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论述水稻是明清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食物依赖，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由水稻作为主体的农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美洲作物传入中国以后，没有改变水稻在其中所占的主体地位。作者认为，水稻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涉及经济结构、技术进步、环境变化、文化特征等多个方面。其正面作用主要是养活了大量人口，成为多熟种植的主体作物，使得江南稻作产区成为经济与文化中心，促成了稻鱼共生系统的发展与梯田农业的演进；与此同时，水稻生产的特殊原因与其它因素共同作用，又限制了工具，特别是犁的进步，此外，还因为挤占了洪水泄洪的空间，促成了南方雨季洪灾的发生。
1、前言
2、养活大量人口，成为帝国社会的经济依赖，而且比前期依赖程度更高
水稻生产地区的人口规模一般较大，一方面与水稻产量高有关，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与水稻本身的营养价值可能关系密切，水稻在富有营养的同时，以稻米为食物的民族，其个体多数并不处于肥胖的状态，似乎显得更加健康，所以水稻生产地区的人口密度要大一些。
3、促成了多熟种植的推广，占据多熟种植的作物生产主体部分
中国人口，在明代以前，据官方的统计，大约是在5000～6000万之间，入清以后，人口迅速增长，乾隆6年(1741)人口突破一亿，到乾隆30年(1765)人口增加到2亿，乾隆55年(1790)又增加到3亿，到道光15年(1835)人口增至4亿。从中国历史上看，从汉平帝元始2年(公元2年)5900万人，到乾隆6年突破1亿，用了1740年，而从1亿增到2亿，只用了24年，从2亿到3亿，仅用了25年，从3亿到4亿只用了45年，由此可见清代人口数量增长之多，发展速度之快，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4、促成了稻田养鱼、养鸭的生态农业与梯田景观的形成的和发展
4.1促成了稻田养鱼、养鸭的生态农业的发展
水稻生产的高产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人口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多熟种植的发展，即是充分利用土地的方式，自然将水稻生产与养鱼结合是很容易理解的。司马迁记载的西汉时期江南一带的“饭稻羹鱼”，到了明清时期，当养鱼与种稻存在相互结合时，稻田养鱼就是一种很好的解决空间不足矛盾的方式。针对浙江青田稻田养鱼系统，游修龄先生指出：“浙江永嘉山区的老农说，三国孙权坐天下时，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稻田养鱼了。这个口述历史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在贵州，侗、苗族也有“稻田养鱼”的习惯。“稻田养鱼”可说是山越对“饭稻羹鱼”的应变和创新，在空间上进行了立体的“套种”，是明清以来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在种植业之间套种之外的另一种套种形式，只是将前者作物中的一种换成了养鱼而已。
稻鱼共生系统的意义重大：其一，稻鱼共生，种养结合，利用了空间，节约了土地，同时还减少了中耕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可谓一举多得。“稻田养鱼”将种稻和养鱼有机地结合起来，田鱼觅食时，搅动田水，搅糊泥土，为水稻根系生长提供氧气，促进水稻生长。田鱼吃了稻田里的猪毛草、鸭舌草等杂草以及叶蝉等害虫，免去了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田鱼的排泄物等于给稻田施加有机肥料。其二，长期以来，主要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劳动所得到多是一些植物性食物，食物结构单一，品质欠佳。而“稻田养鱼”则在收获水稻的同时，得到动物蛋白质，弥补了农耕民族食物中动物蛋白质不足的缺陷。第三，它是一种空间上进行的立体“套种”形式，节约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长期以来历史上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第四，由于稻鱼共生，减少了对农药的依赖，维护了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提升了生活在水生环境中杂草的价值。生物多样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它对于因为化学、石油农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起到抑制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
联合国粮食组织将以浙江青田稻田养鱼系统为代表的稻鱼共生系统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即是考虑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并期待在今天在农业与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发展关系成为可能。而这所有的优势与前景都是基于水稻这个重要的作物之上。
4.2促进了水稻梯田农业的发展
水稻生产与当时小农经济结构的结合，客观上限制了工具的进步，以犁为例，犁自春秋战国时出现铁犁以后，至汉代出现了犁壁。这是一个加在犁铧上端的装置，有了犁壁不仅可以更好地碎土，还可以作代行起垄，进行条播，有利于田间操作与管理。汉代画像砖石中可以看到犁的基本构造，已经有犁壁的装置，木质部分由犁辕、犁梢（柄）、犁底（床）、犁箭、犁横等部件组成。虽然犁辕的长短有别，但都是直的，因此称为直辕犁。唐代的曲辕犁发明以后，犁的形制就已经定型，在此之后只是在元代增加了犁刀，犁与水稻的天然结合，再加上中国小农经济的这种惯性，使得中国历史上工具的进步在元代嘎然而止，后期的犁的发展没有大的进步可能和要求，是由于南方水田比北方旱地面积小，耕作时经常要拐弯，要求犁比较轻便和灵活，于是出现了曲辕犁。又因其最初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所以又被称为“江东犁”。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说明重犁是工具发展的方向，但毕竟重犁发展的结果促成了机械化为代表的欧洲农业的进步。
众所周知，曲辕犁的发明标志着中国耕犁进入了成熟的阶段。自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源于水稻生产的高效与北方的长期战争与人口增加，北方可控疆域通过空间上的开发已经趋于完成，为什么中国的主要农具自此以后没有大的进步，原因与水稻生产关系很大。在欧洲，犁的早期形制与中国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其区别主要是工具背后的经济格局，而其后较大的区别则是欧洲由轻犁向重犁过渡，由于湿润环境下麦类作物需要深耕而缓解地力下降，欧洲由牛拉逐渐向马拉发展，几匹马拉动犁进行农耕；而中国水稻生产，一方面由于主要是小家庭生产，小农家庭难以配备较多的耕牛，简便的曲辕犁便是最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同等程度的深耕，不像北方所需要的役力大，水田的耕地主要意在方便、快捷，两牛拉犁效率反而不好，从而也限制了犁的进一步发展，即向非自然力动力方向，即对机械动力产生需求。
犁在北方先是二牛抬杠式，需要两头牛，而南方水田劳作则不易进行，于是曲辕犁加一牛耕作，成为主流，这种小型化和轻便化的改进，固然劳动效率提高，但也抑制了后来向重犁方向的改进，至少在南方，犁只能维持在此水准，不再有较大的系统改进。
当然，水稻对农业工具的影响作用还需要其它因素共同来完成，诸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子继承，促成了财产的不断细分，小农经济占主体地位，难以形成像欧洲农业那样的拥有较大规模土地农场，无法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使得大牲畜占畜力的主体地位，无法形成对劳动效率的迫切需求。因为人口众多，而农业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是均匀分布，常常是劳动力显得处于闲置状态，而悠闲却是“有罪”的，民间俗语有“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的俗语，直到今天的一些乡村，机械化无法实现，是因为劳动力闲置，基于农民吃苦耐劳的品格，无法产生对劳动力替代有特殊作用的技术方面的进步的需求，所以中国的农业是一种更多劳动力投入型的精耕细作类型。中国拥有最勤劳的农民，但是中国人难以发明近代的以机器为动力的农业机械。
6、虽然水稻种植属于改善环境质量的生产行为，但是却在空间上挤占了洪水的下泄空间，与西南山区、丘陵地带的美洲作物共同作用，促成了夏季经常性的洪水泛滥成灾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必然会带来环境问题，只是问题的大小不等而已。南方生态脆弱性的体现与北方性质完全不同。在北方，环境问题主要是水土流失，而水土流失是黄河由“河”变成河前加黄字的“黄河”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南方，由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并不会带来类似于北方的水土流失问题。但是南方的环境问题也同时存在，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不过不是由于种水稻直接带来的，而是间接造成的。其一是在山区由于旱作而不是稻作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是山地旱作所为，特别是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后，对西南山区环境的破坏，而能够种水稻的地区，多是低湿地，本身水源较充分，土地上植物生长速度快，植被有重要的拦蓄水分的作用。坡度较缓的冲田和坡度较大的梯田，由于田埂具有拦蓄水分的作用，不会造成水土流失。
其二是间接由种植水稻所产生，特别是在平原地区，如长江中下游平原与江汉平原。主要是越来越多季节性洪水无法快速下泄，造成洪涝灾害。这主要表现在湖区对湿地的围垦，导致洪水时无法泄洪，引发灾害。长江流域的开发，更确切地说是利用湿地种水稻，挤占洪水的空间早在宋代就显现出弊病。在国家经济赖以维持的江南地区，早在宋元时期，由于圩田在不断扩大，与水争田的结果是破坏了水系，造成了水害，常常致灾。宋代农民不断有“复湖”和“废田”的呼吁，宋孝宗曾经说过：“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南宋时曾经多次下令禁止围田和复田为湖，但因为权贵所梗而不能行。清代魏源在《湖广水利书》中说，由于圩田和围田的不断扩张，结束了“历代以来有河（黄河）患而无江（长江）患”的历史，长江开始成灾。宋元时期为了缓解人口压力，还出现了柜田、葑田、沙田、涂田等多种形式，都是利用各种可能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些加深了水与人争地的矛盾，因此在“湖广熟，天下足”流传的同时，江汉平原地区还流行着“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的谚语，即是说由于洪水的危害，经常导致水稻绝收。
垸田中的主要农作物即是水稻，间接造成了洪涝灾害普遍的现象，随着对水稻依赖程度的增加，自明清时期开始，中国长江流域开始进入到了洪涝灾害时代，荆江大堤高出两岸地表，形成悬河。
7、结语与讨论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水稻对于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客观上水田劳作难以从工具的角度引领现代效率型农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篇幅来阐释的话题，需要另文探讨），此外，稻作农业的发展，对于江南地区洪涝灾害的产生，间接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