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农业部负责人就“保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接受采访时称：“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
这个表述并不诚实，起码在“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上少说了“合法”两字，也即在国内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合法种植，但存在非法种植的问题，农业部官员有意识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事实上，早在2005年，绿色和平便揭发国内尚未通过安全测试的转基因大米已经在湖北地区种植了至少两年，且污染了湖北和其它省市的大米。（张启发牵涉其中。）此事件之后，从2006年9月到2007年5月，一共有8个国家对中国的大米和米制品进行了检测。从检测结果看，除韩国外，其他7个国家都检测出中国的米制品含有转基因水稻成分，产品主要涉及米粉、米粉干、大米蛋白、汤圆等。接下来绿色和平组织在2007年揭露：转基因水稻被非法冒充为常规杂交水稻在湖南省进行田间实验并已申请品种审定，试图获取商业化种植资格。
转基因大米的非法种植问题，或者说转基因大米的污染问题，是否得到了真正的解决，可以从2009年到今年的进出口检疫欧盟的通报中管窥一二。而这些通报显示，在2009年至今，在转基因大米问题上，依然存在问题。
农业部官员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非法存在不等于不存在，回避的态度只能让民众更加疑惑，我们的知情权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
附文：
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
2010-2-23
2.1略
2.2略
2.3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
案例扫描
2005年4月13日，中国绿色和平在北京对媒体发布消息：虽然中国政府尚未批准任何一个地方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但该组织却在湖北发现非法销售和种植的转基因水稻，由此生产的大米已进入市场，威胁到消费者的健康和生态环境。绿色和平同时公布了名为《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调查报告，并将报告递交给了农业部。此后，多家国内国外媒体前往湖北调查报道，从而拉开了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新一轮争论。
四次湖北实地调查，绿色和平向德国基因时代公司下属实验室一共送检了25个样本。在第一轮检测中，19个样本在DNA检测中呈阳性，为转基因水稻。其中，5个样本为水稻种子，4个为稻谷，10个为大米。第二轮检测对19个被检测为转基因水稻的样本进行了Bt蛋白的测试。2005年4月13日，实验室报告显示送检的19个转基因的水稻品种里面，18个是含有Bt蛋白的。同一天，绿色和平对媒体发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调查报告，并同时将调查报告送往了国家农业部。报告估计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25000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12500吨。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普通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由于转基因大米与普通大米外表无异，而且没有标识，湖北省和其它地区的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还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大米，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绿色和平2005a）。绿色和平呼吁政府立即回收及销毁非法种子和受到污染的大米，并且进行调查，向生产和销售非法种子的公司和机构追讨责任。
由于四次调查中了解到转基因大米很可能从湖北的米厂和批发市场转运到南方市场，因此中国绿色和平在4月下旬在广州的批发市场针对来自湖北的大米进行了取样，以了解非法转基因大米是否已经污染了湖北以外的市场。绿色和平从广州的大米批发市场采集了20个大米样本，送到德国基因时代公司进行检测，发现其中一个样本含有转基因成份。为了确保检测的准确性，绿色和平对同一批发商的大米进行了重复采样，再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还是阳性，显示非法转基因大米已经进入了广州大米市场。
短短两月之内，绿色和平公布了两份报告。如重磅炸弹，激起了轩然大波。《纽约时报》、《南方周末》、《凤凰周刊》等国内外媒体都纷纷进行了跟踪报道。欧盟和日本都对中国出口大米加强了检测，给农业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诚如中国绿色和平的顾问薛达元所说：“这给中国造成了很负面的国际影响。”农业部对此很快作出了反应，对转基因稻米风波的进行了认真严肃的处理：责成湖北省农业厅进行了全面的地毯式调查，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对农民进行每亩四五百块钱的补助。农业部还下发了两个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加强安全监管工作（胥晓莺2005b）。
案例分析
2002年的转基因棉花事件触动了一些科学家的神经，2002年的雀巢转基因风波将企业、媒体和公众卷入，而2005年的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则震动了政府高层、惊动了国内外媒体、挑战了科研学术机构、暴露了转基因产品的非法流通，并将农民的利益牵涉其中。转基因棉花事件不了了之，雀巢公司在高压之下依然坚持使用转基因原料，但是转基因水稻的非法种植和流通迅速得到了自上而下的遏制。因此，无论从事件的波及范围还是最后效果来看，2005年的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无疑是中国绿色和平在应对转基因生物中最成功的一战，堪称其成熟运作的典范。在对这个事件进行角色力量分析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复杂的网络图：
图示：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中的角色力量分析
图中各方力量分别是：
⑴绿色和平：议题的发起人。经过6次深入湖北的跟踪调查，绿色和平发现了湖北存在大面积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的事实，并将污染源指向了华中农大遗传育种研究室。
⑷地方政府：湖北是一个农业大省，水稻是其主要农作物。转基因水稻的销售和种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带来经济利益。华中农大的转基因水稻研究走在国内前列，也是地方政府的政治资本。但是面临来自中央政府和舆论的强大压力，湖北省政府不得不对转基因水稻事件公开处理。
[6]农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农民处于相对中立的位置。但是他们可能因为绿色和平和媒体的宣传教育而拒绝使用转基因稻种。
⑺
科学家1：反对转基因水稻迅速商业化种植的科学家。他们强调风险研究和预防原则。
⑻
科学家2：推动转基因水稻迅速商业化种植的科学家。他们中有不少人可能从中获益。其中之一的张启发教授就是华中农大转基因水稻的主要研发者。
2004年，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名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些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建议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而在12月1日，中国绿色和平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这份报告由国际绿色和平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苏迈耶（SueMayer）博士和珍妮考特（JanetCotter）博士完成。报告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转基因可能会带来非有意的损害吗？如果它们一旦发生了又会有怎样的影响？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物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而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认为，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的污染等负面影响（绿色和平2004a）。绿色和平同时向媒体透露，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刘鉴强2004）。
也就在2004年12月1日这一天，国家农业部“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安委会的58位科学家和农业部官员，就中国是否能在近期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进行了讨论。58人中，有34人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如张启发和贾士荣（杉明2004）。会议的结果是，大部分人员支持抗病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会议决定同时呈请农业部的批准。但随后召开部级联席会议决定，却再一次搁置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问题。
在这样严格的政府审批下，2005年，湖北的发生了转基因水稻事件，这是研发者迫不及待的抢跑，更被认为是对严格审批制度的一种反弹。中国绿色和平可持续农业与食品安全项目主任马天杰在事后评价说：“某些专家和研发部门有意无意的泄漏种子，是为了达到一定种植面积，造成无法回收的既成事实，从而对政府造成压力。”（胥晓莺2005b）
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的揭露，使得国家此后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审批上更加谨慎，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管理更为严格。事件爆发后，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悄然完成了改组。在上届安委会55名成员中，生物技术专家占61%，占据绝对多数。此次安委会成员增加到74人，其中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8名，占10.8%；宏观政策、经济贸易与科技管理领域专家5名，占6.8%；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检测、标准化方面专家8名，占10.8%，而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大大减少，只有10名，占13.5%（王晓玲、文晔2002）。安委会组成人员更平衡，表明了中国对转基因生物商品化的政策整体趋于谨慎，政府对转基因生物的管理在加强。在此后两年的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例会上，都搁置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申请。
科学共同体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看法并不是完全统一。绿色和平对此洞若观火，一方面，绿色和平指责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科学家是出于经济利益动机，指出这些科学家在生物技术公司拥有股份。另一方面，绿色和平注重自己言论的科学性，不仅通过薛达元等科学家来表达反对意见，也注重自己调查报告的科学性。绿色和平6次前往湖北调查采样，并将样品送到德国基因时代公司进行检测。基因时代公司在食物、饲料和农产品中的转基因生物的分子生物学检测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1]而之前出台的《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报告，也是由英国的两位科技专家完成。
[1]绿色和平这样介绍为其作水稻样品检测的基因时代公司：该公司的检测方法以及设施可以满足目前国际上在可靠性、可重复性及精确性上的最高标准。这种高标准得到了来自许多权威机构的证实：首先，基因时代通过了各种国家和国际间的核准测试（如国际种子贸易联盟ISTA,美国农业部谷物检测包装贮存行政署USDA/GIPSA,英国食品研究所IFR等）；其次，它经常性地接受并成功通过来自其客户的稽核，他们中的许多都是国际市场的领导企业；另外，多位基因时代公司的科学家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多个标准化委员会（如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美国谷物化学师协会AAC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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