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是指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
1872年3月1日，美国国会将位于西北地区落基山脉黄石河（YellowstoneRiver）源头附近8956平方千米的地区划定为禁止开发或出售的生态保护区，成立了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NationalPark）。
1.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图源：VCG
这成为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
美国的国家公园构成相当于我国的国家公园加自然公园，它的保护与共享、欣赏是并重的，所以这是美国的国家公园体系的一些特征。
新西兰的国家公园非常特殊，它所谓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国家行为是要消灭所有的陆生哺乳动物。因为新西兰是一个岛国，它在历史上可能没有野生的陆生的哺乳动物，所以这就造就了新西兰的国鸟几维鸟，为什么它的翅膀在退化，是因为它没有天敌，它不需要飞行躲避天敌，所以形成独特的一个保护类型。
2.新西兰库克山国家公园普卡基湖，图源：VCG
非洲的国家公园，比如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沿着马拉河流域，角马大迁徙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其实这个国家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食物链比较完整，既有大型的食肉动物，又有草食动物，还有草食动物以下一些支撑于牧草生长的土壤微生物以及一些鸟类和水生的生物，它物种非常完整，食物链非常丰富。
3.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马拉河，图源：VCG
我国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治国方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国家公园起步较晚，可以追溯到2016年，但有关我国国家公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十几年以前，最早建立的（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在青藏高原。普达措国家公园，是从地方政府或者民间组织角度探索国家公园建设的道路。
4.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图源：VCG
为什么我国要建设国家公园？
它的科学背景是IPBES，也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于2019年4月份发布。从全球尺度看，不同物种灭绝的速率仍在加剧，总体情况处于恶化，从1990年到2018年，脊椎动物群体灭绝的概率明显在上升，所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是说全球的生物灭绝的速率仍然在增加。
02为什么选择三江源作为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示范的样板和参考。那么，在全国众多自然保护区中，为什么首先选择的是三江源作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因为三江源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三江源国家公园之所以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同时这个地区也是我国乃至东南亚的重要的淡水资源的发源地，其中黄河干流总径流量的49%，澜沧江总径流量的15%，长江干流总径流量的2.5%都发源于这个地区。
6.三江源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图源：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同时，这个地区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它的生态系统涵盖了草地，湿地，荒漠，森林，湖泊，冰川和雪山。
7.三江源冰川，图源：《中华水塔》纪录片
8.三江源荒漠，图源：《中华水塔》纪录片
9.三江源草甸，图源：《中华水塔》纪录片
10.三江源湿地，图源：VCG
这个地区生物多样性及其生物的基因库也非常丰富，是我国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区域之一。大家都熟知的野牦牛也生存在这个地方，野牦牛现在是重要的基因资源，用于改良逐渐退化的家牦牛的品种。
11.三江源野牦牛，图源：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三江源国家公园之所以重要，它还具有独特的文化遗产及自然地貌。自然地貌的话，可能去过青藏高原都领略过，文化遗产方面，它是中原文化、吐谷浑文化和吐蕃文化交汇的区域之一，是藏民族文化的代表地，格萨尔王史诗的发源地。
另外，藏民族的文化内涵还表现在崇敬自然，顺应自然，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放牧文化，藏民族在这个地方至少生存了八千到一万年，在这样一个长久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保护的理念。
12.果洛年保玉则风光，图源：VCG
03三江源有何变化？
三江源国家公园从整体情况而言，它的生态正在逐渐变好。
3.1区域整体变暖变湿变绿
植被生产力趋于稳定，三江源区1988-2018年草地地上生物量呈现增加的趋势，其中2005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三江源地区草地的地上生物量明显提高，工程实施后的2005-2012年8年的草地平均地上生物量比工程实施前1988-2004年17年的平均地上生物量提高了30.31％。在气候变暖变湿的大背景下，2000-2018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草地地上生物量有上升趋势，且在2000-2012年增加明显，而在2012年之后略有下降。
13.2000-2018年三江源地区平均草地覆盖度（a）及覆盖度变化趋势(b)，图源：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3.2野生动物数量明显上升
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域内常见野生有蹄类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发现，藏原羚、藏野驴、藏羚羊、白唇鹿和野牦牛分别为6万头、3.6万头、6万头、1万头和1万头（约31~38万标准羊单位，SHU）。
14.三江源藏原羚，图源：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15.三江源藏野驴，图源：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16.三江源藏狐，图源：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17.三江源野狼，图源：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2015年公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已将藏羚羊定为“近危”等级，从受威胁物种名单中剔除；2016年公布的IUCN红色名录中藏羚羊的濒危级别从“濒危”降为“近危”，2017年IUCN红色名录将雪豹从“濒危”降为“易危”。
18.三江源藏羚羊，图源：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3.3生态服务功能逐步提升
三江源区生态资产质量较好，优级和良级占生态资产总面积的55.06%，主要分布在黄河源区和澜沧江源区。另外，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育区生态资产状况也明显改善，其中黄河源园区核心保育区生态资产指数增加最大（5.02），澜沧江源园区核心保育区生态资产指数增加最小（0.23）。驱动当地生态资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草原奖补政策的实施。
19.2000～2017年三江源地区平均水源涵养量及水源涵养量变化趋势，图源：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3.4可持续利用管理理念逐步实现
三江源地区整体平均生态承载力指数为0.495，利用综合均衡整合法计算的指数为0.552，处于中等水平，生态安全仍处于濒危状态；三江源地区平均理论载畜量为0.58SHU/公顷（SHU，标准羊单位），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趋势。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域内平均超载过牧比率约28%。
20.三江源理论载畜量空间分布及其基于畜牧业的三江源生态安全状况，图源：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04如何科学管理三江源国家公园？
根据国家公园“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基本保护理念，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将每个园区进一步分为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和传统利用区（注：目前已将传统利用区及其二级分区生态修复区合并为一般管控区）。
核心保育区，是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实行更加严格保护的基本生态空间，限制一切人类活动。
生态保育修复区，是核心保育区外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区域，实施严格的禁牧、休牧、轮牧，保持草畜平衡，逐步减少人类活动。
传统利用区，为核心保育区和生态保育修复区之外的区域，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是当地牧民的传统生活和生产空间，是国家公园与区外的缓冲和承接转移地带。
事实上，为了修复生态破坏，还三江源地区以一个平静自然的生态环境，从2005年起到国家公园开始建设阶段，青海省已经启动了规模宏大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10年来累计投入的资金接近90亿元，近10万牧民搬离了草原，超过70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了牲畜养殖数量。
2015年，青海省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设立了草原、湿地生态管护员指标2554个（包括全国首批湿地管护公益岗位963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后，管理局又整合了不同渠道的生态补偿资金，将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增至17211个，约占园区内牧民总数的27%，实现了“一户一岗”全覆盖。
通过一系列措施，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经初步构建了以“谁保护、谁受益、获补偿”、“权利与责任对等”、“生态优先，兼顾精准扶贫”为原则的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机制。园区生态环境不断提升、生态资产不断优化，统计数据显示，与2004年相比，三江源头年均向下游多输出58亿立方米的优质水，草原产草量提高30%。
05如何体验三江源景观-生态-文化？
作为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自然瑰宝，国家公园除了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功能之外，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
三江源蕴含有奇妙瑰丽的自然景观，也有独特的高原文化和民族风情。黄河源、阿尼玛卿、年保玉则、勒巴沟、格萨尔史诗文化体验廊道、唐蕃古道、嘉那嘛呢等景区已经成为知名的生态文化体验胜地。
国家级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和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先后在三江源地区获批成立；藏娘唐卡、玉树藏族服饰、囊谦黑陶制作技艺、安冲藏刀锻制技艺、牛羊毛编织技艺、藏文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
21.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的“格萨林卡”是为纪念格萨尔王而建造的公园（藏语“林卡”意为公园）。图源：VCG
苍茫壮阔的高原生态自然景观、遥远神秘的三大江河源头、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地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构成了极具特色的探险体验资源，是生态观光、科学考察、探险体验、宗教朝觐和风情体验为一体的江河源型国际级生态体验目的地。
22.三江源果洛自然景观，图源：VCG
青藏高原怀抱中的三江源，生命从这里开始远征，从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出发，承载着高原人的祝福，一路奔流，孕育了中华5000年文明。随着科学综合管理，三江源的神秘慢慢褪去，三江源的大美越来越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23.三江源国家公园，图源：VCG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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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围绕青藏高原地球系统变化及其影响这一关键科学问题，聚焦隆升后的西风-季风协同作用、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变化、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与适应、灾害风险与应对等问题，重点考察研究过去50年来环境变化的过程与机制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提出战略资源远景评估和绿色发展途径科学方案，进行综合科学观测和灾害预警示范，构建保障亚洲水塔与生态屏障安全的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应对科学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