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袁隆平（右）与同事李必湖在观察杂交水稻生长情况
在这片总人口超过14亿的土地上，很少有一个人的逝去会像袁隆平那样，引发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哀思。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病逝，享年91岁。两天后，他的遗体送别仪式在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举行，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献花送别的队伍绵延几公里。
此前十年，袁隆平指导的超级杂交稻亩产首次突破900公斤。2011年12月袁隆平和作家易中天有过一场对话。当时袁隆平向易中天描述自己的愿望，说想要水稻比高粱还高，穗子比扫帚还长，穗粒有花生米那么大。
“很少的土地，能产很多的粮食，多出来的土地种经济作物，穷的问题就解决了。”
2019年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袁隆平受李克强总理接见。临行前一天，为他拍摄纪录片的记者问，有什么特别想对总理讲的？他只答，搞海水稻、盐碱地，别的没有什么了。
他是语文教科书上的“杂交水稻之父”，他的生命，是共和国从孱弱走向强大这一进程的历史切片。而凝结在一束稻穗上的，有科学家个人对生活的热望，对真理的信仰，同时兼有举国体制带来的庞大力量，与显现在时代细微之处的善意。
饥饿往事
1949年9月上旬，在重庆北碚，袁隆平进入由复旦同学会筹办的相辉学院读大学。此前，他的父亲建议他学理工或者医学，但他最终选择了就读农艺系。
这个念头的最早萌芽，是在袁隆平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老师带学生去郊游，他们参观了一个园艺场，那不是农民在田间地头苦晒耕耘的画面，而是一幅美好生活的画卷，园子里种的花像绒毯一样铺在地上，桃子缀满枝头，葡萄生长得晶莹水灵。
1936年，袁隆平6岁，由卓别林主演的黑白无声电影《摩登时代》上映，也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始终记得，影片中有个镜头，窗外就是水果，伸手摘来就能吃，想喝牛奶，奶牛走来，接一杯便可以喝。他生命早期所置身的那个年代，山河破碎，一家人不断流离辗转，以躲避战火，他的父亲给孩子们起名，皆是按照出生地来定。老大叫隆津，因为出生在天津，他是老二，出生在北平，故名隆平，接下来还有隆赣、隆德、隆湘，串起来就是一整段战争年代的家族迁徙史。
饥饿，疾病，死亡，是他从年幼时就不断见证的世相，是那一代人生命的底色。但他并不是心怀忧戚地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选择。真正驱动他的，仍是当年所见，园艺场内的花、桃子与葡萄。
归根到底，是一种在灰暗中仍要创造好生活的渴望。
人生的志趣已经奠定，但最终将袁隆平引向杂交水稻研究的契机是什么？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采访中，袁隆平给出最多的答案是，因为他亲历上世纪60年代，没饭吃，饿死人。
2019年7月，袁隆平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专访。当时，他对39岁的记者讲起粮食的重要性，他说，你年纪轻，不知道，上个世纪60年代，饥荒的时候，饿死人，大家都吃不饱饭，“叫花子过去讨饭，饭都没有，你讨谁？”
袁隆平记得，生产队煮大锅饭，七八十人吃，全煮的红薯藤老茎秆，只放一小杯油涂一下。饿极了会发梦，他曾梦见吃扣肉，但实际上只能吃草根、树皮，跑到山上挖含有淀粉的植物的根，烤熟后吃。
他本来热爱游泳，他当年任教的安江农校，地处湖南湘西雪峰山下，门前就是沅江。吃得饱饭的时候，他四季都会游泳横渡沅江，冬天也不例外，落雪时，气温零下2摄氏度，仍是照游不误。但饥馑年代，连游泳都没有力气继续。
冬天难捱，睡前要先把冰凉的脚烤热，钻进被窝睡一觉，醒来后双脚仍然是冰凉的，身体没有能量，像一座没有柴火可烧的炉灶，发动不起来，他亲眼见过5个人，因为饥饿，倒在田埂上、马路边和桥底下。
对饥饿的切身体悟，让袁隆平深受震撼，原来一粒米可以成就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粮食安全，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而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又选择了学习农艺，因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
2014年5月10日，海南三亚，“隆两优1813”杂交水稻示范田收割现场
“鹤立鸡群”
1960年前后，袁隆平在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任教，在打定主意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后，他先后考虑过研究小麦以及红薯。
当时，在全国小麦会议上，他惊闻西藏小麦亩产已经达到1000斤，而湖南亩产平均不足300斤，他才明白，湖南潮湿的气候不适宜种植小麦。
后来他准备搞红薯研究，想研发一种新的高产作物，也做了红薯高产垄栽试验，最多的时候，仅一蔸就收获了20斤。但在湖南，红薯仍然不受重视。
科研一事，若想顺利进行，需要顺应当地的气候、人民的喜好与政策的倾向。只有这样，兼揽天时地利人和，才能获得足够多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为研究提供保障。袁隆平因此决定选择研究水稻如何高产。
因为，水稻是当时在湖南占比九成以上的粮食，是劳动人民最关心的作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早期阶段，在这个同样也是最重要的阶段中，有两株水稻，极大地影响了研究的进程。一株是安江农校试验田里的稻株“鹤立鸡群”，另一株更加广为人知，发现于海南南红农场与三亚机场公路之间的沼泽地中，名为“野败”。
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不认为水稻能够通过杂交达到增产。
袁隆平想要提高水稻产量，首先是按照传统的育种方式去进行系统选育，到农民的稻田中去，选出长势良好的单株水稻，进一步加以培育。这种思路十分简单，只需下一些苦工。目标很明确，到田里，“选大穗子”。
“鹤立鸡群”就是在这时候出现在袁隆平面前。那是1961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在农校的早稻试验田间发现了一株长势优异的稻株，它在一片矮稻中突起，稻穗垂坠，穗粒饱满。他挑取其中一穗，细数之下发现有230颗籽粒。
按照这个数量进行推算，水稻产量可超千斤，也就是在当时最高产的水稻品种基础上增产一倍。于是，袁隆平将“鹤立鸡群”的种子收集起来，在来年春天播进地里，每日精心照料，渴盼着高产水稻的出现。但抽穗之时，前年表现优异的稻株却变得良莠不齐，或高或低。袁隆平失望地坐在田埂上，呆望着一片稻穗，思索育种失败的因由。
由于此前他阅读过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的著作，了解过基因分离定律，他突然想起，在孟德尔最经典的“豌豆杂交试验”中，杂交的第一代豌豆只具有高茎的性状，而第二代杂交豌豆则出现性状分离，高矮混合，且高茎与矮茎豌豆的数目比例为3比1。
在当时的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水稻作为“自花授粉”作物，无法具备杂交优势。但记忆中的这番搅荡为袁隆平带来了灵感。一个新的、大胆的设想出现，即，那株长势优异的“鹤立鸡群”，是否正是一株天然的杂交水稻？
他立即开始验证，在稻田里进行反复的统计验算，最终确证，“鹤立鸡群”的子代水稻，高株与矮株的分离比例，正是3比1。书面的知识，与田地里的实践，吻合到一起。“鹤立鸡群”，的确是一株天然杂交水稻，并且表现出了强大的生产能力。
这一切与当时所有的主流认知皆不相符，那么，想要提高水稻产量，按照传统的选育方法，是走不通的。要走杂交水稻的道路，就注定得进行一番艰辛的自我开拓。因为，此路尚无同行者。
海南“野败”
杂种优势，只能在第一代表现出来。如同马和驴杂交生出更加健壮的骡子，但是骡子却无法自行繁殖。摆在袁隆平面前的现实难题是，如何大量生产出第一代杂交种子？
他决定借鉴其他作物如玉米和高粱的杂交经验，走“三系法”的道路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这个方法比作“对一个家庭生育计划的设计”。
首先要培养出“雄性不育系”，也即具有雄性不育特性的“母水稻”，雄性不育，则水稻的雄性细胞丧失机能，无法进行自我繁殖。紧接着找到“保持系”，也可以理解为给“母水稻”找到第一位丈夫，能够为其授粉，令后代仍然具有雄性不育的特性。最后，还要找到另一位“丈夫”，即“恢复系”，能够与“母水稻”进行杂交，产生最终的优质高产杂交水稻。
这个过程相当复杂并且艰巨，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在于是否能够找到功能强大的天然雄性不育水稻。而这种稻株出现的概率，是万分之一。
这是1964年，六七月间，暑热正盛，是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在安江农校的田间地头，袁隆平就是这样举着放大镜，逐垄逐穗地，从14万多个稻株里，在洞庭早籼品种中检查出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这一工作进行两年后，他从几十万个稻穗中，检查出了分属4个品种的6株雄性不育水稻。
但是，从1964到1969年，他利用找到的雄性不育水稻进行杂交组合试验，却始终无法得到每年100%保持不育的理想结果。无法得到理想结果，杂交水稻就难以向市场推广，无法大规模应用。
直到1969年，在饱受挫折后，袁隆平与助手共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问题，他才意识到，自己过去使用的所有雄性不育材料，全是亲缘关系相近的栽培稻。亲缘较近，则亲本植株的优势在子代上就表现得并不明显。他联想到国外的北非高粱和南非高粱，这两种亲缘关系较远的材料进行杂交后，最终获得了成功。
因此，袁隆平决定把视线拉远，跳脱出已有的思维框架，最终指出新的路径：从野生稻中寻找雄性不育株。
为了缩短试验周期，他们追着太阳走，在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和广西之间南北辗转，繁育水稻。
1970年秋天，袁隆平带着助手前往海南三亚繁育，而在海南的偏远地区，正好也有大量野生稻资源。
转机就在此时出现。
11月23日这天，海南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领着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前往南红农场与三亚机场公路之间的水坑沼泽地段，在一片200平方米的普通野生稻中，发现了3个性状有些“异常”的稻穗。
那3个稻穗属于同一粒种子生发出的分蘖，花药细痩，色浅，呈水渍状，不开裂散粉，当时李必湖就认为，这株水稻与他们试验田中的雄性不育株性状很像。
袁隆平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其进行镜检，最终确认那是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他当即将其命名为，“野败”。
“野败”的出现，打破了袁隆平团队在研究中长期徘徊的局面。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他讲道：“到了1973年，我们种了几万株‘野败’材料，全都是不育的，没有一株有花粉的。这个时候，我才如释重负，终于看到曙光了！”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上发言，标志着我国利用“野败”材料，进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方案成功。
此后两年间，全国各地又陆续选配出了多种杂交水稻优势组合，使水稻亩产获得大幅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正式成为第一个在实际生产中能够有效利用杂交水稻优势的国家。
2016年9月22日，湖南长沙，袁隆平在“广湘24S/R900”杂交稻示范田边等待测产开始
真理之路
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初步研究，以1961年为始，一直到1975年，走过了从无到有的阶段。这同时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段跌宕起伏的时期，饥荒，“文革”，时代的巨浪拍打在每个人身上，但杂交水稻却在疮痍之中，奇迹般地，生长了出来。
这也是袁隆平作为个体，作为“人”本身，留给后世思考的命题。
1972年，为了验证“水稻到底有没有杂种优势”，袁隆平带着助手做了个试验，将杂交稻与对照品种在相同条件下进行培育，后来发现，杂交稻的生长态势，大大优于对照稻株。
助手罗孝和因此向人夸张地说，这是“三超”杂交稻，意为产量同时超越父本、母本与对照品种的杂交水稻。但到秋收时，结果却大相径庭，杂交稻结实率低，产量比对照品种要少，反而是稻草产量增长了将近七成。
在当时的讨论会上，领导们要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因罗孝和的夸大其词和实际产量之间形成反差，持反对意见的人们便讲风凉话：“可惜人不吃草，人要吃草呢，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前途。”
面对众多的奚落、质疑，袁隆平感到有些尴尬，罗孝和已经把头低了下去，不再争辩，但袁隆平没有放弃。他在脑中审慎地思考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最终认定自己研究杂交水稻的方向并无重大偏差。后来，他站出来讲了一番话，最终说服了领导：
“的确，我们这个试验是失败了，因为我们的稻谷减了产；但是从本质上讲，我们是成功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争论的焦点是水稻这个自花授粉作物究竟有没有杂种优势，我们现在用试验证明了，水稻有强大的杂种优势。至于这个优势表现在稻谷上，还是稻草上，那是技术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经验不足，配组不当，使优势表现在稻草上了。我们可以改进技术，选择优良品种配组，使其优势发挥在稻谷上，这是完全做得到的。”
这场讨论，极大显示出袁隆平身上那可贵的品质，就是他始终笃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正义的，并且敢于将自己的思考掷地有声地表达出来。
1966年，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科学通报》第4期，刊发了袁隆平《水稻的雄性不育性》一文，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病态之谜。发表论文时，他是偏远的湘西地区一位不甚起眼的中专教师，而他阐述的观点，与当时主流的育种理论相背而行。
那是他从小习得的经验，要把事情的道理琢磨透。他曾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的种种趣事，其中就有诸多寻根究底的瞬间。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E=mc2，为何如此？
数学老师讲负数乘以负数为正数，他追问缘由，老师却不讲，要他呆记，他对此始终不能服膺。也正因为这种对旧矩陈规的质疑，他才能够在“鹤立鸡群”的子代发生分离时想起孟德尔定律，从而追问水稻杂交的现实可能性。
那些年，在国内流行的趋势是全盘照学苏联经验，苏联科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育种学说占据主流。但袁隆平早在大学期间，就开始随着遗传育种专业教授管相桓的指引，阅读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与美国科学家摩尔根的著作。
孟德尔定律与摩尔根遗传的染色体学说，此二者在日后共同组成了经典遗传学的基础。但在当时的中国，推崇孟德尔与摩尔根与主流不相符合。
而袁隆平在实践中发现米丘林二人的理论存在谬误，暗地里仍然学习孟德尔与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因此，1962年，在安江农校的田埂边，面对一片芜杂的稻穗，袁隆平脑子里“3比1”的念头，才刚好降临在了那个瞬间。
举国之力
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并不是由中国人发现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陆续都有科学家展开关于杂交水稻优势的研究。
而与袁隆平同时期开始水稻杂交试验的日本科学家们，也走在研究的前列，从1958年至1968年，他们已经育成了多种水稻雄性不育系。但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短板无法攻克，日本的杂交水稻始终停留在理论层面，无法投入实际生产。
此后，国际水稻研究所因杂种优势不强等原因，中断了研究。加州大学在153个组合中，找出了11个明显具有产量优势的方案，但最终未能实现“三系配套”，因此无法投入生产。
但中国为何做到了？
对于中国而言，杂交水稻成为了最重要的一种答案。杂交水稻的面世，并非袁隆平及其团队单打独斗的结果，而是中国以结构性的力量给出了回应。
因此，即使在当时，杂交水稻仍然是国内尚未涉足的研究领域，赵石英还是请示了国家科委党组，并使袁隆平的研究最终得到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的支持。
“国家的支持”，不仅是意志上的支撑，而是一连串实际的措施。
1967年2月，湖南省科委将袁隆平的研究列入省级项目，并拨款400元作为科研经费。
同时，在日后的研究中产生重要作用的安江农校应届毕业生李必湖和尹华奇，也因此得以留校，成为袁隆平的助手。
在其他国家纷纷折戟的“三系配套”阶段，中国能够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地区协作。
袁隆平团队提供研究思路，并且将他们得到的不育材料发放给各地协作单位，各单位利用不同的品种与不育材料进行广泛的测交试验。
这是一场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全国性科研会战，目标是以“野败”为雄性不育材料，得到能够配套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以及恢复系。
很快，江西、福建、新疆等地，都获得了农艺性状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3年，广西协作组中的农学院教师张先程，率先在东南亚的水稻品种中找到了结实率在90%以上的“强恢复系”IR24。随后各地又有更多的恢复系品种陆续出现。
《袁隆平口述自传》对当年全国杂交水稻科研会战的成果有着如下记载：
据湖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1974年底统计的“野败”三系测交品种目录，仅测交恢复的品种即达344个，保持品种1033个，“野败”籼稻同型不育系74个。
2009年，新华社曾总结发生在1973年的杂交水稻攻关带来的粮食产量变化，那是一串奇迹般的数字：
1976年，全国粮食总量达到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
在袁隆平描述完自己的“禾下乘凉梦”后，易中天接着问他，梦若成真，我们的粮食都吃不完了，全体中国人民都富起来了，那时候干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