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过牧如何解？“疏”“堵”结合是关键光明日报

草原畜牧业的良性发展与人、草、畜之间的动态平衡，不仅关乎草原健康状态，也关系牧民的生计和发展。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原生态逐步向好，人草畜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面对这一“成长中的烦恼”，2011年，我国启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此后，草原超载率逐年下降：到2015年第一轮补奖政策实施末期下降至17%，到2020年第二轮补奖政策实施末期降至10.9%；10年间草原超载率较补奖政策实施前下降了33.1个百分点。

但尽管如此，当前草原过牧现象仍有待解难题，主要是：2020年之后，草原超载率维持在10%左右，继续减压的难度增大，部分地区还出现超载率反弹。此外，全国尺度总体超载率不高，但是超载问题在空间上不均质，局部区域或地段草原放牧利用强度依然较大。

对此，应针对不同规模牧户的超载行为特征，如小牧户是过牧主体、中等牧户过牧相对偏重、大牧户总体上草畜平衡的现实情况，在全面推进草原畜牧业发展中，强化强牧惠牧政策，分类施策，加大对中、小牧户生产发展的引导和扶持，系统全面缓解人地矛盾，妥善解决草畜失衡问题。

分类施策：“疏”“堵”双管齐下，全方位加快草牧业发展

草原过牧问题的解决，需要“疏”和“堵”双管齐下。“疏”即从解决草畜矛盾和人地矛盾出发，通过政府引导、牧民配合，全方位加快草牧业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减少牧区群众生活和发展需求对草原的压力。“堵”就是要加强监管，在科学、精准核定草原理论载畜量的前提下，加强监测和监督，发挥草原管护、执法监管等作用，及时堵截制止放牧超载行为。对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提升草原饲草料供给能力，强化畜牧业发展的内在支撑。全面系统整合和布局草原资源的保护、修复及利用，加快推进严重退化草原的生态修复治理，对生态状况良好、生产潜力较大的优质草地资源，要通过改良措施提产增效，以大幅提升区域饲草供给保障能力。在地下水资源未超采区域，鼓励中小牧户建设适度规模高标准草地，即通过少量土壤补水与优质牧草补播措施结合，缓解中小牧户草地资源少、饲草紧缺问题。

加快转变天然草原传统养畜方式，探索饲养和经营新模式。在养殖方式方面，积极探索减少天然草原利用强度的高效生产模式，加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广“舍饲圈养”“牧繁农育”“托管代养”等高效饲养模式，实现生产方式由“放养”向“圈养”转变、由“多养”向“精养”转变，走出传统家庭畜牧业“夏肥、秋壮、冬瘦、春乏”的低效困境。在经营方面，鼓励中小牧户联户经营，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政府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形成“企业+生产基地+合作社+牧户”的组织生产模式，推动畜牧业加快转型升级。

优化区域畜牧业发展布局，建设农牧业现代产业园，集中配置优质资源，反哺农牧民。根据各地区草牧业发展特色及优势，在严守资源利用上限和草原质量底线的前提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发挥增长带、增长极作用，延长草原畜牧业产业链条，拓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做好精深加工和特色品牌建设，全面提升溢价能力，增加产品附加值，协调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提高牧民收入水平。

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规避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风险。在县域尺度构建气候变化应对体系，强化牧民应对极端干旱、雪灾等的意识和能力，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完善生物灾害预警防控体系，做好家畜生产的全过程防疫工作；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坚持走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品牌建设和国际化道路，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构建起高度组织化的多主体利益联结机制，鼓励牧户积极对接企业和市场，发展订单畜牧业，指导牧户规范化生产，降低生产经营管理风险，提高应对市场风险能力。

完善草原保护利用体制机制，强化精准监测与有效监管。完善草原保护与利用监测系统，形成“天上看、地面查、网上管、全覆盖”的草原管护体系，实现“数字化监测、法制化规范、网格化管理、精准化落责”，发挥“堵”的实效，做到超载放牧区精准预警、及早发现、严格管控。压实监督管理主体责任，发挥村规民约在过牧监管中的积极作用。优化草原补奖政策，推动形成“谁保护、谁受益”“谁破坏、谁赔偿”的公平正向激励机制，适度提高补奖标准，调动牧民参与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通过生态补偿均衡协调好草原生态与生产、保护与增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