些致命病菌，一步一步从动物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成为容易导致人类普遍感染的致命疾病。
你想到的第一个因素，可能就是经济实力，说白了就是钱。因为你肯定知道，在当今世界，哪些国家能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研发，相对而言科技水平也会更高。
但回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甚至更早的古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普遍不发达，也不太受重视，真正重要的，就是看当时各种发明创造和工艺制造等技术，究竟是哪些国家领先，又为什么是它们领先呢？
听起来似乎更有道理，对吗？
但是，对于这些说法，戴蒙德都不以为然。他认为，在15世纪末全球化开始之前，一个社会是否拥有领先的技术发明，可能有很多影响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和它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关。
首先，戴蒙德试图论证一个常识，也就是16、17世纪出现在欧洲的一句谚语：“需要乃发明之母”。意思是说，某种新的发明出现，可能是由于社会有未得到满足的需要，人们普遍承认这种需要，但现有技术满足不了，于是发明家在名利驱使下，创造出新的发明。
作者用了28页的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也就是这本书的第十三章，题为“需要之母”。
看起来，在近现代社会，这种对技术发明创造的解释，似乎是站得住脚的，比如汽车的发明，甚至原子弹的研制，都是需要驱动发明。
但是，还有更多发明不是由需求驱动的，而是发明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搞出来的。很多发明长期无人问津，很久之后，才开始被社会需要，比如早期的留声机和机动车，要不是发明人坚持，早就夭折了。
因此，究竟是需要催生了发明，还是发明创造了需要，就非常值得仔细掂量了。在作者看来，这正是探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全球各大洲当时形成的技术积累，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的关键因素。
作者也根据历史事实，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
再推而广之，作者详细梳理了技术史专家们此前总结的，影响技术创新的至少14种因素，涉及不同社会的经济、组织、意识形态等各方面。但恰恰没有一个因素与地理环境有任何必然联系。
因此作者认为：这些影响因素显然不能充分解释各大陆在技术发展方面的差异。
于是，在质疑完前面那么多的解释之后，作者提出了他对各大陆技术存在差异的核心分析，一共有三点，
提醒完了，他关于技术差异的分析结论也更清楚了。他说：欧亚大陆在开始时的巨大优势，因此就变成了从1492年起的巨大领先优势，原因就是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而不是那里的人特别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