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的养殖成本，加上高风险，养猪户扩产谨慎
◇建议加大对生猪调出县的政策扶持力度，参照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生猪调出县和调入县对接机制，提高生猪调出县抓生猪生产的积极性
猪粮安天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深入安徽省多个生猪大县采访，养猪户们正在走出非洲猪瘟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阴影，信心回升。生猪养殖凸显规模化、生态化、科技化等“三化”特色。
记者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联合，对安徽省16个地市的33个县进行了问卷调查，有效问卷涉及233位养猪户，覆盖年出栏小于500头、500～999头、1000～1999头和2000头及以上四类养猪户，其中2000头及以上养猪户占64.8%。
资金匮乏、环保压力，是养猪户反映最强烈的两大困难，一些地方政府则存在重工业轻养殖业现象。基层干部建议，建立生猪调出县补偿机制，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快非洲猪瘟疫苗研制。
“由于担心非洲猪瘟疫情，2018年我把育肥猪和仔猪低价卖掉，当年亏了近300万元，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寿县众兴镇养猪大户陆浩告诉本刊记者，自2019年4月起，三个月内生猪存栏量从6000头锐减到1500头，他也改行从事生猪贸易了。
在政府部门多次鼓励下，陆浩看到只要实行严格的生物防护措施，就可以有效控制非洲猪瘟疫情，他决定重操旧业。去年11月，他从上海引进能繁母猪，购进一些仔猪，投入200多万元做好生物安全防护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饲料涨价约5%。但按当前的市场行情来说，还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他充满信心地说，存栏量现已增到3800多头，到8月能达7500头。
调查显示，54.5%的养猪户认为非洲猪瘟疫情对养猪的积极性影响极大，防护成本高、造成亏损、仔猪成本高，是养猪户反映非洲猪瘟疫情带来的最强烈影响，27.9%的养猪户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极大。（见图1）
“我们养了600头母猪，年出栏1万头仔猪。非洲猪瘟疫情以来，养猪场的养殖成本增加10%左右，主要用来购买消毒机、防护服等，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霍邱县小根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根说，“国家这么重视养猪，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60.5%的养猪户反映未来的生产信心充足，24%的养猪户反映生产信心“一般”，反映信心不足的占14.2%。（见图2）
生猪养殖呈三化特征。
规模化养殖。养猪户加大生物安全防护投入，能有效防控动物疫病，提升抗风险能力，避免盲目生产。肥西县官亭镇养猪大户王家法说，他半年来投入300多万元升级改造猪舍、做好生物安全防护，目前有能繁母猪2100头，月产仔猪近4000头，而去年同期分别为1500头和2500头。
有的养殖户依托大型养殖公司，走“公司+农户”模式。寿县三觉镇张岗村养猪大户李新与养猪企业温氏股份合作，按照公司要求投资建设猪舍，种苗、饲料、技术等全部由公司提供，公司回购生猪，他平均每头猪可获得200多元的稳定收入。在寿县，像李新一样走“公司+农户”道路的养猪大户有50多位。
生态化养殖。养猪户探索农业循环种养模式，将猪场粪污变废为宝，实现绿色、环保养殖。位于蒙城县的京徽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流转1600多亩地，以猪场为核心，发展猪—沼—菜、猪—沼—果等循环种养模式，带动种植蔬菜、果树等。公司总经理慕京生说，循环种养解决了养殖业污染问题，促进绿色循环畜牧业发展。
科技化养殖。位于霍邱县的安徽宝楮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院士工作站，依托院士团队的支持，制定了生物饲料生产流程、生猪养殖标准等。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规模养殖稳步发展的同时，一些散养农户由于规模小，达不到安全防护要求，则选择弃养，有的转型养殖牛羊。
针对一些地方生猪产能急剧下降，各地纷纷创新施策，加大对生猪养殖的支持。
增加补贴、提高保险标准。霍邱县发放生猪引种补贴，提高生猪保险保额，将能繁母猪的保额由1000元/头提高到1500元/头，同时降低育肥猪投保门槛，给养殖户吃下定心丸。
将扶贫与发展养殖产业相结合。“政府用扶贫资金与大型养殖企业按一定的出资比例合建扶贫养殖小区，建成后交给公司管理，优先安排贫困户合作养殖。在建的有56个养殖规模1800头的猪舍，建成后可实现年增产生猪近20万头。”寿县副县长施性平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寿县去年生猪存栏量比2018年减少4成，目前该县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已连续4个月出现恢复性增长。霍邱县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敬华说，截至2月下旬，霍邱县生猪、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分别增长1.2%和4%。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卢仕仁说，截至2月下旬，全省生猪期末存栏1249万头，环比增长1.74%，其中能繁母猪存栏128万头，环比增长1.95%。
随着生猪养殖扶持政策的推进，稳产扩产成为大多数养猪户的心声。37.8%的养殖户今年将扩大规模；在经营收入方面，25.8%的养猪户预计今年与去年持平。（见图3）
仍面临多重掣肘
“公司成立3年来，累计投入6000多万元，目前已初见成效，但要滚动发展，资金缺口1000万元左右。”王敬利告诉记者，没有固定资产不能抵押，贷不到款，制约了企业发展。
多位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当前各地的生猪生产正在恢复性增长中，有的养殖户需要重新补栏、改造圈舍，有的需要进行生物安全防护投入，普遍遇到资金难题，将影响生猪生产。问卷调查显示，资金匮乏、环保压力，是养猪户反映最强烈的两大困难，反映者分别占61.8%和53.2%。（见图4）
对养殖户来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可以降低环保投入，降低成本，但环保要求标准不一，政府部门执行政策打架，给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带来难题。
寿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波说，目前，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虽然已开展了3年，但粪污处理核心技术环节仍然较为薄弱，养殖场户投入资金却起不到治理效果。
问卷调查中，非洲猪瘟防疫技术缺乏、新冠肺炎防疫物资短缺，也是不少养猪户反映在目前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占比分别为48.1%和25.3%。
也有一些种养结合综合发展的农户存在用地难。皖北地区一位养猪户表示，他流转了1000多亩地，既有生猪养殖，目前存栏5000多头，也有蔬菜、果树种植，注重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去年承办乡村旅游文化节，五天内吸引12万多人参观。由于需要配套建设餐厅、垂钓、休闲设施等，他向政府部门申请用地指标，一直没有批下来，休闲农业面临“烂尾”风险。
不少养猪户反映，受环保压力和税收低等因素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存在重工业轻养殖业现象。记者来到曾暴发非洲猪瘟疫情的南陵县，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这个县财政投入800万元，用于赔偿疫情带来的扑杀生猪损失。
责任大，收益小，导致地方鼓励生猪养殖的积极性不高。南陵县副县长袁学松等表示，相比于工业，生猪养殖几乎无税收，地方政府要承担疫情损失赔偿风险，还有环保压力。在全国，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无猪县”。
某县养猪户反映，自从发生非洲猪瘟以来，当地政府对全县生猪养殖管控非常严格，基本上严禁养猪户补栏。现在国家有很多政策支持养猪，包括土地审批、环评等都非常简单，他们多次到政府部门去协调办证补栏事宜，但政府及农业部门多次推诿，就是不给办，现在处于停养状态，投资的100多万元还没有收回。
重工轻养的另一表现，在于环保清拆用力过猛。业内专家调研后指出，为了实现环保达标，基层政府严格执行环保清拆政策，把不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拆除了。跟踪调查发现，有的地方执行力度偏大，扩大拆除范围，养殖场拆了后恢复就难了，影响生猪产能的恢复。
扶持政策“看得见、够不着”。皖西地区多位养猪户反映，国家出台加快恢复生猪生产政策，将养殖场户贷款贴息补助范围由年出栏5000头以上调整为500头以上。但他们贷不到款，更拿不到贴息补助。
养殖成本高，非洲猪瘟无疫苗，养殖风险依然很高，加之养殖户担心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导致猪价大幅度下跌，养殖户大多持谨慎扩产心态。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增加的成本较大，一个月消毒液投入近2万元，生物安全防护一年的投入50万元，总体成本增加10%～20%。”安徽兴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以涛说，目前生猪存栏量5000头，因疫情形势不明，产量一直没有上去。
养猪户还面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环保投入增加等压力。问卷调查显示，受访养猪户反映饲料等生产资料供应充足的占71.2%，反映供应短缺的占28.8%。（见图5）
王家法、李根等认为，去年同期一头仔猪才卖500元左右，现在已经卖到2000元以上，高额的养殖成本，还要承担高风险，使得部分养猪户就谨慎扩产了。
对于调动地方政府抓生猪生产、养猪户稳产扩产的积极性，受访的基层干群建议：
精准把脉养猪“需求”，对症下药消除“痛点”。问卷调查中233家养猪户提出多项政策帮助，其中78.5%的受访养猪户希望得到贷款贴息等金融支持，45.5%的养猪户呼吁提供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35.2%的养猪户希望提供养殖保险服务，一些养猪户还建议，政府部门给予养殖专业技术指导，打开销路拓展市场，帮助招工解决人手不足，解决饲料短缺等。（见图6）
建立生猪调出县补偿机制。南陵县县长陈海俊、霍邱县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敬华建议，由于生猪调出县环保和防疫压力大，税收低，责任大收益小，而生猪调入县享受“生猪消费”红利，这不公平。建议国家一方面加大对生猪调出县的政策扶持力度，另一方面，参照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生猪调出县和调入县对接机制，由生猪调入县地方政府按照一定标准，给予生猪调出县地方政府经济补偿，切实提高生猪调出县抓生猪生产的积极性。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快非洲猪瘟疫苗研制。王波、赵以涛等人表示，目前生猪生产的政策已经制定，但不少养殖主体仍持谨慎扩产心态，其中一大原因是非洲猪瘟疫苗仍未研制完成并投入使用，养殖仍存在较大风险，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疫苗仍是关键，建议国家加大疫苗研制力度，尽早投入使用。（采写记者：刘菁王圣志姜刚程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