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中见到了水稻遗存。它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证据，也是现阶段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资料之一。毫无疑问，这里的发现对于稻作农业发生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与经济生活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稻作农业的若干问题。
一、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与经济生活
彭头山文化是近年新发现的一支新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发掘过的遗址有湖南澧县彭头山[1]、湖北宜都城背溪[2]、枝城北[3]等。
目前，这支文化集中分布在洞庭湖西北与鄂西长江干流沿岸。这里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区与湖沼盆地间的低山丘陵区，属于典型的山前地带。由于泥沙淤积、湖沼平原扩大，遗址现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岗丘，周围地形平坦开阔。
关于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1983年冬，笔者调查并发现枝城北遗址时，曾在采集到的陶片中观察到碳化稻壳。1988年秋，在主持发掘澧县彭头山遗址时，又在出土的器物及红烧土块中再次观察到同样的遗存。由于这些稻壳在陶器制作过程中已被挤压变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故目前有关专家们还不能有把握地鉴定其种属。不过，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理由，上述发现应当属于人类稻作农业的证据。也就是说，从农业起源的角度，它们都应是早期型态的栽培稻。
第一、彭头山遗址本身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围较平坦开阔的地形及自然环境也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中，碳化稻壳的发现并不仅限于某一孤立地点，而是形成了实际的分布区域。
第三，通过彭头山遗址陶片的显微观察，其陶胎中夹有大量稻壳。这说明它们并非是制陶过程中偶然混人的杂物，而是有意识地将稻壳作为主要掺合料之一。
第四，即使今后的鉴定确认彭头山等遗址的稻谷有某些接近或属于野生稻谷的特点，那也难以排除它们属于人工栽培稻的事实。我国河姆渡所见稻作农业的规模及其成熟性均强烈地暗示，在它之前，至少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已经历了较长历史过程。
正因此，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证实，在长江中游地区，人类稻作农业的历史完全能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经初步整理，彭头山时期的生产工具由三部分组成：大型打制石器，细小打制燧石器，磨制石器，并以打制石器占绝对多数。其中，大型打制石器制作粗糙，无固定型状，作用多系砍砸。细小燧石器亦缺少正规样式，根据部分器物刃部的显微观察，其作用当以切割、刮削为主。在这里，磨制工具不仅数量极少，且种类单纯、个体偏小，只见有一种既可谓之斧又可谓之锛的样式，长约7—8cm，宽约4cm，双面刃。值得注意的是，与磨制工具形成鲜明对比，磨制装饰品却数量多，磨制精细，型态规整，并有多种类别，有的还有一面或两面对穿而成的孔。此外，在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中，也只是磨制装饰品与陶器，未出任何生产工具。以上这些现象说明，磨制石器作为一种工艺，当时已经成熟。但是，主要作用方向不在工具而在装饰品。正因此，在人类的价值观念中，工具尚不能同装饰品和陶器相与为伍。显然，这是以支配自然为特征的生产性经济尚处在初期阶段的真实写照。在彰头山文化中，以往的发掘还出土有水牛的完整头骨。估计在新石
器早期，水牛也已成为家畜种类之一。
综合考察彭头山文化生产工具的构成，以及稻作、家畜饲养遗存的发现，可以初步获得这样的印象：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兼有水稻种植与家畜饲养，但规模有限。
二、关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就世界范围而言，距今1万年左右，是人类从利用自然到支配自然的转变时期，与最后一次冰期消退同时，气候全球性逐渐回暖。在气候的支持下，农业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相继发生。其中，既有稻作农业，又有旱地农业，并以不同的栽培作物显示了各自的区域特点。目前，人们倾向认为，世界农业的起源主要有三大中心。西南亚，小麦与大麦；东亚，大米与小米；美洲墨西哥及秘鲁，马铃薯与倭瓜、玉米：可是，1978年埃及库巴尼亚遗址发掘，据报导出土了1．8万以前的麦粒。尽管这些麦粒究竟是栽培种还是野生种尚难以论证，但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把世界早期农业的起源限定在几大中心之内的认识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看来要确认某种栽培作物确切的起源地，并把它同一定的农业中心联系起来，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步履维艰。首先，适宜某种作物栽培而又拥有其野生祖本的范围往往十分宽广。以水稻为例，印度恒河流域马哈嘎拉遗址即已发现距今约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世界范围农业的起源一样，也不是少数地区的孤立现象。对此，下面将继续进行讨论。
第一、中国东部大陆距今1万至7千年左右的新石器遗存，依纬度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差别，各地都有不同的农业类型或栽培作物的品种。华南目前虽无栽培稻的直接证据，但普遍认为那里与东南亚一带类似，应有薯蓣和芋头。在长江流域，无论彭头山文化还是后起的皂市下层文化，以及下游的河姆渡，罗家角下层遗存，都以种植水稻而突出了本身的地域特点。在黄河流域，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以粟、黍为农业品种。在北方地带，沈阳新乐文化也有种植黍的记录。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农业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历史产物，而是以大范围的总体进步为其必要条件或基础，是人类不同部分在各自区域通过长期摸索、交互影响、共同促进的结果。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彭头山遗址发现的迄今我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长江中游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区，而应进一步理解为是中国东部大陆已进入农业时代的标志，是农业在气候等自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广泛发生的一种区域现象。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尚未发现之前，河姆渡早期数量巨大的同类遗存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力，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稻作农业可能发端于长江下游的认识倾向。现在，这种认识是否又要予以修正呢？事实上，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纬度相同，自然条件类似，而且：彭头山与河姆渡遗址所在具体地理环境也大体一样。此外，河姆渡第四层稻作农业的规模及生产方式也已明确地暗示，在它之前肯定还有一个与彭头山文化相当的早期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无论长江中、下游都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区。
第四、栽培作物的起源与陶器、磨制石器，家畜饲养、聚落的发生与兴起一样，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与支配自然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通过已有考古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距今1万至7500年左右，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基本具有与长江中游地区相似的发展阶段；尽管各自进步的速度可能有一定差别，但许多共见的因素，如陶器胎壁上薄下厚，穿孔石器数量较多，有打制的细小燧石器等，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
往和联系。此外，这一时期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河旁阶地遗址，在华南地区也已存在，据调查广西桂平大塘城遗址的面积就达1万平方米以上。总之，相似的发展阶段，相互间存在的交往，以及已经出现的大面积露天遗址都在暗示，华南作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适宜的自然环境，还有长期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它的水稻栽培史当不会晚于长江流域。
正因此，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阶段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初始年代，现在尚无任何直接证据，这里只能分析已明确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情况。
由于稻作农业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探讨它的发展就不能仅着眼于稻作遗存本身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还应该从有关文化的发展，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等多方面予以考察。
根据已见诸报导和笔者掌握的资料，并利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成果，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大致可区分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距今1万年或更早———7500年)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真正属于这一阶段的资料还很少，目前只能以彭头山遗址和华南的发现来说明问题。
1．在这个阶段，稻作农业已经出现，人类的生活方式正朝有利于农业稳定发展的方向转化，但生产规模有限。在洞庭湖地区，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已由过去的湖沼边缘的高岗步人四周地势更为开阔的低岗。在华南，一些河旁阶地也出现了早期的露天遗址。显然，这些变化都反映了人类发展农业的努力。不过，那时各地都以打制石器为主的工具构成，说明生产能力低下；同时，亦从侧面证实采集与渔猎仍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2．根据近代民族学的研究，当时稻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可以属生荒火耕类型。由于南方酸性土壤的影响，彭头山遗址并未发现任何骨、木器等有机质工具。但是，考虑到遗址所处地理环境，有理由认为，这类器具应是主要的农具种类。
3．有迹象表明，这一阶段稻谷的某些特点接近野生稻。仅从稻种的演变与人工选择角度，本阶段或许可称为“原栽培稻时期”，其基本意义是，人工栽培过的稻类不只一种，经人工选择后的主要栽培稻类稻种也在不断演变。
第二阶段(距今7500口—5000年)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期阶段，其间还可根据文化的整体发展再细分为前、后两段。六千年以前是前段，随后是后段。前段的代表有长江中游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下游的河姆渡与罗家角下层遗存等。后段的代表有中游的大溪文化，下游的河姆渡中、上层与马家浜文化等。
于前段，稻作农业具有如下特点。
1．稻作农业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开始占居主导地位。河姆渡第4层发现了大量稻作遗存，以及数量众多的农业生产工具。罗家角第4层的发现也与河姆渡的情形类似；而且在土壤的孢粉分析中，禾本科植物孢粉竟占97％。由此可见，这时稻作农业的规模已远过了第一阶段。
2．根据部分完整谷粒的鉴定，河姆渡第4层稻谷属栽培稻籼亚种中晚稻型。它表明大约距今7千年左右，我国水稻种植已进入真正的“栽培稻阶段”。
3．熟荒耜耕成为生产方式的突出特点。河姆渡大量骨耜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土地可能有了某种程度的翻耕，还意味着排、灌水的技术也有了利用。
与中期前段相比，后段稻作农业总体上并无重大变化，但仍有一些进步引入注目。
1．在生产工具中，骨木器数量与种类明显减少，磨制石器成为主力工具。河姆渡，罗家角都存在骨木器逐渐让位于磨制石器的趋势，而至年代稍后的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等马家浜文化遗存，磨制石器已基本取而代之。圩墩中层的穿孔舌形石铲，最大者长95cm，刃宽12.5cm，就可能是一种与前段骨耜的功用相似的农具。它的使用指示了土地翻耕面积更有扩大。在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磨制石器的数量与种类也显著增加，并有一种“巨型石斧”，红花套所出长43.1tm、大溪所出长38cm。目前，这种器具的真正用途尚值得讨论，因为出土数量并不很多。但是，它的存在表明，它在生产中可能承担的任务已由别的工具分担了。否则它就难以成为具有其它意义的器类。就总体而言，大溪文化时期人类对土地的开发也远甚于以前。
2．农业的规模较前又有扩大。在长江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早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打制细小燧石器，大溪文化中期开始全部消失。更重要的是，各个地区此刻的新石器文化无论哪一方面都呈现出一个空前繁荣的景象。显然，这种局面与经济的发展存在因果联系。
第三阶段(距今54千年)
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以前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又跃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将这个时期也区分成前后二段，那么发展的线索就更为清楚。
1．通过各地区的建筑形式与墓葬资料，人类社会的贫富分化从这一阶段前期开始已日益明显，私有制正逐步滋长。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房屋不再类似大溪文化以单间为主，而见横列多间式，隔墙有门相通。在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墓葬随葬品数量的差距也在拉开，男女合葬墓出现，还有用猪下颌骨随葬以示财富出众的现象。至此阶段晚期，私有制更有发展，僧侣集团形成，人类社会进入到前国家形态，浙江余杭反山·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及墓葬就是极好的实例。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产生标志着以土地公有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原始农业阶段的结束，一个土地私有或分配到个人的，并以个体劳作为特征的新阶段的到来。这时，剩余产品生产成为新的社会现象，一般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墓葬随葬生产工具的数量与单位均大幅度上升。
2．农业工具与耕作技术进步，晚期尤为突出。良渚文化中的三角形犁状器、双翼耘田器、斜柄刀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石犁铧”，中耕用具及开沟槽的“破土器”。尽管这些工具的确切用途尚待深究，但还是标志着某些新技术已被实用。
3．如果说长江流域在新石器中期以前可能以较大优势保持着稻作农业的领先地位，那么这时期它与其它地区的差距就在不断缩小。于此阶段，从云南到福建，整个南中国的广大境域内稻作农业的证据比比皆是。其中广东石峡文化更以其富有地方特色的农具，以及墓葬资料所反映的阶级分化，表明这里稻作农业的生产规模，社会形态均与长江流域处于相似阶段。
4．稻作农业的自然分布区扩张到了黄河流域。以现有发现，黄河流域稻作的证据集中在中、下游，其年代大约始于庙底沟类型及以后。至于其种类还不十分清楚，可能有粳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三大阶段中，第一阶段应是原始稻作农业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应是原始稻作农业的发达阶段。至于第三阶段，基于社会形态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很可能已不再适宜继续归属在原始稻作农业的范畴之中。
结束语
本文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基础上，进而讨论了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等问题。显然，这里的讨论只是初步和粗线条的，有些认识更不免偏颇，期待各位的批评指正。
注释
[1]参阅《湖南对彭头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中国文物报》1989年2月24日。
[2]《宜都县城背溪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宜都县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3]《宜都县枝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4]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测定，半衰期5730，未经校正。
[5]游修龄译：《最早的粮食生产》，《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6]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7]《广西桂平县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1987年第11期。
[8]《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
[9]《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