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人口史》六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_2001年版。
西周人口，《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及孟冬祀司之日，掀其数于王。”《帝王世纪》载西周初年人口1，3714，923，“多禹十六万一千人”。《通典》卷七《食货·户口》中少1万。现代人测为285万。
隋朝人口，由于在全国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户口人口数大增。《隋书·地理志》载，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户口人口数分别为8907，546户，4，6019，956口。根据《隋书·地理志》各郡县统计有9070，414户，葛剑雄估计人口高峰时达5600万口。
以上三项相加，明代人口高峰期大约为1亿5千万左右，有人估计最高接近2亿。（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卷四第832页）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曾经提出人口每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即在无外力影响的条件
第一，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11）元灭金、宋，人口约减少四成。
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15412776（丁口）清入关后统计丁口数
第一，游牧民族向中原内迁。东汉初，匈奴分裂，南匈奴迁到河套和陕西、山西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羯、氐、羌等族大量内迁，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至河北、辽宁等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渗透到黄河流域。辽宋夏金元时期，尤其是元朝时期，边疆各族大量内迁中原，甚至江南地区。
安史之乱是重要的界限。战乱前北方保持过半数的优势，战乱后南方超过50%，并始终保持了优势。汉初4700万的北方人口最高数字，一直保持到清中期，说明北方人口发展缓慢。从漕粮看，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人口59873306人，耕地366771549亩，户均34.42亩，人均6.13亩。
土地兼并与农民失地情况：
隋末战争：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杨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00万人。修运河役夫达543万余人。
明末混：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清军在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人。1649年，清军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暴乱，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肤”。
1950年日本推行了土地改革，1953年我国台湾地区也完成了全岛的土地改革。这两个地区中，地主的土地都被分给自耕农，此后的农田买卖都有新立法的限制，农村中土地投资的大门从此被关闭，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被迫转移到城市的工商业中去，这些原来的地主摇身一变而为成功的城市新兴工业的企业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约有20~30年，日本与台湾的经济增长率持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土地不但决定着人们的直接生存，也决定着人们的间接生存。国际公认的人均耕地警戒线是0.795亩。中国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但就在这种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下，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平均每年减少近4000万亩。到2003年已有6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警戒线。《200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仅2003年，全国
从世界范围看，国外史家估计1776年世界人口约7.5亿，到1976年约为41亿。即在200年左右增长约6倍，同200年间中国人口的增长幅度差不多。
土地生产潜力的地区差异较大，无论是哪种投入，现有的单位面积产量最高、较高以及增产潜力较大者均在东部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