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在提及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重视时写道,中国需要养活14亿人口,对1958-1962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饥荒的记忆,仍深植在老一辈人的心中。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拥有全球约10%的可耕地,但按人均计算,2006年中国可用于种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还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2020年疫情冲击、2019-2020年非洲猪瘟暴发,以及2020年席卷中国南方地区的洪水和北方夏季的干旱,都给中国的粮食安全带来压力。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长期因素则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城市发展导致的耕地减少,以及阻碍现代农业和大规模种植的耕地管理制度。在后疫情时代,确保粮食安全已成为中国新发展战略中一个日益重要的政治优先事项。报道说,“中国的饭碗要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这意味着中国要确保粮食供应绝对安全,“粮食有盈余是经济问题,粮食不够吃则是政治问题”。
有外媒报道称,粮食安全被视为稳定中国社会经济大局的“压舱石”,并提到中国高层近来频频聚焦粮食安全问题。在官方号召下,中国各地迅速掀起“减少餐饮浪费”热潮。《联合早报》报道说,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餐饮业食物浪费量为平均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达11.7%。中国粮食生产和消费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有中国农业农村部官员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吃饭问题可能会成为全球问题,中国必须高度警惕”。
日韩紧盯粮食出口国风吹草动
在日本,关于粮食自给率的问题经常被提起。日本粮食自给率1965年为73%,之后就直线下降,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且前景严峻。为改变现状,日本也有乡村振兴的蓝图。去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指导方针——“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其核心是到2030年将粮食自给率从2018年的37%提升至45%。日本《高知新闻》2019年曾刊发题为“日本食品安全保障处于十分危险状况”的社论,提到日本小麦自给率只有12%,政府必须要有危机感,要推进智能农业,以弥补无法集中农业用地大规模生产,以及农户减少和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劳动力不足。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井聪今年1月在《农业协同组合(农协)新闻》上撰文说,农业用地只占日本国土的13.5%,从“食品安全保障”的观点出发,必须将提高“粮食自给率”定位为重要的国家目标。此前,《日本产经新闻》曾援引农协一位负责人的话说:“提高食品自给率只是中央政府在摇旗呐喊,在地方政府、农业生产者、消费者那里还没有产生广泛共鸣。”
据报道,今年6月前,日本政府将汇总有关“在后疫情时代强化食品安全保障”的各种信息,应对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东京大学铃木宣弘研究室给出的一组数据是:“把种子因素考虑其中,2018年日本蔬菜自给率为8%,把饲料因素考虑其中,牛肉自给率为11%、猪肉6%、鸡肉12%,而这些数字2035年将降至3%、2%、1%、2%。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日本将无法应对粮食出口国限制粮食出口的禁令。”不过,据《读卖新闻》报道,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一直在向日本出口小麦,且日本还有国家储备、大米自给自足。但日本主流媒体还是呼吁,政府必须与商社等民间企业合作,努力稳定粮食供应。据了解,日本很多综合贸易公司在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投资农业生产,专门生产面向日本出口的农作物。
水稻是日本唯一可以通过国产实现大米自给自足的作物,不过,据《环球时报》驻日记者观察,一些种植水稻的日本农民却面临收入难以保障的现实情况。秋田县汤泽市是日本著名的大米品种“秋田小町”的产区,在当地劳作近40年的稻农石成寿告诉记者,他同时还种植饲料用稻谷和樱桃,因为“只靠种植水稻无法生存下去,要从事复合农业”。
韩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样突出。上世纪60年代,韩国谷物综合自给率曾高达90%,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如韩国人肉类消费增加,以及产业化、都市化提高让耕地越来越少,韩国粮食自给率也出现持续下滑现象。目前,韩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34公顷,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2009年至2019年韩国政府在粮食领域投入13.52万亿韩元进行扶持,如补贴农民种植水稻以外的农作物、通过援助培训和农资方式培育粮食作物共同经营制度、支持水田旱作等,但效果并不理想。韩国2019年的粮食自给率仅为45.8%,与2009年的56.2%相比大为降低。受天灾和国际粮食价格影响,韩国2020年出现粮食产量过去52年来最低和价格史上最高的现象。
韩国粮食的不足部分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购买,因此,粮食出口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加剧韩国的危机意识。据《韩民族新闻》报道,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去年5月曾进行过“应对粮食危机特别演练”,核心内容就是向在海外的韩国农场主下达“进口粮食命令”。目前,共有69个韩国法人在俄罗斯、柬埔寨、中国、越南、印尼等地经营农场,“进口粮食命令”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想方设法将粮食运往韩国。但一些韩国专家还是认为,韩国的粮食安全已亮起红灯,为此必须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本国粮食生产率。以新加坡为例,虽然其粮食消费量的90%需要进口,但新政府仍投入巨资发展都市农业。
印度:粮食大国、饥饿大国
“印度用占世界2.4%的国土面积养活全球1/6的人口。”这是国际媒体提到印度粮食生产状况时常用的数据。在粮食安全上有过惨痛教训的印度,严格来说应是“人多地不少”。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中国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有人计算18亿亩合120万平方公里。印度国土面积约为中国的1/3,却拥有180万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印度河与恒河两大河流冲积平原,给人口超过13.5亿的印度带来肥沃的土地。印度历史上就是农业大国,但从沦为英国殖民地到1947年独立,印度发生过5次大饥荒。从独立到20世纪70年代,印度又发生3次较大饥荒,官方统计饿死300余万人。
粮食安全问题是历届印度政府的心腹大患,并通过“绿色革命”等举措提高粮食产量。到1980年,印度政府宣布本国实现粮食自给。现在,印度日常农产品价格保持低水平,粮食略有盈余出口,这与独立前后粮食长期短缺、依靠进口形成强烈对比。为保证农民的权益,刺激生产积极性,印度政府还长期实行粮食收购价保护。在维护社会公平和选举因素推动下,印度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干预政策,出台《国家粮食安全法案》。
在有粮食出口的印度,国民饥饿状况却在加剧。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去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印度仍是拥有最多“粮食不安全人口”的国家。报告估算,2014年至2019年,即莫迪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印度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增长3.8个百分点。印度在“2020年全球饥饿指数”10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4位,属于“重度”饥饿类。英国《对话》杂志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粮食生产大国印度还是世界上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的情况敲响警钟,提醒各经济体必须重新配置自己的粮食体系”。
新加坡是小国中确保粮食安全的一个样板。2007年,全球发生粮食价格危机,短短一年内,粮食价格上涨40%,引起世界恐慌。对此,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新加坡从那时就规划全面的粮食多元计划,并在《全球食物安全指数报告》中连续于2018和2019年排名第一(中国分别列第46位和35位)。目前,新加坡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购粮食,比2004年时多出40个国家和地区。除鼓励公司到海外发展农粮产业外,新加坡政府还鼓励发展高科技农业,提出2030年达到满足国人三成营养需求的“30·30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