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两者大体以长城为界，形成农耕民族统治区与游牧民族统治区的分立和对峙。在农耕文化区内，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以旱作农业为主，南方以水田农业为主。在游牧文化区中，又可区分为单纯游牧区和农牧错杂区。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通过不断的交流和碰撞，形成多元交汇的中华民族农业文化。
中国农业发生在十分广阔的地域内，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考古发掘表明，它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向周围扩散，而是从若干地区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因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
作为农牧分界线的长城位于今日地理区划复种区的北界附近，这表明中国古代两大经济区的形成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的。长城以南、甘青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业发展的要求。这一地区生产结构的特点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种植桑麻和饲养牲畜是最重要的农家副业，实行农牧结合和耕织结合。在长城以北横亘着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的条件比较差，却是优良的牧场。在这广阔的舞台上，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女真、蒙古等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相继代兴，他们拥有庞大的畜群，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饮湩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以畜群为主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他们的畜群以羊为主体，马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又拥有中原原来没有的驴、骡、骆驼等牲畜。他们虽然很早就懂得种植黍稳等作物，不过种植业比重很小，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是这些民族唯一的衣食之源。
在长城以北、甘青以西广大地区内，情形并非千篇一律。如东北地区除西部是蒙古高原一部分外，中部、东部离海较近，雨量较多，森林沼泽密布，有肥沃的黑钙土，不少地区宜于农耕。这里很早就有农耕文化遗址分布，并逐渐形成了一些营农民族；另一些民族则长期保存了浓厚的渔猎经济成分。当地的民族一般只有进入蒙古草原以后才会形成游牧民族。新疆部分地区或处沙漠草原的边缘，或为内陆河流所流经，形成沙漠中的绿洲，这些地方也存在发展农耕的有利条件。汉魏时代，大抵以天山为界，北疆与蒙古草原相连通，是匈奴、乌孙、丁零等族的游牧地，南疆则多为有城郭田庐的“城国”。城国也分两类，鄯善、诺羌、且末以游牧为主，多马驴、骆驼，耕地少，往往要“寄田仰谷旁国”，而且末以西各国则多五谷果木，农业经济状况与汉区略同。甘青地区的氐羌系统各族以游牧为主，但也种植穄麦等农作物。大抵羌族经济偏于游牧，氐族经济中种植业成分较多些。
中国西南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区，长期为少数民族所聚居，主要民族成分分属氐羌系统和百越系统。其中四川成都平原农业发展较快，秦汉时已和关中经济区连成一体；其余相对落后，被统称为“西南夷”。这一地区既不同于农区，也不同于牧区，特点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错杂并存，与南疆情况有些类似。
旱作农业区和水田农业区的形成和发展，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地位的变化；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联系和斗争，以及农牧区的消长，构成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的两条主要线索。
秦岭淮河以北的黄河流域属温带干凉气候类型，年雨量400～750毫米，虽不算多，但集中于高温的夏秋之际，有利作物生长。不过降雨量受季风进退的严重影响，年变率很大，黄河又容易泛滥，因此，经常是冬春苦旱、夏秋患涝，尤以干旱为农业生产主要威胁。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覆盖着黄土，平原开阔，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林木较稀，极便于垦耕。但平原坡降小，地下水位高，泄水不畅，内涝盐碱比较严重，上古尤其如此。黄河流域的这种自然条件，使得它最早被大规模开发，并长期成为中国经济和政治的重心，同时又决定了该区的农业是从种植粟黍等耐旱作物开始的，而防旱保墒一直是农业技术的中心。
根据目前已有的考古材料，黄河流域农业最早发生在太行山东麓（磁山文化）、伏牛山、熊耳山、嵩山山麓（裴李岗文化）、秦岭两侧及北山山系前缘（老官台文化）和泰沂山麓（北辛文化），逐渐向海拔较低的地区扩展。至龙山文化时期，西自黄河上游，东到华北大平原的南部、西部和中部，都有农业遗址。而西起陇山，东迄泰山，即渭水下游，黄河中下游之间以及济水上中游相连的东西一线是远古农业最发达地区。当时的农业遗址一般分布在黄河支流两岸的阶地或岗地上，表明人们经营的是旱地农业，而不是依靠黄河泛滥的灌溉农业。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黄河流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虞夏活动中心是汾、涑流域；商族起源于济泗流域，逐渐向西迁移，最后落脚在黄河北岸靠近太行山东麓的安阳；周族起源于泾渭流域，灭殷后将统治重心放在河南的洛阳。虞夏商周的势力范围虽然伸展到广阔的地区，但经济政治重心一直不离黄河中下游间的两岸，即古称“三河”的地区。这一时期青铜器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农业各领域，逐步排斥木石农具，但木制耒耜在很长时期内仍是主要耕播农具。在薮泽沮洳较多的上古自然环境中，人们为了开发低平地区，采用“二耜为耦”的办法挖掘用于排水洗碱的田间沟洫，形成畎亩结构的农田。庄稼一般种在垄上，促进了条播、中耕等一系列技术的发展。这种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沟洫农业，是当时黄河流域农业的主导形式。不过当时农田垦辟毕竟有限，耕地主要集中在若干都邑附近，稍远一点就是荒野，可以充当牧场。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尚多，而国与国之间往往存在大片的隙地。正是这种情况，使游牧民族穿插活动其间成为可能。
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获得全面的大发展。农业生产新飞跃的主要标志是铁器牛耕的普及、大规模农田灌溉水利工程的兴修和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中国铁铸农具始于春秋前期，到战国中期已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普及，在主要农事领域排斥了木石农具。牛耕在春秋时已不罕见，但直至战国汉初铁犁尚较原始，到西汉中期，赵过总结群众经验，推广用两头牛牵引的、带有犁壁的大型铁铧犁，被称为“耦犁”，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铁犁牛耕遂在黄河流域普及。战国以前，农田灌溉在黄河流域虽已零星出现，但农田水利重点在防洪排涝的沟洫工程。战国时，由于田野内涝积水状况有所改变，耕地范围扩展，干旱成为农业生产主要矛盾，加上铁器的推广，导致了农田沟洫的衰落和大型渠系灌溉工程的兴建。当时人们还创造了利用富含泥沙的河水淤灌以改良盐碱地的新经验。井灌在园艺中也有较大发展。从战国起，连种制度逐步取代了休闲制，农田施肥受到重视，土壤耕作、良种选育等技术都有明显进步。由于华北地区水资源的限制，能灌溉的农田毕竟只是一部分，旱作仍然是华北农业的主体。当地防旱保墒问题很大程度是依靠土壤耕作措施来解决的。
生产力的飞跃大大推进了黄河流域开发的过程。以前难以利用的盐碱荒滩、丘陵瘠地被开垦成良田，黄河中下游农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成为秦汉统一封建帝国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但黄河流域内部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关中地区有悠久农业历史，战国末年秦国在其北部建立郑国渠，使数以万顷的“斥卤”（盐碱地）变成亩产一钟的良田，直接奠定了秦灭六国的物质基础。西汉时期，关中是京师所在，是水利建设的重点，耦犁、、冬麦等主要推广区，又得到巴蜀农产品、河西畜产品源源不断供应，故成为全国首富之区。关东地区有着比关中盆地更为广阔的平原，农业很有基础，西汉时代每年要供应关中400万石漕粮。从太行山东南起，越黄河而东，由济水和鸿沟分黄河之处起，直到东海之滨，北达鲁北，西南至鸿沟系统汴水、淮水以及狼汤渠流经的区域，是关东盛产粮食地区。但黄河的频繁泛滥对该区农业生产威胁很大。在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农业相对落后。西汉中期后，南阳地区和汝南地区的陂塘水利有较大发展，洛阳和宛（今南阳）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城市，加上关中在两汉之际和东汉与羌人长期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长安不复为都，黄河流域经济重心有东渐之势。
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以后，先是军阀混战，继之是内迁的原北方游牧诸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国家分裂，黄河流域陷入长期战乱之中，人口丧亡，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中止，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都有所进步。汉族的地主和农民往往建立坞壁以自保，在这种形式下，从事农业生产，延续和发展了的优良传统。各民族各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在继续进行。这些都为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复苏准备了极其重要的条件。三国时的曹魏政权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某些少数民族政权比较注重农业。尤其是拓拔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北中国后推行汉化政策，实行均田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隋唐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系统总结黄河流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农学巨著，正是产生在这一时期。隋唐统一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以空前的速度恢复和发展。天宝八年（749），唐政府租粟总收入740余万石，江北郡县占520余万石，约占收入总额的七分之五，黄河流域农业的优势地位仍然十分显著。
明清时代，黄河流域农业扭转了下降的趋势，无论人口和垦田都有大幅度增长，高产的玉米、高粱进一步排挤了传统的黍稷，由于棉花的迅速推广，河北、山东、陕西等省成为中国重要棉区。不过，从总体看，黄河流域农业已远远落后于南方。
在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中下游及其南境，基本上属于亚热带和暖温带气候类型，雨量充沛，河湖密布，水源充足，资源丰富，颇利农业；但雨量亦受季风进退影响，有些河流容易泛滥，旱涝不时发生。河流两旁往往有肥沃的冲积带，是理想农耕区，但缺乏华北那样广袤的平原，山区丘陵多为酸性淋溶土，适耕性较差，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也给大规模开发带来许多困难和问题。
长江中下游早在原始时代就拥有稻作农业。夏商周三代，南方的稻作文化集团，如尧舜禹时的有苗氏，殷时的淮夷，周时的荆蛮、于越等，在北方骑马集团崛起前，曾是与中原粟作文化集团——华夏族相抗衡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农业方面有多方面的建树。他们最早种稻，因而也较早进行农田灌溉，中国最早的大型陂塘蓄水灌溉工程期思陂（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和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境），出现在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以于越族为主体的吴、越，春秋时代即已在低洼地区筑堤围田，利用陂塘湖泊养鱼，并修筑了许多运河，包括沟通江淮的邗沟。越人实行犁耕颇早，《吴越春秋》中曾以铧譬喻越人，中国最早的石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江下游地区，1990年又在江西新干发现属于于越族的商代的铜犁。吴越和楚国的青铜冶铸业相当发达，青铜农具使用普遍，在这基础上成为最早发明冶铁炼钢技术的地区之一。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春秋时代的楚国和吴、越都曾北上争霸。战国时，楚国“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淮之利”，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
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南方民族中的先进部分与华夏族融合为汉族，另一部分逐步向南方或偏僻山区迁移，汉人则陆续南下，形成汉族与南方土著杂居的新局面。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的融合与分化过程，隋唐以后，绝大多数土著居民已成为汉族一部分，另一些则形成取得近世民族称谓的南方诸族，分布在湘西、广西、粤北、海南、台湾等地。
安史之乱后，在黄河流域农业屡遭破坏的同时，南方农业却持续发展，终于导致农业优势的南北易位。据冀朝鼎统计，唐宋兴修的水利项目明显地南增北减（见表）。
唐宋水利项目比较表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唐宋以来，南方水田火耕水耨的粗放生产方式已被精耕细作所代替，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结果。早在汉代已在岭南和四川部分地区出现的水稻育秧移栽技术，唐宋时获得普及，推动了水田耕作的精细化。唐代江南地区创造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曲辕犁，宋元时代进一步完善，推广到全国。适于水田整地用的耖不晚于晋代已在岭南出现，宋代传到了江南。元代又发明了中耕用的耘荡。于是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体系和农具系列。耘田烤田、水浆管理、积肥用肥等技术十分讲究。水稻与冬麦、油菜等“春花”作物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复种制度，在江南地区形成并获得初步发展。各种作物的地方品种大量涌现。这些技术成就，标志着区别于北方旱作的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南方水土利用方式与黄河流域有很大的不同，适应当地山地丘陵多，洼地水面广的环境，南方水利主要有陂塘蓄水和堤坝护田两种类型。筑堤把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圈围起来，外以捍水，内以护田，堤上设闸，并配合龙骨水车的使用，可以做到灌排自如，旱涝保收。这种田称围田或，有些地方称垸田或坝田，是长江中下游及其南境人民开发低地与水争田的主要形式。陂塘和围田起源都很早，但唐以前南方水利以陂塘建设为主，唐以后围田有较快发展。唐五代在太湖流域疏浚了入海港浦，连接和加固了海塘湖堤，形成了塘浦纵横、圩圩相接的圩田体系，使太湖流域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水患，发展了生产。宋以后，太湖流域围田又有发展，但当地的水利系统也开始受到破坏。与水争地的另一种方式是围海造田。在滩涂地筑堤坝或立桩橛，以御潮泛，地边开沟蓄雨潦，以资灌溉和排盐，是为；与此相类的还有，宋以后在东南沿海一带有较大发展。此外又有和架田。耕地向高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山田；仍保持刀耕火种习惯的称，对森林破坏比较严重；修整得“层起如阶级”的是，由于修埂平地，有利于水上保持和引流灌溉。唐宋以后，由于南方人口的增多，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丘陵地区梯田有明显发展。
这一时期，南方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了某些改变。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是全国主要粮仓，时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谤语。广南东路的珠江三角洲等地，荆湖路的滨湖州县的开发都颇有进展。苗、瑶、土家、僮族等族人口较多的湘西和广南西路，虽然未能完全改变粗放耕作的面貌，但农业都有长足发展。
明清时期，南方农业的优势地位继续保持和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向荒山滩涂继续发展，荆襄山区，浙、赣、闽、粤、湘、桂诸省山区，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的山区相继获得开发，既使耕地面积空前扩大，也导致了某种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时期，除了江南地区继续保持优势外，又形成了新的农业发达地区。洞庭湖区的围垦虽然在宋代已零星进行，但大规模“化弃地为膏腴”则是在明成化（1465～1487）以后。人们在湖北筑堤御江救田，在湖南筑堤阻水为田。明中叶以后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新谚语。明清时珠江三角洲开发加速，跻身于全国先进地区的行列。从三国至明初，陆续有大陆人入居台、澎。明清之际郑成功入台，台湾西部平原获得开发。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至道光年间，以闽南、粤东人为主的大陆入台移民达250万，大大推进了台湾的开发，台湾的粮食和蔗糖，成为输入内地重要产品。
该时期南方农业的一大特点是商业性农业有明显的发展，并导致某种地区性的专业分工。例如江苏东南部的棉花，嘉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的蚕桑，福建、台湾、广东等地的甘蔗，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烟草，福建、广东的园艺果树，均形成专业产区。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已逐渐以从事经济作物生产为主，而另一些地区则形成商品粮基地。如江南不少地方改以养蚕种棉为主，粮食仰赖湖广、江西、四川等地供应。珠江三角洲由于蚕桑、果树、塘鱼等多种经营的发展，部分粮食也要由湖广、广西、暹罗、南洋等地接济。这种新的经济联系形式也存在于南方和北方之间。在明代已出现华北棉花南运、江南棉布北运的局面。清代东北地区又成为江南地区豆麦的重要供应地。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集约化，农艺上更趋于精耕细作、少种多收。这一时期多熟种植有较大发展，长江流域在普及稻麦两熟制的基础上推广双季稻，岭南等地三季稻面积有所增加。珠江三角洲和江南一些地方形成水陆结合、多种经营的基塘生产方式，使土地利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农牧区分立的局面形成后，农牧区的界线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时期互有进退，但总的趋势则是农耕区与农耕文化的扩展。
明清时代，中国农牧区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不但秦汉以来的半农半牧区基本上变成单纯的农区，不少传统牧区也向农区转化。
中国西部农牧错杂区农业发展有其独特性，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总的趋势是种植业优势的不断增长。
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巴蜀地区。春秋战国时巴蜀已有颇为发达的农业。秦并巴蜀后设置铁官，后蜀卓氏等也在四川发展冶铁业。秦又在古蜀国治水基础上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不忧的“天府之国”。从出土的汉代图像资料看，当时四川水稻生产已采用插秧、施肥、灌溉、耘耨等先进技术，并利用稻田养鱼。汉政府往往利用巴蜀粮食赈济关东灾民。蚕桑、茶叶、水果生产也很发达。四川农区是南方最富庶地区；它与关中农区紧密相连，成为秦汉帝国的重要仓库和经营西南夷的基地。三国时，四川农业支持了与中原的魏和江南的吴长期抗衡的蜀政权。东晋南朝，四川农业受到战争破坏，呈衰落状态。隋唐时获得恢复，宋代有明显发展，不但整修了原有的水利工程，而且兴建了新工程。无论农艺水平和单位面积产量，四川都仅次于农业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植茶业也获得较大发展。元朝和明末，四川农业两次受到严重破坏。清代四川是移民垦荒最主要地区之一，农业获得较快的恢复，是长江下游地区粮食的重要供应地，各种经济作物也有发展。
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各族，汉代称西南夷，游牧部落和农耕民族并存。农业最发达的是滇池附近的滇国。汉朝在该区设置了郡县，铁器牛耕逐步推广，农区范围扩展。魏晋南北朝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农业继续发展。唐宋时该地区出现了以彝族和白族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南诏和大理，政治经济重心转移到滇西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种植业是其主要经济部门。但直到唐代，还有部分昆明人转入高山游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元朝，云贵重新纳入统一帝国版图。元明清三代，云贵地区的屯垦持续发展，农区从腹地向边疆，从平坝向山区扩展。汉人大量进入，逐渐成为当地主体民族。但直到清代，云贵地区畜牧业仍相当繁盛，并产生了春夏在高山放牧，秋冬在收割后的水田放牧的畜牧方式。而随着坝区农业的发展，放牧区逐渐向山坡以至深山转移。利用草山草坡放牧的畜牧业一直延续到现在。
青藏高原是藏族长期生活繁衍的地区。这里的农业发生相当早。距今4000多年的澜沧江上游的卡约遗址居民已经营粟作农业，并饲养猪牛等。7世纪初，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山南雅隆部落首领松赞干布在西藏建立了吐蕃国，并一度占领阿陇地区和云南省西北部。《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麦、豆、小麦、荞麦，畜多牦牛、猪、犬、羊、马”，反映了西藏农业高寒型特征。当时的农区集中在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流域河谷地带，其余地区则以牧猎为主。13世纪以后，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元明清三代，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农牧业生产也发生重大变化，原来分散的垦区逐渐扩大范围，由气候温暖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和藏东三河河谷发展到温凉和寒冷的各河流上游和藏南高原的河谷湖盆地区。至19世纪初，今日西藏农牧业生产的地理分布格局已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