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是中国音乐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小编带大家学习一下中国的音乐发展史。
【一】远古时期
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据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想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
【二】夏、商时期
【三】西周、东周时期
【四】秦、汉时期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六】隋、唐时期
【七】宋、金、元时期
【八】明、清时期
【九】近现代时期
【十】中国现代音乐/中国音乐史：歌(话、舞台剧)、舞剧、秧歌剧音乐
歌剧是一种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并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形式。中国的歌剧艺术在发展中借鉴了中国宋、元以来的戏曲形式和西洋歌剧之所长，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歌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在延安“秧歌剧”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像《白毛女》等一批歌剧作品，把中国歌剧音乐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的歌剧创作，最早出现的是黎锦晖以儿童歌舞剧为主的一批作品。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月明之夜》、《小羊救母》、《小小画家》、《最后的胜利》和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可怜的秋香》等；黎锦晖(1891-1967)字均荃，湖南湘谭人，中国现代作曲家。在读小学、中学时就曾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学习演奏民族乐器。1912年毕业于长沙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在北京和长沙等地任机关职员、报刊编辑、学校音乐教员等职。1916年参加北京大学音乐团活动。1920年至1927年在上海任职中华书局主编《小朋友》周刊；创办中华歌舞专科学校。1928年组织“中华歌舞剧团”赴南洋进行商业性演出；1929年返沪后改称“明月歌舞剧社”，直到1936年。1940年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并被聘为中国音乐研究所通讯研究员。
黎锦晖的作品基本上是由自己编写脚本及歌词，他善于通过儿童的生活，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兴趣来选择题材、构思情节。例如，在《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作品中，他以“人格化”了的自然景物，向儿童诉说了大自然的美丽和小动物的可爱；在《月明之夜》里则通过“嫦娥下凡”的故事宣传了人间生活要比神仙世界更加幸福美好，从而反对了封建迷信；在《神仙妹妹》、《小羊救母》等作品里则表达了只要勇敢、机智、团结就可以以弱胜强的思想；在《小小画家》里则批判了封建的、反科学的教育制度，宣传了个性解放思想；而在《最后的胜利》这部作品中，作者则力图通过儿童歌舞剧这种艺术形式直接对北阀战争进行了歌颂。其处女作《麻雀与小孩》，竟发行到18版之多，可见当年流传的盛况。他的《可怜的秋香》、《小小画家》等作品，也都普遍流传在当时中小学生中，在对中小学生在思想品德上给以“美”的影响和培养儿童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对当时中小学音乐教育有很大影响。
黎锦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曾有意识地吸取中国民间音乐的音调，包括各地的民歌、小调、戏曲、民间器乐曲牌等，所以其作品民族风格十分强烈。如在《麻雀与小孩》中，他引用了民间器乐的传统曲牌《大开门》、城市小调《苏武牧羊》和小曲曲牌《银绞丝》等，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在民间风靡一时和广泛流传原因之一。
《小小画家》是黎锦晖儿童歌舞剧中一部艺术很强的作品，作品通过描写一个喜欢绘画的儿童，由于母亲和老师强迫他死背经书，经常被打骂，最后被老师发现其才能，所长才得到发挥的故事，批判了旧的教育制度，宣传了个性解放思想，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
在黎锦晖的儿童歌舞音乐中，思想性最强的作品要属1921年创编的儿童歌舞表演曲——《可怜的秋香》。这部作品采用类似两段体结构和叙事的方法，并把中国民间音乐中常见的“承递”和“重章叠句”等手法运用其中，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特别是借“太阳”、“月亮”、“星光”等来比喻和衬托秋香痛苦的幼年、少年和老年，形象鲜明，很符合少年儿童心理特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黎锦晖的音乐创作，他所留下来许多好的作品，至今仍不失其光彩，值得学习、总结和研究。他的儿童歌舞剧《神仙妹妹》中的《老虎叫门》、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等，直到中国解放后还在广大儿童中间流传并为儿童们所喜爱。
进入到30年代以后，中国有许多音乐家投入到歌剧创作的行列，出现了歌剧《洪波曲》(任光作曲)、《农村曲》(向隅等作曲)、《郑成功》(郑志声作曲)、《荆轲》(陈田鹤作曲)、《军民进行曲》(冼星海作曲)、《松梅风雨》(张肖虎作曲)、《面包》(沈醉了作曲)、《天鹅》(邱望湘作曲)、《上海之歌》(张昊作曲)、《秋子》(黄源洛作曲)、《大地之歌》(钱仁康作曲)、《观音》、《孟姜女》、《杨贵妃暮景》(均俄·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AvshalomovAapoh作曲)、《红梅阁》(沙梅作曲)、《白毛女》(马可、张鲁等作曲)、《赤叶河》(高介云、梁寒光等作曲)等。这些歌剧的音乐在吸收西洋歌剧特色来探索中国歌剧创作道路方面，在用歌剧这一艺术形式反映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和斗争等方面，在吸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方面都作出了一定探索。特别是进入40年代以后，在延安秧歌剧创作道路和经验的基础上出现的《白毛女》、《赤叶河》、《刘胡兰》等歌剧，为中国歌剧艺术的真正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旅居中国的俄国犹太人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在中国歌剧的创作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曾创作了《观音》、《孟姜女》、《杨贵妃暮景》等歌剧，曾为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盘》谱写了歌舞剧。此外，他还创作了交响诗《北平胡同》和许多舞剧以及器乐曲等。由于他在侨居中国期间积极学习并研究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所以他的音乐作品大多以中国事物作为创作题材，是一位一生为中国民族音乐作出贡献的外国作曲家。他于1925年创作的歌剧《观音》可以说是用西洋的歌剧程式来探索中国歌剧最早的尝试，曾在北京和美国波特兰获得了演出的成功。
秧歌也叫“社火”，是流传在中国北方广大农村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歌舞，在民间喜庆节日时演出，俗称“闹秧歌”。秧歌有“过街”、“大场”、“小场”之分。过街秧歌是秧歌队在街上行进时，其表演随着音乐的变化而作出一些简单舞蹈和队形变化；大场秧歌是在秧歌表演的开场和结束时表演的集体歌舞；小场秧歌则是在大场秧歌打开场子之后，表演者在表演场地中表演一些带有情节的歌舞和歌舞小戏，不同地区的秧歌有着各自不同风格。
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出现了一场规模很大，影响深远的群众性秧歌运动。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秧歌运动有了很大提高和发展。1943年，以延安“鲁艺”为主在延安举行了盛大的“新秧歌”演出活动，在秧歌基础上加进了有具体人物形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中央领导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的“秧歌剧”。
中国音乐的起源
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音乐，这是一种以汉族为主体的音乐文化，其中，殷商和西周时期的音乐文化具有代表意义。
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华夏族为主所创造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
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由来已久。在汉代，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教音乐和天竺乐开始传入中国；隋唐时期，大量外国音乐的输入，不仅带来外国乐曲，而且也引进了乐器、乐律和音阶。
中国音乐的发展
中国音乐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中国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秦汉。这一时期为中国音乐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中国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包括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国音乐在这一时期发生显著变化，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新乐风。一方面世界音乐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中国音乐也开始走向了世界化。
中国音乐的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包括辽、宋、金、明、清。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呈现出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
琴制与造琴
琴究竟最早产生于何时，现在还是一个谜。古代或传说神农氏所创，或传说伏羲所作，还有传说尧、舜所作的。远古传说难为信凭，但它们暗示着古人相信琴的出现非常遥远，则应符合事实。
一、先秦以前
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至西汉初的古琴实物，数量还很少，它们都出土在原楚国范围内的湘、卾两省。这些琴形制基本相同，但与今天习见的形制有很大不同。它面板与底板分离，演奏时浮搁在一起；面板又分为半箱体和是实木长尾两部分，尾端稍上翘，末端有过弦凹口（龙龈）；背面有一长方形足池，安有一方形繫弦轴（雁足）。它们面板上也还没有标示泛音位置的琴徽，有效弦长（隐间）也明显短于后世。可称它们为半箱式的一足无徽琴。它们有弦一至十根不等，说明尚未形成七弦定制。例如，湖北隋县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琴十弦；湖南长沙五里牌战国晚期墓出土彩绘琴（严重残损），九弦或少于九弦；七弦琴的实例则有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号战国中期墓琴，和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初期墓琴。
从体积较小、琴面浮搁、面板不甚平整、岳山较低、弦距较窄等特点看，此时琴的发音质量、音量还有很多不足，也不适于快速而复杂的指法。
二、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今天习见的合体全箱式、两足七弦、面有十三徽的古琴，其形制应是在汉晋南北朝时期确立的。
四川绵阳出土的东汉弹琴俑所持之琴，弥补了出土先秦古琴与今天七弦琴音箱形制间的重要缺环，它们均是长条形全箱式琴，又分头宽尾窄的长条形和具有内收弧形琴项的长条形两种。
东晋顾恺之（约公元346—407年）所绘《斲琴图》中有两种古琴，它们也都是全箱式，虽琴身出现了额、颈、肩等区分，但图中两种古琴造型仍与宋汉弹琴俑大体一致。这一样式的琴体还见於河南邓县北朝彩绘画像砖墓出土的《商山四皓图》，说明古琴初见於东汉的这一形制，一直保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陕西三原唐初李寿墓线刻壁画伎乐图中，有抱琴、弹琴图像各一，琴式则与《斲琴图》中琴基本相同，可以看到一种传统的古琴式样是会延续很久的。
南京西善桥等地南朝齐、梁大墓砖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山的琴，具备全箱式特点而又呈现为新的样式，即音箱从东晋的内收弧形项的长条形，发展为方头、阔肩、收尾形态，这种样式的音箱能进一步改善琴的音响效果。
琴徽的出现大约早在西汉前期稍晚，即公元前二世纪上半。西汉枚乘（？－公元前140年）的名赋《七发》，曾提到用龙门之桐制琴，用野蚕之丝制弦，并以“九寡之珥为约”。从上下文意看，用珥做的约，本是箭靶的中心，这里相当於徽。更明确提到徽的是晋嵇康（公元223—262年）《琴赋》“徽以锺山之玉”这句话，但徽数则不详。
有徽之琴的最早图像材料，见於考古发现的南朝齐、梁陵墓砖印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中，嵇康和荣启期所弹之琴，琴面外侧均列有十多个明显的琴徽。可以认为，全箱式琴体和十三徽的定制，年代约在东晋或稍前，下限至迟不晚於南齐初年，即公元五世纪九十年代。
三、隋唐时期
唐代造琴工艺取得突出的成绩，无论数量、质量都有空前的进展，民间出现很多造琴的能工巧匠。最受人们喜爱的斲琴名手，出自四川的雷氏家族，其中较早的.是雷儼，曾在唐玄宗做过待诏，其后有雷霄、雷威、雷珏、雷文、雷会、雷迟等。雷威尤其著名，传说他得到神人指点，又传说他常在大风雪天去深山老林，以听风吹树木的声响，从中辨取造琴良材。他们所斲之琴在大历（公元766－779年）中被称为“雷公琴”，“其岳不容指，而弦不先文；其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溢，徘徊不去，乃有余韵，其精妙如此”（宋苏轼《杂书琴事》）。贞元（公元785－804年）时，成都雷氏所造之琴，“弹者之众”。当时江南也出了沈镣等制琴名手，他们所制之琴也受到人们的喜爱。出自名手古琴，历代好琴之士均视为传世之珍，以至宋代便有不少人伪造唐代雷琴，这种作伪之风经历元、明、清而延续到现代。也有少量唐琴珍品保存至今，盛唐雷氏所斲之“九宵环佩”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认为不仅是传世七弦琴中最古一件，也是唐琴最卓越的代表。
古琴确立今制之后，细部仍不断改进，以臻完善。传为唐初阎立本所绘的《北齐校书图》（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中的古琴，圆首阔肩，中部微狭，凤翅以下收殺至尾，这一造型对改善琴的音响当更为有利。
专家们鉴定今存较为可靠的唐琴共十六张。在基本形制一致前提下，根据它们外形起伏收缩的不同特点，还可划分为多种不同样式。若按后代琴书中琴式分类，有伏羲式十六张、神农式一张、凤势式三张、连珠式两张、师旷式两张、列子式一张、仲尼式一张。因为仅有的一张仲尼式琴还是晚唐之作，看来东汉到中唐的八百年间，仲尼式琴并不很流行。只是中晚唐孔子又被儒家作为道统代表推崇之后，仲尼式古琴才逐渐时兴起来，至两宋大为流行，出现定于一尊的局面，其它样式的琴反倒日益少见了。
晚唐的仲尼式琴，较之后世同类琴，还具有琴面较圆，腰部内收较深的唐琴共同特点。唐以后的仲尼式琴，除仿唐之作外，一般不具备这种特点。
隋唐以来，琴乐也受到许多王侯显宦的爱好。隋文帝之子杨秀受封蜀王，曾“造琴千面，散在人间”。后来蜀地造琴名将辈出，或与此有关。唐代二十年为相的的李勉，好琴，家中自斲琴数百张，其中绝代之品“响泉”、“韵磬”自宝于家，曾撰《琴说》一卷。
四、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各代帝王好琴者甚多。宋太宗赵匡义曾“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谱三十七卷。”后来各代皇帝也仿效改制一弦琴、二弦琴……直至九弦琴，南宋高宗赵构还特制盾形琴送臣下，以提示不忘武备。但这些改制并不受琴界接受，后世也无传承推广。
宋徽宗著力“搜罗南北名琴绝品”，专设“万琴堂”珍藏，其中最名贵的是唐雷威所作“春雷”琴。后来金兵攻陷宋都开封，“万琴堂”落入金人之手，金章宗尤喜“春雷”琴，不仅列为其“御府第一琴”，与自己形影不离，临终还“挟之以殉”，可谓生死与共。
宋元明的古琴今存较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宋代以来官方和民间有大量的斲制，称为“官琴”和“野斲”。例如明代内府曾集中名工巧匠成百上千的造琴。又如明潞王所造的“中和”琴数百张，今天也常能见到。当时制琴名家有冯朝阳、涂桂、张敬修、施彦昭等，同时一般有资历的弹琴家也都有斲琴传世的风尚，明清时期许多著名的琴家也都是斲琴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