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打破了传统国界的空间壁垒，促使商品、服务、人员、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这也意味着各国人民享有更广阔的活动范围和更多的流动选择。中韩两国一衣带水，毗邻而居，有着极为深厚的各方面联系与交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跨界民族的朝鲜族之赴韩流动愈加频繁活跃，其成因和表现形式愈显复杂多样。21世纪初，在韩朝鲜族数量仅为几万人，2010年已达30余万人，2019年更是破70万人。居住地的改变不是人口流动的终点，离开原属社会系统进入新的空间环境后的社会适应问题更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着流动者自身的生存发展，还影响到流入国的多元社会文化整合，更牵动着流出地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淘金之始：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的背景因素
我国朝鲜族主要是19世纪中叶由朝鲜半岛陆续迁入的，而后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改革开放以后，朝鲜族的“固守家园”逐渐被“离土离乡”替代，较早地开启规模性跨国流动，尤以赴韩流动为最。
（一）政策因素
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的封闭和沉寂。朝鲜族作为典型的农耕民族，是我国东北边疆地区的重要拓荒者和水稻种植的先行者。“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反农民在大集体生产经营模式中的被动局面，广大朝鲜族农民再次将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进一步解放和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土地流转悄然兴起，使得“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再是农民生计和创收的唯一手段。这样朝鲜族农民勇于走出田间地头，从事多种经营活动并实现跨国人口流动便有了可能。
中韩关系破冰解冻，为朝鲜族赴韩流动打开了大门。中国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就交往密切。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关系真正先开历史性新篇章。此后，两国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不断推进双方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出入境方面，1993年和1994年韩国先后在上海和青岛设立了总领事馆，中国亦于1993年在釜山设立了总领事馆，继而增开海运和航道。经济上，相继签订了《贸易保护协定》《投资保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韩防止双重课税协定》以及有关设置经济共同委员会的协定等具有约束力的经济合作协定，从而使经济交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相当迅猛的发展。在政治上，双方高层领导频繁互访，就两国关系、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及时交换看法，相互进行沟通。两国先后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中韩两国关系的改善，尤其是因经贸而发展起来的近乎蜜月式的相互关系的不断升温，对朝鲜族赴韩流动来讲无疑是“天赐良机”，并使之成为中韩建交的直接受益群体。
韩国签证政策的放宽架起了朝鲜族赴韩流动的通道。中韩建交之后，韩国一开始只允许朝鲜族探亲访问。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韩国国内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几近枯竭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无法满足日趋增长的中小企业劳动力需求。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供求压力，韩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引进外籍廉价劳动力的政策，其首选对象就是语言、习俗等方面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朝鲜族，故此对其准入政策亦渐趋放宽。伴着探亲对象范围步步放宽，产业研修制、就业管理制、雇佣许可制等吸纳外籍劳工的政策先后出台，给“近水楼台”的朝鲜族劳务输出大开方便之门。尤其自2007年，朝鲜族的跨国流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为了给境外的朝鲜族创造自由来韩和就业的机会，韩国政府以雇用许可制特例方式实施“访问就业制”（H-2签证），采用配额方式允许部分居住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地的朝鲜族赴韩务工，亦即无论在韩国有无亲属，只要是年满25周岁以上的中国朝鲜族公民都有机会申请入韩务工。因不需支付各种昂贵的手续费，也不用具备“须有亲戚关系”的硬性条件，加之韩国低端工种劳动力市场仍求大于供，前往韩国务工的朝鲜族人数呈现爆炸性增长。
（二）经济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学界对人口流动（或迁移）的动因有各种理论解释，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产生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那些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朝鲜族赴韩流动的主导性拉力则来自韩国“淘金梦”的吸引。
（三）历史文化渊源
朝鲜族先民是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的，其中一部分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定居东北境内，自19世纪中叶起或主动或被动地因灾荒、战乱陆续迁入。据统计，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东北的朝鲜族居民有70.77万人，其中延边地区51.9万人。族群历史记忆是族群认同的根基，每一个族群及其成员都会有追溯族源、缅怀祖先及英雄人物的原生情愫和强烈的“寻根意识”。在寻根过程中，族群成员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作为两个最基本的经脉，在意识上搭建起现实与历史的跨时空对话，进而不断生成聚合力和认同感。世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同宗同文的历史文化渊源，几近相同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或多或少唤醒了朝鲜族特殊的“民族情结”和天然的“亲近感”，这点对那些身无一技之长、文化程度低，且在韩国没有亲戚的人来讲显得尤为重要，至少他们不是普通的“外国人”。
二、从区隔到融入：在韩朝鲜族经济适应的阶段性发展
跨国经济适应是一个至少涉及两方群体的相互调适过程，它不仅仅是流动者自身对流入地社会单向度的适应，同时也包含着东道国主流社会在面对外来人口时所作出的回应，而这种回应——是接纳还是拒斥，直接影响跨国流动者的适应进程。
（一）边缘拒斥：初入异域的生计困境
韩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强烈的单一民族意识，十分强调血统的纯粹性、历史文化的同一性。当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迁移将隔绝久远的同源民族与之置于同一个社会空间时，其“东道主”的身份优越意识尤为凸显，加之蜂拥而至的朝鲜族移民又被贴上不发达地区出身、低端职业、浓重口音、穷朴装扮等“劣势标签”，其“文化中心论”和“民族自豪感”自然外溢，韩国社会对中国朝鲜族显露出深层而又多重的歧视与排斥，包括制度上的“非公民”身份地位、职业上的工种分隔与劳工等级、文化上的身份标签与污名化。出国之路的高成本、高风险与在韩务工的低待遇、低保障相互交织，一步步加剧了在韩朝鲜族心理上对韩国社会的不信任感和失落感，其族群认同感大打折扣。
（二）族裔联结：在韩朝鲜族商业聚集区的形成
此外，大林洞的医疗和教育设施也较为方便。大林洞虽然没有专门的地方医院或社区医院，但作为中国朝鲜族选定医院的翰林大学江南圣心医院却在大林洞。它可为那些即便是入境不到3个月、未能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中国朝鲜族减免约10%~20%的诊疗费。位于大林3洞的西南圈国际中心可为中国朝鲜族提供一定程度的免费教育，人们可以通过韩国语、电脑教育、烹饪技术、按摩技能等专业学习，考取资格证书，以获得更好的工作。
（三）多点延伸：经济融入与居住嵌入
长期化、家庭化的居留方式使在韩购置不动产成为权衡利弊后的一种需求。中国人自古就把房子当成安身立命之所。用以居住是房子的基本功能，但绝不是根本意义。尤其对于身体上和心灵上双重漂泊的跨国流动者而言，外显为房子的家，一方面是归宿、是心灵停泊的港湾；另一方面直接体现一个人的财富情况和所属阶层，象征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部分朝鲜族将在韩置业作为务工历程中的一个目标，其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商品化的再交易，而是使身有所归，同时，彰显其在韩国的社会地位。
当然，经济融入与居住嵌入仅仅是少数向上流动者的社会适应现状，但也充分彰显了多年来在韩朝鲜突破重重困境，不断走向自主自强的生活开端。伴随近40年的赴韩跨国流动与经济适应，韩国主流社会与在韩朝鲜族族裔社会的边界或主动或被动地逐步淡化，特定场景下的文化双向认同得以实现。
三、变与不变：朝鲜族跨国流动的思考
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在韩朝鲜族也从当初的“自闭”走向“自主”，主动与当地社会进行交流交往，其迁移选择与身份认同也越来越趋向于一种流动且多元的状态。而韩国社会也从排斥、区隔趋向对朝鲜族的包容与理解。然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共生”现象背后，仍存在着许多“悖论”。
（一）不变的“他者”身份与中华文化认同
越是这种“他者”身份，越能激发经济适应动力，越能点燃自强自立的精神，越能凝聚中华文化认同。“他邦夜夜家国梦，天涯朝朝总相思。”乡愁是华侨华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也是国际移民的共有情怀。尤其是目睹新时代以来，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各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实力，越来越多的在韩朝鲜族将目光投向祖国，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之根，不仅极大保留了中华文化特色，更增进了中华文化认同。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今天的在韩朝鲜族必然更具身份自信、自豪感与安全感。
（二）变化的“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一词源于韦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分析中的两种理性化逻辑——文化理性化和社会理性化。前者指的是从文化系统、世界观层面（如现代科学、宗教、哲学以及艺术等）考察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转型；后者指的是从社会秩序和制度层面考察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此后，施路赫特、哈贝马斯、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等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阐释韦伯的理性化逻辑，进而将这种对人们的思维和行动的手段、工具、方法和途径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倍加重视的思维方式，称为“工具理性”。
人类社会区分“我群体”与“他群体”的意识是普遍存在的。移民总是被本地人视为“他群体”，而且本地人为了维护自己利益最大化，通常会从意识、态度、行为和制度等层面来建构和设置边界，排斥外来群体，尤其是在利益相矛盾或冲突时，排斥的力量更大。为了回应来自韩国社会的现实区隔，在韩朝鲜族逐渐由“自闭”走向“工具理性”，开始将情感因素让位于理性认知，在利用文化和身份来寻找生计出路、满足基本需要和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果断根据情境适时、适度构建或重构身份认同，以弱化身份的边缘性，进而加快适应主流社会，减少或避免与主流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三）何去何从：流动方向的想象
（摘自：王春荣、朴今海：《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