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探寻真实的炎帝氏族发祥地应是上古史研究领域中不可缺少的课题。
两千多年来，史学界根据《国语》一句“炎帝以姜水成”，认为炎帝氏族起源于宝鸡姜水一带；民间则依据东汉学者郑玄一条“炎帝起于厉山”的注释，认为随州厉山是炎帝“出生地”；随着上世纪末考古成果的问世以及对先秦文献的梳理，湘东“茶安酃”地区作为炎帝氏族发祥地的神秘面纱也被揭开。陕西、湖北、湖南，真实的炎帝地望到底在哪里？本文不揣浅陋，试作如下分析。
一、“姜水说”、“厉山说”，都是附会之说
1、炎帝不以姜水成
“炎帝以姜水成”是《国语·晋语》的作者编造的一张话语纬幕，它掩盖了真实的历史而以假的一面示人。受它影响，自晋代以来，皇甫谧、司马贞等均以炎帝“长于姜水”，现代史学家如郭沫若（《中国史稿》）、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范文澜（《中国通史》）、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也认为炎帝部落发祥于黄河流域。
其实，翻检《国语》原文，“炎帝以姜水成”只是一个出自“重耳逆（迎娶）怀嬴”的故事。当年，晋公子重耳为避骊姬之乱，在经历十九年的逃亡后来到与晋国交界的秦国。秦穆公欲结好重耳，许以五个秦女。其中有个叫怀嬴的曾是晋怀公姬圉的妻子。由于晋怀公是重耳的亲侄，重耳出于顾忌，独对怀嬴冷漠。重耳的老师胥臣劝其迎娶怀嬴，说了下面的话：“……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灭）也，异德之故也。……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
细推胥臣之言，确系乌有。因为秦岭姜姓是炎帝后裔，后人崛起的地方不等于祖先的发祥地。
据《尚书·禹贡》、《墨子·非攻下》、《吕氏春秋·召类》等史籍记述，尧、舜、禹时期，北方部落联盟曾与“北上而有天下”（蒙文通语）的炎帝部落发生战争，最后以炎帝部落的失败告终。《尚书·舜典》还记述了“舜流四凶”的情况：“流共工于幽州，放驩蔸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文中的“三苗”即炎帝后裔（后文有论述）。东吴韦昭注《尚书·吕刑》云：“三苗，炎帝之后。”晋人杜预注“三危”为“西裔”，现代学者多认为在今青海省东南部。
这些被驱赶到西北的炎帝后人在不宜于农耕的环境中以养羊为生，称为羌人。后来，羌人一部复迁中原，达于秦岭，是为姜姓。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述了姜戎驹支回答晋臣范宣子的一段话：“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四岳即西岳，炎帝之族。晋国是奉姬姓为父族、姜姓为母族的周室封国，晋惠公当着姜氏首领说自己国家的娘舅母族是炎帝裔胄，这番话真实地表达了姜人与炎帝的关系。
姜为炎帝之后，这也是严肃史学家的共识。
《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吕思勉：“三苗姜姓，姜为炎帝之族，其初固当在东南。”
一般人认为羌戎是牧羊人，难以和从事耕稼的炎帝氏族联系起来。但蒙文通据《襄公十四年》范宣子与姜戎驹支的对话指出：“‘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汝剖而分食之。’则西羌固是耕稼之族。”
著名先秦史专家沈长云指出，《晋语》称“黄帝以姬水成”，“乃是以后例前,说周人祖先黄帝也生活在以后周人崛起的地方。”同样道理，《国语》说“炎帝以姜水成”也是“以后例前”——将姜人崛起的地方当成姜人祖先炎帝的发祥地，这是明显的错误。
2、厉山何曾是帝乡
“厉山说”说的唯一依据是郑玄为《礼记·祭法》写的一条注释：“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此后，西晋杜预注《左传》，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均依郑玄之说。“炎帝起于烈山”因是东汉人的说法，固为学界不齿，然而在民间却是影响颇大。
我们可以从最早的“烈山氏”入手，看看历史是如何被扭曲的。
（1）“烈山氏”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晋人杜预注：“烈山氏，神农氏诸侯。”“烈山氏”就是火耕部落，与地名无关。杜预的注释更说明了烈山氏不是神农。然而到了《国语》就是下面的样子：
（2）《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鲁语》加了“有天下”三字，使烈山氏由普通的部落首领成为了帝王。
崔述针对这段话指出：“《左传》称烈山氏，初不言有天下。”又说：“《国语》记上古事率荒唐，此盖亦想当然之词，不足以为据也。”
（3）西汉戴圣作《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将“烈山”写成“厉山”，于是“放火烧山”变成了地名，为有心人提供了想像的空间。
（4）东汉郑玄给这段话加注时，想当然地根据烈山与火有关，拉进了炎帝：“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
经过以上3个环节的扭曲，“烈山”就成了随州厉山，成了炎帝的出生地。
著名史学家田昌五认为：“从烈山氏只能推测，这些古羌人部落能烧山种地，……因为同火有关，所以有人认为炎帝就是烈山氏。由于烈山氏的儿子会种田，所以后人编出了一个炎帝神农氏。”
对于郑玄笺注的随意性，顾颉刚作了尖锐的批评：“东汉之世，……训诂中最有权威的是郑玄，他曾遍注群经，学问最博，而留下的新问题也最多。”顾氏列举了郑玄对《尚书·尧典》和《诗经·关睢》两处牵强附会的训诂，然后说道：“像这样胡闹的话，一部《十三经注疏》里不知有多少。”
综上所述，所谓的炎帝故里“姜水说”、“厉山说”都是附会之说。
二、湘东“茶安酃”地区：炎帝氏族中心聚落之所在
炎帝是个神话人物，所谓“炎帝故里”，从个体生成的角度说，应当是拜火教的发源地；从集体生成的角度说，应当是农耕文明的诞生地。拙文《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兼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商讨“炎帝故里”》（载《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己论证湖南是拜火教的发源地和农耕文明的诞生地，这两个源头强烈暗示了最早的炎帝部落。
1、先秦文献的记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将周代的宗邑概念引申到史前社会，提出了“原始宗邑”的新概念，并且指出：“中心聚落、原始宗邑和酋邦三者在外在特征和内在功能上是一致的。”根据王教授的观点，本章要讨论的“炎人国”相当于炎帝氏族的酋邦，“三苗之居”相当于三苗氏族的原始宗邑，它们与炎帝氏族中心聚落在外延与内涵方面也是一致的。
⑴《墨子》中的“炎人国”
《墨子·节葬》：“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父母）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墨子在文中介绍的是“炎人国”的二次葬俗。墨子是战国初期人，当时的楚人尚在沿江发展，还没有深入湖湘腹地，所以他说的“炎人国”应在湖南中部及以南。
⑵《战国策》中的“三苗之居”
古今学者研究炎帝地望最重要的资料是《战国策》中吴起对魏武侯的一段话：“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引文选自湖南师范大学李维琦教授的点校本，该本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为依据，撇开了汉以后二千余年间可能引起的传抄刻印的错误。
关于“三苗之居”，多数学者认为是江汉至江淮那一大片三苗活动的区域，笔者认为应是“三苗之都”，即三苗氏族的宗邑，理由如下：
其一，“居”和“都”的古韵同在鱼部，“居”属见母，“都”属端母，二字可以互通。例如，在《世本八种》中，王谟辑本说“黄帝都涿鹿”，（黄帝建都于涿鹿）而秦嘉谟辑本却说“黄帝居涿鹿”；又如，秦嘉谟辑本说“平王徙居洛”，洛邑是东周的首都，周平王“徙居洛”就是“迁都洛邑”。
其二，通观吴起这段话，意在谏讽魏武侯“河山之险不足凭”，多举善政才是根本。吴起一共举了“三苗之居”、“夏桀之国”和“殷纣之国”三个例子，用相同的句式排列了三者所据的“河山之险”，但是都因“为政不善”而致败亡。其中的“夏桀之国”在《史记·吴起列传》中又作“夏桀之居”，这条资料进一步证明，“三苗之居”等于“三苗之国”，亦即“三苗之都”。
关于“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先君之主”是祖先牌位之所在，所以“三苗之都”即是三苗的宗邑。
⑶《后汉书》中的“其国近南岳”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西南羌地是也。”此“国”即是“国都”。《后汉书》虽为刘宋时期的史著，但对于它的价值，国学大师顾颉刚作了特别肯定：“刘宋范晔作《后汉书》时，离《竹书》的发现不久，所以他在《西羌传》中尽量采用了。”《西羌传》说明三苗宗邑就在靠近南岳的地方。
2、独岭坳遗址——中国栽培水稻起源地
位于茶陵县枣市乡的独岭坳遗址是一处距今8000——6000年的原始村落，属大溪文化时期。在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独岭坳遗址有其特殊地位。
特殊之二，距独岭坳东北42公里的茶陵县尧水乡湖里沼泽地发现一块40公顷的古野生稻。现存野生稻与古栽培稻两者兼具的情况在全国绝无仅有，说明这一带上古时代野生稻资源丰富，为先民大面积种植提供了充足的种质资源，它将原始先民第一次农业革命的遥远而模糊的历史变得清晰。
特殊之三，在该遗址第一期出土中发现有34座一次葬大墓坑和二次葬小墓坑。二次葬小坑墓的发现正符合“炎人国”二次葬习俗，从而支持了这一带的原始聚落就是“炎人国”的观点。
张、席两位专家都充分肯定了这一带先民的开创之功，认为茶陵“稻作农业自古以来十分发达，应属中国栽培水稻起源地范围”。
3、丰富而特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茶陵县除独岭坳之外，还有龙山时期文化遗址3处。其中腰陂镇窑背遗址4万平方米，是城头山已揭露面积的4.4倍，这样的规模，应是原始城邑的遗存。
酃县境内，除炎帝陵外，发现龙山时期文化遗址5处。其中樟树下遗址面积6400平米，文化堆积1.6米，这在湘东的酸性土质中殊为难得；而距炎帝陵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的东风乡太平岭村和紧邻的木新村集中了3处遗址，其密度也殊为少见。
安仁县出土新石器时代遗址3处。其中何古山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面积5000平方米；细萧古遗址面积7000平方米，都有相当规模。
在湘东南方向，靠近南岳的还有耒阳市、衡南县和永兴县。耒阳市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处，面积最大的是大市乡宜塘坳遗址，200平米。衡南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古遗址为罗卜滩一处，未有详细说明。永兴县只在商周遗址中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遗物。上述三县出土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无论数量和规模都不能与“茶安酃”地区相比。
民间素有“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的说法，因为湘东南属于湿热气候，长年处于“不干不湿的状态”，加之丘陵区的红壤土呈酸性，所以地下文物的保存条件远不如湘北的湖区和西北地区的干燥环境。但“茶安酃”地区这些硕果仅存的地下遗址进一步证明，在这一带确实存在一个庞大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聚落。
4、炎帝陵——炎帝氏族中心聚落的人文地标
坐落在酃县鹿原陂上的炎帝陵是历代中央政府唯一认定的炎帝陵，也是宋、明、清三代国家地理总志上唯一收录的炎帝陵，更是当地旧县志上唯一有记载的炎帝陵，它的正统性和权威性是近年来一些新建的“炎帝陵”无法撼动的。
炎帝既是神，为何会有陵？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凡是起点性的东西,往往都具有模糊不清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在对氏族始祖的认识上，则是人神杂糅。我国上古史领域的开拓者徐旭生认为：“在当时社会的单位是氏族，而氏族的名字与人的名字常相混淆，无法分辨。因为氏族中间常有一个‘神通广大’，半人半神的人物作它的代表。他不惟活着的时候可以代表，就是死以后，经过若干时期还可以代表。”著名上古史专家刘起釪也认为：“古代氏族把祀奉的神作为氏族祖先，又用这一祖先传给他们氏族的名称，而氏族名称往往就是杰出首领之名。”
作为中国上古时期最具活力的炎帝氏族，也必定有过这种能力超群的首领人物，他就是本氏族成员心目中的炎帝。他不仅活着的时候是子民崇拜的对象，死后也受到族人的崇奉。
在茶陵、酃县不约而同地流传着炎帝先葬茶陵潞水，然后迁葬酃县鹿原陂的传说。例如，乾隆三十年（1765）《酃县志》说：“茶陵睦乡有潞水兆（坟），相传帝先卜葬于此，弗吉，乃归栖鹿原。今潞水尚有古坑，土人犹呼为天子冢云。”湖南省编《炎帝陵志》选录了有关炎帝的古老传说32个，其中有8个是关于炎帝从潞水迁葬鹿原陂的传说。这些古老传说的内核是：炎帝氏族确有一位首领先葬茶陵，之后迁葬酃县。——“炎人国”二次葬的习俗也支持了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恩格斯说，“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宋淳熙十四年（1817），《路史》作者罗泌携子罗苹亲赴炎帝陵考察，将有关情况写在《路史·后记》中：“自庆甲徕俱兆茶陵。”（“庆甲”据称是炎帝后裔；“徕”，“以后”；“兆”在这里是葬的意思。）罗苹注云：“今陵山尚存二百余坟，盖后妃亲宗子属存焉。”虽然学界对《路史》的史料价值多有诟病，但这条资料是罗氏父子实地考察所得，应当可信。这些来自上古的坟茔说明鹿原陂本是炎帝氏族的贵族墓地。
上述分析说明，鹿原陂上的炎帝陵是实实在在的“宗庙先君之主”，它的存在，昭示着炎帝氏族中心聚落之所在。
应当说明的是，原始氏族的中心聚落是一个点而非一个片。以目前条件，要确定炎帝氏族中心聚落的具体位置是困难的。除了湘东南地区的气候和土质条件不利于地下文物保存，炎帝氏族中心聚落迭遭洗劫也是重要原因。
据《尚书·吕刑》记载，尧对三苗氏族的征伐是“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暴制暴，灭其族而亡其种。
待到舜时，战争的广度和烈度更是有增无减。据《淮南子·修务训》记述：“（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先秦时期的苍梧就是现在的湘东南一带，是炎帝氏族的宗邑之所在。北方军事集团的征讨深入到了三苗故国，其首领的性命都搭进去了，可见战争之惨烈。
《墨子·非攻下》记述了三苗氏族最后的败亡。禹时，三苗故国发生异常天象，禹趁机出兵，射杀了三苗首领，三苗从此衰亡。《国语·周语下》还追记了三苗败落后的惨状：“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祭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经过这种绝灭性的杀戮和洗劫，炎帝氏族的原始宗邑可说是荡然无存。
根据以上分析，目前我们只能证明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茶安酃”地区，至于其中心聚落的具体位置，还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现。
三、炎帝故国成因初探
生物学者认为，南岭是第四冰期中国大陆潜在的生物避难所，在冰期复暖的条件下，这些保存下来的物种又从避难所扩散，重新分布。在物种“重新分布”的过程中，湖南当是最先蒙惠的地区之一。
道县玉蟾岩那一枚世界最早的人工干预稻谷，其实不过是南岭先民偶而为之的作品。考古学家张之恒指出，南岭地区“天然食物资源很丰富,人们对天然食物的依赖性很大,从而抑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华南石灰岩洞穴地区，难以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形成稳定的定居聚落，从而不可能形成‘聚落农耕文化’”。
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朋1923年在北京大学讲演时也说到：“我们发现原始人不是森林居住的人，因为在森林里得食容易，演化极慢，森林里长不出敏捷的民族来。”
两位专家的观点说明，原始农耕聚落的形成，是先民们受到生存压力的结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等考古专家认为，位于湘西北的
彭头山文化可能是南岭洞穴文化发展而来。同样有理由认为，“茶安酃”地区的炎帝氏族也是南岭先民沿罗霄山向北迁徙而来。
席道合对独岭坳一期陶器中为数不少的窄折沿小罐和小釜形罐进行分析后，认为其早期遗存“与岭南地区古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或影响。”这一论述支持了上述推断。
处于湘赣之交的罗霄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与南岭呈倒“丁”字型交汇。罗霄山脉由三段组成，自南至北依次为诸广山、万洋山和武功山。其中万洋山、诸广山与南岭连为一体，地形地貌与南岭相似。而武功山与万洋山之间存在一片丘陵区。南岭先民的迁徙一开始应是沿着生境相似的诸广山向北，再到万洋山。酃县东南部深居万洋山腹地，山地面积占全县面积的86.92%，其中石灰岩面积约为357平方公里。在那密密的森林是，到处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宿营地，在那潺潺的溪水旁，有享用不尽的野果和琼浆，来自南岭的客人在这种优渥的环境中谈何耕作？谈何进化？
茶陵县处于万洋山和武功山的结合部，东南一角为万洋山余脉，西北一隅为武功山源头，中部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开口的以丘陵地貌为主的盆地。这个盆地与安仁县丘陵区和酃县西北丘陵区相连。县内石灰岩面积仅为72平方公里。
与茶陵以北的攸县和醴陵市的情况相反，“茶安酃”西北的衡东和衡山等县却有发现。这说明先民在茶安酃一带进入稳定的农业经济阶段后，再没有沿罗霄山北上，而是向湘江中下游发展。茶安酃地区的宗庙、氏族墓地和房舍、农田等，就构成了他们原始宗邑。
席道合研究员通过对独岭坳和株洲县磨山遗址出土陶器的比较，发现“独岭坳中期与磨山早期一段……无疑属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时期”。这也可以认为是独岭坳文化向湘江中下游发展的证明。
【注】“茶安酃”地区指湘东茶陵、安仁、炎陵三个呈“品”字形交界的县。炎陵县在宋嘉定四年（1211）年以前是茶陵县的一部分，嘉定四年从茶陵县析出置酃县，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更为今名。本文在叙述1994年以前的历史时仍以酃县之名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