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当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出现在世人眼前时，人们一面惊叹于古蜀先民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一面产生疑惑：这么厚重与神秘的古蜀文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创造这一伟大文明的古蜀先民又是从哪里来的？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
后来发现的新津宝墩遗址为揭开三星堆文明起源之谜指明了方向。
宝墩遗址，位于新津区宝墩镇宝墩村，这里本是平原，却耸起几道土埂，当地人在劳作时经常挖出陶片、石器，就纷纷传说这是蜀汉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就在此处发现了汉代墓葬，但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9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等联合对宝墩村进行了考古发掘，随着对土埂子的解剖和对附近的发掘，才发现这些土埂子原来是夯土城墙，这里是一座新石器时代建造的大型城址。在此之前，有史记载的成都平原最早的古城是公元前316年张仪在成都组织修建的“龟城”，而新津宝墩古城遗址的发现，将成都的筑城史往前推进了近2200年。
宝墩遗址外围游埂子西段城墙剖面
这一激动人心的发现，促使考古工作者继续在成都市境内寻找，于是又陆续发现了郫县古城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双河遗址、崇州紫竹遗址、大邑盐店遗址、大邑高山遗址等7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古城。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这些古城的居民可能已经跨入了初期文明的阶段。
宝墩文化8座古城遗址分布图
连新津宝墩遗址在内，这8座古城都建在成都平原冲积扇河流间的台地上，年代在距今4500—3700年左右，出土文物的文化面貌也十分相近，于是考古学家便以最早发现、最具典型性的新津宝墩遗址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考古工作者们从遗址遗址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因素等方面对宝墩文化和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发现宝墩文化在时代上早于三星堆文化，而且房屋建筑、生产工具以及陶器的造型风格等不少因素被三星堆文化继承，因此认为宝墩文化应是三星堆文化的上源。
由于新津宝墩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宝墩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
宝墩先民从何而来？
川西北的岷山山脉是成都平原的西部山地，处于东南季风的迎风坡，在地形的抬升作用下，降水十分充沛。其上发源了大大小小几十条河流，在地势的制约下，都流向成都平原，加上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岷江也通过都江堰流入成都平原，因此成都平原是一个水资源极其丰富的区域，同时也是一个水患十分严重的区域。通过环境考古，专家们发现在7000多年前，新津宝墩遗址所在区域是一个大河纵横之地。在这里发现了直径达30厘米至50厘米的乌木，这需要相当强劲的水流才能冲移过来，证明了当时大河的水量之大。
后来，整个中国气候甚至世界气候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很多地方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遭受了持续约200年的干冷气候的严重影响，导致埃及、希腊、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的崩溃和人类的迁徙。干冷事件对于其他地区也许是灾难，但对于成都平原却是一件好事，让这里的沼泽渐渐消失，为后来古蜀先民在此居住、生产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距今6500年至5000年前，新津宝墩村的河水逐渐干涸，形成了红土台地。
古蜀文明发展沿革示意图
宝墩先民以何为生？
在进入成都平原之前，岷江上游河谷茂汶盆地一带的古蜀先民主要种植粟（小米）和黍（shǔ，也称“稷”、“糜（méi）子”）这样的旱地作物，比如茂县营盘山硬质出土的农作物种子中，粟占52.1%，黍占47.9%。但成都平原水网密布，环境大不相同，并不适合种植旱地作物，所以最早进入成都平原、在什邡桂圆桥生活的古蜀先民们并没有大的发展，当时的桂圆桥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都只是小型聚落。留在茂汶盆地的大批古蜀先民没有看到发展的希望，不得不另寻迁徙定居地。
而长江中游在8000年前就开始栽培水稻。考古学家推测，距今5000年前，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勃然兴起，向西进入了重庆峡江，然后溯江而上，通过水道与成都平原有了文化来往，并将水稻种植技术最早传到了新津宝墩遗址和大邑高山遗址。
宝墩遗址出土的碳化水稻
考古专家从新津宝墩遗址的文化层中提取出一批碳化的植物种子。经鉴定，在宝墩文化一期的农作物种子中，水稻占比66.8%；到了宝墩文化二期，水稻占比攀升到91.4%。这说明水稻已经成为宝墩先民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再加上新津河流、湿地众多，给渔猎、采集提供了便利，同时又饲养猪、羊等牲畜，宝墩先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新津宝墩古城是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种植地，奠定了成都平原农耕文明的基础，可谓是天府农业的开端。随后，宝墩先民将水稻种植技术传播到成都平原腹心地带、桂圆桥、三星堆等处，为古蜀的人口发展和文明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
宝墩古城的营造
与学习水稻栽种一样，宝墩先民也学会了来自长江中游的筑城技术，开始在宝墩村的古河边筑城定居。
宝墩古城的城墙其作用应该不是为了防御敌人，因为其墙体是斜坡式，敌人可以轻易攀爬，起不到大的防御作用。宝墩古城位于文井江古河道，城墙中间没有后世城墙那种城门式的缺口，斜坡式的城墙更像防洪的堤岸，所以其作用主要用于防范洪水、保护稻作农耕经济发展。
刚开始修筑宝墩古城时面积不算大，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100米，东西长600米，面积60多万平方米。随着水稻产量的大大提升，古蜀先民的生存与繁衍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人口的聚集和迅速增长，使得旧城已经不够居住了。宝墩先民们便在旧城墙的外围又筑了一圈更大的方形圆角的城墙，长约2000米，宽约1500米，周长近6.2公里，使宝墩古城的面积达到约268万平方米，成为新石器时代全国第四大史前古城（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约300万平方米、黄河上游的石峁古城约420万平方米和黄河中游的陶寺古城280万平方米）。
宝墩古城遗址内城、外城平面图
成都平原另外7座宝墩时期的古城，面积仅有几十万平方米。新津宝墩古城是宝墩文化一、二期的中心城，大邑的高山、盐店，崇州紫竹、双河，都江堰芒城等5座古城则是次一级的“卫星城”。
宝墩古城内，有各种不同功能的建筑。外城发现有残长20米、宽约6米、高1米的夯土台基，其东侧还保留着600平方米的活动面，专家推测可能是祭台等礼仪性建筑。内城也发现多组大型建筑基址，面积都在200至300平方米之间，推测应是会议厅等大型公共礼仪性建筑。内城墙的内侧还有一条道路，最宽处有3米左右，路分为两层，用粉砂土铺垫，上层局部还保留了一层鹅卵石，可见在修筑时经过了精心处理。先民们居住的房屋则是先挖墙基槽，在槽内竖着插入密集的圆竹或木片，然后在内外抹上泥，最后用火烘烤，形成“木骨泥墙”式建筑。
宝墩古城大型建筑基址分布图
随着人口陆续增加，宝墩三期后的房屋越来越小，一些大家庭开始分家，外城“新区”成了古蜀先民的选择，呈现出以内城田角林聚落为中心，外城9个聚落点环绕的多聚落形态。而双河、盐店、高山、紫竹、芒城、郫县古城等都是单聚落城址，古城的外围没有其他聚落。
宝墩古城的消失与影响
冲毁宝墩古城的古河道示意图
新津宝墩，这个成都平原最大的史前古城，因为洪水而成为断壁残垣，随着岁月流逝，湮没在地平线之下。随着这些古城的相继衰亡，大多数人口逐渐向成都腹心地带和鸭子河畔的三星堆古城转移，再加上中原文明的影响，三星堆古城最终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从新石器时代走进了青铜时代。
新津宝墩古城的发现完善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脉络：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公元前2700—公元前1800年）；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公元前1800—公元前1200年）；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公元前1200—公元前500年）；以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的战国青铜文化（公元前500—公元前316年）。此后秦灭巴蜀，辉煌壮美的古蜀文明最后融入汉文化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蜀文化发展演进表
宝墩古城，是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城址之一，不仅对早期国家发展轨迹的研究、探索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和古蜀文明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给新津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宝墩古城遗址出土的陶蛇，说明宝墩先民有原始的蛇崇拜，并将此崇拜带到了三星堆文化，后又延续到金沙文化。受《山海经》影响，原始蛇崇拜演变为“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崇拜，并在秦灭古蜀后，随着文化的交流，传播到了中原地区。
宝墩古城鼓墩子出土的陶蛇
宝墩先民在新津天社山的祭祀，让原始巫术和神仙信仰植根于新津，方便了东汉时道教在新津的传播，并最终在新津设了四个治（传教点）。
1981年新津修觉山发现的宝墩时期石斧
新津老君山、修觉山出土的宝墩时期的石器工具，说明宝墩先民已能使用独木舟或简易木筏渡河。这是新津水运的肇始，为汉代新津水运商贸的发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