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经历启动改革时期第三轮强劲景气增长，增速在2007年达到14.2%周期峰值后进入下行调整过程。新一轮调整从2008年算起已持续八年，从大规模刺激推动经济增速2010年反弹后逐步回落已有五年，从2012年二季度增速“破八”也已三年多。
本文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研究方法，选择周期和结构双重调整的观察视角，尝试对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做一番梳理考察。基本观点认为，近年我国经济运行下行态势与困难，作为新一轮经济周期与结构调整叠加作用的产物，是由我国经济追赶阶段性成功派生而来，挑战严峻然而具有合规律性。
目前经济运行处于本轮调整隧道的最深部位，政策应对“等不得也急不得”，而是需继续保持定力积极调整，丰富充实稳增长同时尤其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的关键领域结构性改革以提振信心，通过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拓宽思想观念边界。
从目前形势看，如果政策应对得当，我国“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可能会“先低后高”，经济增速在6%上下筑底完成周期转换，并在下一轮景气周期阶段冲刺高收入经济水平。
1、本轮周期调整的特点与难点
从宏观经济周期角度观察，早先扩张阶段积累失衡因素特点，会对后续调整阶段经济运行轨迹产生重要制约作用。近年经济周期下行调整走势特点与难点，与新世纪初年我国开放宏观经济扩张以下几方面情况存在联系。
1-1、外需繁荣、过度投资、产能过剩
调整阶段需消化早先扩张阶段高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世纪初，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出口增速多年高达25%-30%。“出口增速高原现象”诱致过于乐观外需预期，高投资派生更大规模产能过剩需较长时期消化。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用本币衡量持续快速增长，然而随着人民币“先贬后升”规律发生作用，进入新世纪后，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中国经济追赶提速，并且远远超过早先预期。例如中国最高领导人2005年曾在公开场合预测，2020中国GDP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然而实际上，2008年中国年汇率衡量GDP总量和人均GDP已分别达到4.5万亿美元和3425美元，2014年分别达到10.38万亿美元与7589美元，经济追赶速度远超预期。
超预期追赶伴随出口与顺差高速增长。2002-2011年十年间除2009年外，出口平均增速保持在25%以上，形成“大国出口增速高原现象”。中国出口在全球占比从2000年3.5%上升到2010年9.2%，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进出口贸易国。不同于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伴随贸易逆差增加或顺差减少，受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与汇率调整滞后等因素影响，新世纪初年经济高速扩张罕见伴随贸易顺差大幅飙升，成为同期全球范围国际收支不平衡扩大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经济追赶是在当代全球化时代环境下大国开放发展的合规律现象，然而一度扩张偏快与顺差失衡持续扩大并深度嵌入全球经济不平衡系统，给后续调整带来特殊困难。“世界工厂”地位与出口增速高原现象，通过企业“适应性预期”诱致更大规模过度投资，由此形成较大规模产能过剩需要较长时期逐步调整。
另外，世纪初中国出口持续高增长在利用发达国家存量市场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然而中国成为最大贸易国也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外部景气回升对我国经济周期转换可能产生的推动作用趋于下降。
1-2资产泡沫派生存量调整压力
调整阶段要消化早先通胀失衡影响，然而本轮扩张期通胀形成机制不同。随着我国体制转型深化与资产货币化市场化程度加深，货币扩张偏快更容易表现为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飙升，而不仅表现为CPI上涨。资产泡沫化伴随过度杠杆化与金融风险因素积累，需较长调整期逐步消化。
与上世纪80-90年代财政赤字货币化、银行对国企低效贷款倒逼央行再贷款导致货币过度扩张不同，新世纪初年货币增长偏快格局形成过程中，增持外汇储备导致央行资产被动扩张成为单个最重要根源。
数据显示，2003-2012年央行总资产从6.2万亿增长到29.2万亿元，2012年是十年前的3.75倍；同期广义货币M2从22.1万亿增长到97.3万亿元，2012年是十年前的3.40倍；2003年不变价GDP从13.6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33.3万亿元，2012年是十年前的1.45倍。广义货币扩张是实际GDP增长的2.3倍，央行总资产增幅比广义货币更高。由于中国国际收支多年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占央行总资产比例从54.3%上升到80%上下，显示新时期基础货币扩张直接根源是外汇储备过量增长。
货币超发意味着通货膨胀，然而新时期通胀在物价表现方面呈现新特点。观察2003-2012年十余种具有宏观分析含义的物价指数年均增速可见，工业消费品如CPI中非食品部分或PPI中生活资料部分增速最低，原料燃料等资源性产品与粮价肉价等农产品增速较高，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增速更高。
上述经验观察提示一点重要关系：给定货币超发冲击环境，不同物品涨价幅度与其供给弹性存在反向关系。如受到制造业生产率较快追赶抑制作用，非食品消费品或生活资料工业品价格年均涨幅不到2%，然而供给弹性较低的农产品和商品房价格年均涨幅7%-9%和10%以上，缺少常规统计数据的土地、收藏品、可转让矿山开采权等资产价格涨幅应该更高。我国股票发行行政管制对股票资产供给弹性产生影响，然而2007年通胀高潮时股市出现6000点行情以及2014年初夏季节股价飙升，显示资本市场也容易成为资产泡沫化侵袭对象。
随着资产货币化程度加深，货币扩张不仅表现为CPI等增加值对象价格上涨，而且更可能表现为已有存量资产价格飙升即资产泡沫因素。与此相联系，传统CPI对货币扩张的响应敏感度显著下降。统计分析显示，我国CPI对广义货币滞后一年期变动弹性，从1980-2000年0.647下降到2000-2014年的0.194，即新时期消费物价对广义货币反应灵敏度比早先时期下降三分之二以上。
以资产泡沫为特征的存量通胀，与消费物价上涨为特征的流量通胀比较，前者对经济体浸润更深，派生失衡更为复杂，后续调节更为困难。CPI流量通胀下市场主体更多采用被动囤积保值方式减损避害，资产泡沫化背景下市场主体更倾向于通过主动投机性投资避险套利。如果说流量通胀更多影响人们支出与储蓄行为，存量通胀则更为深刻地影响负债与投资行为。流量通胀场合价格飙升可能来势凶猛，然而如果断实施正确治理措施可能较快收效；在资产泡沫化与负债杠杆率过高背景下，存量调整与资产负债表修复更为困难。
1-3、大规模刺激的推延效应
过度扩张必然派生调整。新世纪初年经济扩张转向下行调整发轫于2007年下半年，然而调整进程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与我国实施大规模刺激政策而暂时改变。四万亿刺激取得推动国内经济V型回升成就，并对全球经济很快转入复苏做出特殊贡献，然而货币信用急剧扩张反弹也使本应调整的失衡矛盾因素有所加剧，后续调整也变得更为复杂。
2007年是新一轮经济周期演变的转折年份。当时，经济过热伴随外部失衡加剧，常规货币信贷与银行表外业务高速增长，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飙升与CPI明显上涨，“民工荒”现象提示劳动市场需求偏紧压力，形势特征显示多年扩张达到极致，综合矛盾发酵与释放推动经济运行朝调整阶段转变。
2007年下半年中国政府系统实施紧缩取向政策，到2008年年中在控制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如能坚持调整政策，当时经济减速持续一段时期后，应有可能在2011-2012年重拾景气增长。然而2008年秋季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冲击中国经济，外部环境逆转急促改变我国宏调政策轨迹。
面对出口急剧收缩与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形势，中国政府2008年11月初重新部署宏调政策并急促推出四万亿大规模刺激计划。周期性紧缩政策转变如此急促，在改革开放时代可谓绝无仅有。刺激计划重点不在于其流行名称强调的政府承诺从2008年第4季度开始的九个季度中投资4万亿元，而是金融政策前所未有放松带来货币信用罕见扩张。数据显示，刺激政策出台后广义货币和信贷增速从早先15%上下很快飙升到25%-30%，地方政府债务从2007年4万亿元飙升到2010年10万亿元，三年飙升1.5倍，其中2009年增长62%。
货币大手放松与信用猛然扩张，确实对扭转此前经济增速令人不安的快速下滑形势发挥了积极效果。工业生产增速从2008年底5%左右上升到2010年初20%以上，投资实际增速从2008年底15%上下飙升到2009年一度超过45%，GDP季度同比增速从2009年1季度6.2%低谷反弹到2010年2季度11.9%的阶段性峰值。不过取得上述成就支付了不菲代价，一个重要代价就是使本来需调整的某些失衡因素进一步加剧与复杂。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该行业新世纪初多年扩张已出现局部泡沫因素，2007年紧缩政策已对房地产过度扩张初步产生降温作用，2008年夏季这个行业已普遍感受到调整压力。四万亿刺激使得受到过量库存困扰的房地产开发商立刻解套并转而投入新一轮更大扩张，商品房价格则由此前低迷状态应声而起。在政府推出一揽子刺激措施后17个月内，存在显著低估偏差的房地产官方统计价格进一步飙升47%，客观上加剧了一些地区本已存在的房地产泡沫化因素。
货币信用刺激与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推动投资急剧反弹，客观上加剧了一些工业部门本已存在的产能过剩压力，并对国际铁矿石以及其它大宗商品价格2009年初反弹产生助推作用。随着大宗商品价格2010年达到或接近危机前峰值，我国进口价格随之反弹到2008年上半年历史峰值，贸易条件出现新世纪以来最大幅度年度恶化。
2、本轮结构调整的特点与难点
一是要素价格上升与本币实际升值“内挤外压”，倒逼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行业转型升级，需培育足够体量规模的新增长动能才能走出低谷，因而比早先调整更加深刻。二是煤炭、钢铁、电力等重工业部门外延扩张接近峰值，这些部门在早先下行调整阶段先行回升推动周期转换的主引擎功能显著弱化，要求深化改革简政放权以创造更为分散化多样化新增长动能，因而也比早先调整更困难。
2-1、要素成本上升倒逼结构调整
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以及环保成本都快速上升，本币实际汇率趋势性升值，构成新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深刻而持久的驱动力量。
第一，以农民工群体这个较低端基准劳动力要素成本为例，平均月工资从2000年563元上升到2014年2864元，2014年是2000年5.08倍，年均增速为12.3%；考虑CPI上升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速也在9.6%较高水平。用市场汇率折算美元衡量2014年是2000年6.76倍，年均增速更是高达14.6%。
第二，虽然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伴随对美元汇率短期贬值，然而过去十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与实际汇率分别约升值30%和43%，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50%和58%。
第三，全国国有土地出售价格从2003年每亩6.8万元上升到2010年每亩42.3万元，2010年亩均售价是2003年的6.2倍，十年景气扩张期年均上升29.8%。最后，生态环境压力增加已达到与逼近红线，环保监管力度与环保成本趋势性上升。
要素价格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而逐步上升并带动产业和技术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阶段性成功的产物，总体属于合规律现象。不过，上述变化某些方面，也与我国体制政策特定安排内容以及某些有待完善因素有关。例如近年我国农业补贴快速增长提升农民收入，同时也会增加农业劳动力转移机会成本，并对农民工工资上升产生某种边际影响。在国有垄断城市建设用地体制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改革滞后背景下，市场机制难以较好发挥调节土地供求关系与抑制地价过快飙升的功能。企业用工各项社保提留比例增长偏快也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长过快。在经济景气繁荣期，具有顺周期属性的企业利润较快增长，企业对要素综合成本快速上升尚能承受，目前经济下行阶段面临较大调整压力。
要素价格变动“内挤外压”倒逼结构调整最突出表现，是大量加工贸易以及其它劳动密集型行业或生产区段面临紧迫调整压力。在周期与结构调整叠加环境下，一些高度依赖传统加工贸易的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需逐步转移和退出，同时要创造培育出足够数量的新增长因素才能走出周期低谷，因而比早先调整来得更加深刻。
2-2、增长动力转换需要结构调整
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整体进入中后期，部分重工业部门外延扩张达到或接近峰值，这些部门未来仍有不同程度数量增长空间，尤其是内涵式集约增长潜力很大，然而未来难以承担早先推动周期阶段转换的重要增长引擎功能。
更广泛观察，推动早先30余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行业助推增长能量相对早先时期显著减弱，未来要在充分发掘利用传统行业增长潜能同时，着力培育提升新增长动能以“实现新旧动能协同作用”。本轮调整需更加重视深化改革简政放权以激发市场活力，创造更为分散与多样化增长动力结构，因而需付出更大努力并面临更多困难。
增长动力转换从钢铁、电力、煤炭等几个重工业部门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动相对贡献消长上看得比较明显。改革时代，上述三大重工业部门增速变动呈现出与宏观经济周期大体一致的形态，并在周期转折阶段往往较早回升形成推动宏观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例如，第二轮调整低谷期钢产量增速拐点发生在1990年，从1989年3.73%增速提升到1990年7.73%，明显领先整体经济触底回升时点。第三轮周期增速拐点发生在2001年，从2000年3.41%提升到2001年18%，再次显著领先于整体经济转入景气增长阶段时点。上述三个重工业部门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从上世纪末0.2个百分点上下，提升到2004-2007年1.5个百分点左右，在新世纪初年景气高涨时期对整体经济增长直接贡献率在10%-13%之间。
然而，钢铁等重工业部门数量扩张已接近历史峰值临界点，这些部门集群在早先经济调整阶段先行回升并带动宏观周期整体转换的主引擎功能会显著弱化。以钢铁为例，主要发达国家普遍经历钢铁人均消费量达到峰值后趋势性下降过程，从15个主要发达经济体情况看，日本与加拿大人均钢铁表观消费量峰值超过0.7吨，分别为0.82吨和0.78吨；法国与荷兰低于0.5吨，分别为0.49吨与0.42吨；其余在0.5-0.7吨之间；15国钢铁消费峰值的简单均值约为0.6吨。与此对照，中国2014年表观消费量约为0.54吨，约占上述国家均值九成，或已接近历史峰值。煤炭和电力由各自消费增长规律决定，可能也已接近历史峰值。
由于传统部门增长驱动功能趋于弱化，本轮调整更需要着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以推动结构转换，这使得本轮调整使命更为深刻与困难。
3、本轮调整的有利条件
本轮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利条件。一是从内部环境看，调整期就业形势至今较为稳定，居民收入与消费维持较快增长。二是从外部关系看，调整过程伴随进口价格回落，我国贸易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三是从区域关系看，中西部地区较快增长“弯道追赶”，有利于我国形成区域比较平衡的发展态势。
3-1、民生形势总体平稳
虽然近年宏观经济经历深度调整，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形势总体比较平稳，居民收入与消费仍保持较快增长；同时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较快进展，社会政策托底作用显著提升；调整期主要民生指标表现较好，为宏调政策保持定力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推进双重调整提供有利条件。
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速减缓，适龄劳动人口三年移动平均增速近年已下降到不足0.06%，年均新增适龄劳动人口量下降到几十万人之数，在此背景下我国新增总就业人数近年下降到200多万人。然而二三产新增就业仍较快增长，2012-2014年新增就业分别为1100万、1880万和1660万人。考虑上文讨论农民工工资较快上升情况，劳动市场显然没有出现明显供大于求压力。
经济下行阶段仍能创造较多非农就业岗位这个看似奇异现象，主要是第三产业较快增长所致。2012-2014年间，第三产业新增就业分别为410万、1957万和1730万人，总共增长4097万人，占同期二三产就业4640万总增加量88%。与此对比，二产新增就业分别为700万，-70万和-70万，仅占同期二三产就业增量的12%。第三产业的新增就业贡献不仅来自三产经济活动增加直接创造就业，而且表现为三产在经济结构中比重上升间接创造就业。2010-2014年间三产占GDP比重从44.2%上升到48.1，年均上升接近1个百分点。据估算，同期2012-2014年因为三产占比提升因素年均创造800万就业岗位，贡献了同期一半以上的二三产就业总增加量。
近年城镇居民实际收入与消费支出虽显著回落然而仍保持较快增速。2012-2014年城镇人均收入增速分别为9.6%，7.0%和6.8%，农村人均收入分别为10.7%，9.3%和9.2%，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显著超过GDP增速并超过城镇居民，也明显好于1989年前后、世纪之交两次调整期间的居民收入增速。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比例从2010年45%上述到2014年46.5%，提升了1.5个百分点。另外，社会保障支出从2010年15,020亿元增长到2014年33,003亿元，四年增长1.19倍，年均增速为21.6%，占GDP比例从3.67%上升到5.19%，直接增加了居民的转移收入。
近年城乡零售消费增速仍保持在9%-10%较高水平。网售消费快速增长主要体现对实体店零售消费的替代性变化，同时也包含因为网售降低交易成本对消费的提振作用。口径更宽的城乡消费支出增速回落较为明显，2012-2014年城镇消费支出增速分别为7.1%、6.4%与5.8%，三年简单均值为6.4%；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分别为9.6%、7.7%与5.9%，三年简单均值为7.7%。对此上一轮下行调整期1996-2001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增速5.1%，农村消费1997-2003年持续七年负增长，本轮调整期消费增长仍属较好。
我们研究组2015年暑期实施地方调研，无论是在经济形势困难较多的山西和黑龙江，还是亮点较多的广东与重庆，考察观感也支持居民消费仍维持较好增长的判断。同年国庆黄金周，全国零售餐饮消费首次过万亿元，比上年9750亿元增长10.97%；2010年国庆黄金周上述消费为5925元增长，过去五年年均增长12.76%；从一个侧面显示居民消费仍比较活跃。不过粮食周期调整对农民收入和消费影响有待观察。
3-2、贸易条件显著改善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加速追赶派生一个罕见现象，就是国内经济增速涨落会一定程度内生决定我国贸易条件反向变化。伴随我国开放经济高速增长，2001-2008年贸易条件累计下降大约25%。2009年我国与全球经济增速下降，我国贸易条件大幅改善8.7%。四万亿刺激政策推动国内经济V型反弹并助推全球经济增速回升，2010年贸易条件经历10%的最大幅年度下跌。
贸易条件不利变动导致国民福利损失，损失最高年份是2010年8000多亿元，其次是2008年4800多亿元；损失GDP占比最高是2010年2.2%，其次为2004年1.6%。2001-2010年十年贸易条件变动派生福利影响占GDP比例损益相抵后累计净损失9.46%。粗略度量结果显示，新世纪最初十年贸易条件变动造成中国经济总量每年平均接近1%的福利损失。
上述贸易条件不利变动原因，较大程度与中国经济快速追赶的发展阶段特点有关：大国快速追赶阶段，不同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推动这些部门国际相对竞争力提升，出口规模扩大同时出口价格通常难以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快速追赶伴随城市化工业化高速推进，推高各类原料、能源等初级资源性商品进口大规模增长，与这些部门产出供给短中期弹性较小以及国际市场卖方寡头结构相结合，客观上推高进口价格较快增长。给定我国现阶段初级产品“进口增量超级大国”地位，如果国内经济增长偏热，会进一步抬升进口价格并导致贸易条件和，折射“增长太快不划算”的逻辑。
以我国进口体量最大的铁矿石为例，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从2004年每吨40美元上下急剧飙升到危机前后2007年和2011年每吨190多美元，近年回落到每吨50-90美元。我国铁矿石年进口量从2004年2.1亿吨激增到2014年近9亿吨，铁矿石价格涨跌对我国损益达几百亿美元。另外过去十余年我国粮食进口从2000万吨增长到1亿多吨，原油进口从9100万吨增长到3亿吨，价格大幅起落对我国贸易条件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减速调整深化，近年大宗商品和进口价格大幅下降。调整深化期伴随外部贸易条件2011年以来罕见持续改善，贸易条件指数值从2011年初低谷70上升到2015年4月85，四年多累计提升约两成。初步匡算，2012-2014年由于贸易条件改善增加的国民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0.9%，0.24%和0.66%。考虑贸易条件的国内总收入（GDI）增速分别约为8.6%、7.9%、8.1%。
3-3、中西部地区“弯道追赶”
表1报告2012-2015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增速在中位数及以上的16个省市区，同时报告经济增速在中位数及以上的中西部省市区个数及所占比例，可见近年经济增速在中位数及以上的中西部省市区为12-14个，占增速较高省级行政单位的87.5%-75%。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在近年调整期持续保持较高增速形成“弯道追赶”局面，有可能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一轮经济地理革命。
上述现象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环境特点具有内在联系。中西部地区总体而言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相对滞后，为这些地区近年经济较快增长提供了比较优势条件。在我国要素成本提升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土地与劳动等要素成本较低显示相对竞争力。另外，随着这些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过去与沿海地区比较而言物流成本较高的不利因素显著减少。
上述综合因素作用下，很多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近年在中西部地区大举投资，形成这些地区新一波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对很多农民工而言在离家较近地区打工更为便利，加上农业补贴提升农业劳动力转移机会成本与加强就近求职偏好动机，也对上述演变潮流产生助推作用。
近年中西部多数省份“弯道追赶”从两方面得益于目前经济下行调整环境。第一，大宗商品与资本品价格低迷，降低了这些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所需投资的实际财务成本。前文讨论的中国整体外部贸易条件改善，就其国内区域分配构成特点而言为投资增长较快的中西部地区带来较大利益。当然，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大幅下跌也对北方一些资源密集的中西部省份如山西、内蒙、黑龙江等带来特殊困难。
第二，提供了比较优容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增速较高通常伴随通胀，这时宏调政策会向紧缩方向转变以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胀。近年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较快，一些地区一直维持接近和超过两位数增长，然而由于整体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中央宏调政策一直高度重视稳增长目标，为较高增长地区提供有利政策环境。
近年经济下行调整期十多个中西部省区市经济增速保持在全国中位数以上，3-4亿人口经济区域“弯道追赶”有望形成新一轮大国经济地理革命势头，对于改变我国大国区域不平衡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方面经验现象，对我们观察大国开放追赶过程中如何从阶段性区域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的动态过程和规律，也具有重要认识价值。
4、双重调整进入关键阶段
观察目前形势，经济双重调整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然而经济运行尚未走出调整谷底期，不排除明年可能要应对新考验才能迎来新一轮景气增长。
4-1、失衡调整阶段性成效
阶段性成效首先表现为“挤水分”，即逐步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的偏高产能。在经济景气扩张阶段，那些投资规模大与生产周期长的上游行业增长更快，近年经济周期调整重要内容之一，是逐步调节消化早先过度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如我国钢铁等上游部门世纪初超常扩张，到2007-2008年已面临产能过剩压力，刺激经济时期新一轮扩张使失衡矛盾有所加深，近年调整期无法回避“去产能”阵痛。近年我国PPI整体持续负增长所伴随的分行业价格结构特点，形成一种特殊的“宏观相对价格”变动，对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发挥实际调节作用。
这种“宏观相对价格”与市场出清机制调节过剩产能过程，大致原理是通过限制投资调减增量，通过经济增长消化存量。在价格信号引导和竞争机制倒逼作用下，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增速下降或绝对调减不同程度控制新增产能，已有过剩产能存量则通过经济总量需求中高速增长逐步消化，构成近年调减过剩产能的主要途径和图景。上述“宏观相对价格”变动在所谓“通缩”环境下具有市场化“去产能”效应，显示物价下降或通缩压力客观上承载了应对过剩产能及过量库存的周期调整功能。
分析我国制造业几十个细分行业PPI和投资数据可以看到两点现象：一是早先经济扩张时期价格上涨幅度越高行业近年价格跌落幅度较大，二是近年价格降幅越大行业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越低。可见“宏观相对价格”变动与传统行政管制手段控制产能过剩方式比较，提供了一种主要基于市场价格和竞争机制的替代性市场化“去产能”机制。目前这个进程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这个过程大体完成将是最终实现本轮周期转换的重要推手和标志。
房地产过度扩张受到多方面因素作用，然而就宏观经济分析逻辑而言相当程度是货币信用过度扩张的产物。随着十八大以来货币与宏观政策定位中性立场，房地产部门早先潜在过量库存与风险逐步显现，近年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双双较大幅度下降，整个行业经历“去库存”过程，房地产投资回落成为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原因。2015年我国楼市行情出现分化格局，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楼市仍处于低迷状态，一线城市则销售与价格回升，个别城市甚至出现价格反弹形势，显示楼市调整也取得一定成效。
再次表现为“控杠杆”，即规范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过度扩张。此前宽泛化宏调伴随“金融抑制”有增无减，影子银行与表外业务快速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超常增长，一些行业与机构杠杆率偏高为经济运行注入不确定因素。近年调整期政府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监管及对地方债务管理。从2013年3月银监会8号文，到2013年年底国办107号文，政府有关部门系统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监管，影子银行业务增速从2013年增长34.9%下降到2014年13.6%，2015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3.4%，过度扩张势头得到遏制。
十八大以来政府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管理，并着手理顺地方政府融资机制。2013年底国办20号文件部署对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预算法修正案，修改有关地方政府发债法律规定，对地方政府举借债务规模、偿还、资金使用等提出明确规定。2014年10月2日国务院下发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43号文件，规定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财政部下发配套文件对存量债务的清理甄别提出具体实施方案，2015年3-8月，先后分三批共实施3.3万亿地方债置换，地方债过度扩张风险正在得到逐步化解。
最后表现为“调预期”，即引导市场转变经济回落政府必然大手刺激的预期。新世纪初多年高增长使市场预期偏于乐观，“4万亿”刺激客观上增强了政策救市预期。近年宏调政策保持定力，以稳为先，既不收紧也不放松，更多利用市场力量与价格机制调减过剩产能，在防控金融风险前提下降低过高杠杆率并允许个别金融产品违约。市场开始转变“政策是跌出来的”的早先流行预期，有利于提升市场硬预算约束与宏观财金纪律有效性。2015年夏季股市波动与干预政策引发不同意见讨论，然而这个特殊变动并未改变上述基本调整趋势。
4-2、结构调整取得进展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同时由于改革政策推动以及经济下行压力倒逼作用，近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无论在行业还是宏观层面都有活跃表现，取得多方面明显进展。2015年暑期我们研究组调研广东、重庆、山西、黑龙江四省市经济，切实感受到深度调整期地方经济普遍面临多重困难考验，也看到基层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的活跃表现。
首先是经济比例结构显著改善协调。从产业结构看，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看，201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从收入结构看，居民部分收入占初次分配总收入比例从2008年58.7%上升到2015年61.6%。从节能降耗情况看，2015年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7%。这些改善发生根源既包含周期性因素，也不同程度体现趋势性变化。另外投资和贸易结构也有明显改善。
其次是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简政放权和改革举措激发市场创新创业活力。互联网、物联网、新能源、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利用，在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创造出很多新业务，成为推动服务业活跃发展的新亮点。广东等沿海地区近年开启利用工业机器人潮流，浙江利用互联网服务中心平台开拓服务业创新之路，高铁快速普及带来交通便利与经济效益。
又次是不同区域根据自身特点谋求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分化转型格局。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与江浙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前沿创新活跃亮点频现。笔者近年在广东、浙江考察激光、医疗器械、特种车、纺织机械等行业，一些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已接近全球产业技术与制造前沿，显示我国制造业在华为、联想、格力等传统制造标杆企业确立世界影响力基础上，一些新行业也有一批知名度尚不高企业在全球中高端市场登堂入室，代表了未来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
近年，广东、浙江等地技术改造投资大幅提速，显示我国工业制造较发达地区正从早先侧重基建投资推动产能外延式增长，转向更加重视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的内涵式增长方式。如前文讨论，得益于目前大宗商品供应充足与价格走低形势，依托劳动力等不可贸易要素成本相对优势，一大批中西部经济相对后进省区市在调整期逆势而上，多年保持较快经济增速，不同程度缩小了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
我国北方与东北资源富集省区在新世纪初年得益于“商品红利”较快增长，近年调整期普遍面临上游原料与基础原材料价格深度回落的巨大冲击。另外有的地区还面临资源储量趋于下降枯竭、国企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人口增速较早达到拐点与劳动力流出增加等方面结构性困难，这些地区经济如何突出重围是本轮经济调整面临的最大区域经济挑战。不过，即便在这些地区也能看到转型升级努力与成效。例如山西省近年新增投资行业分布与地区经济结构呈现合理调整趋势，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增长20.5%，比全省平均增速高9个百分点，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58.3%，比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黑龙江是传统“四原（原煤、原油、原粮、原木）”优势比较明显东北资源大省，近年调整期经济面临严峻考验。然而该省某个早先重工业主导城市，由于较早重视与主动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产业结构已转变为以奶制品为龙头的食品加工业等轻工业占工业比例过半的比较均衡结构，得以在本轮下行周期调整中取得较好增长绩效。
4-3、目前仍处在调整攻坚期
虽然双重调整都取得显著进展，目前我国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尚未走出下行调整谷底期，不排除明年可能要应对面临新考验才能迎来新一轮景气增长。
4-3-1、外部不确定因素与风险
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格局持续发生深刻演变，突出表现之一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全球增长贡献从早先7-8成左右下降到不足3成，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贡献从早先时期不到3成上升到近年7-8成，其中我国增量贡献率在四成上下，高于包含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七国集团”（G-7）整体贡献率。
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格局也朝更加多元与比较平衡方向转变。例如近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量贡献大约七成来自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FDI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然而ODI一半以上流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项目接近九成分布在广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
全球经济格局趋势性演变对中国意味着长期机遇与短中期风险。从长期看，中国需要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并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中国决策层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经济逻辑与这一历史趋势相契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新开放方针折射上述时代诉求。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成长，深刻改变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外部条件，如果发达国家不能通过调整创新成功拓展全球技术产业前沿从而动态保持与追赶国家的产业结构相对领先度，会面临开放条件下潜在增速走低的新挑战。发达国家仍拥有国际货币体系掌控权等历史遗产，仍能通过超常宽松货币与宏观政策勉强支撑局面，然而会长期面临新兴经济体相对竞争力提升与追赶的深刻挑战。
上述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外部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受通缩恐惧论理论范式引导与“涨掉债务”政策动机驱动，美国在挺过金融危机冲击走出“急救室”后仍续多年实施超宽货币政策。虽然量化宽松加零利率等大剂量刺激措施有助于提振资产价格，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弱势复苏发挥重要支持作用，然而也在其经济体内诱致与积累新的金融脆弱性与资产泡沫因素。意识到上述风险增长需尽快退出零利率政策，然而又担忧利率朝常态方向变化会打破脆弱复苏平衡并再度面临严重衰退。无论是继续维持超宽货币政策还是较快结束零利率政策，都面临新一轮资产价格调整与经济增长失速风险约束，可见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进退维谷骑虎难下境地。
欧元区与日本经济比美国不利条件更多，前景更为黯淡。超宽刺激政策支撑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脆弱复苏局面可能维持一段时期，更可能不久出现逆转性不利变化，对全球经济构成潜在新风险源。
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结构存在多种局限，不少发展中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各种脆弱性因素困扰。近年国际经济形势波动事实显示，全球经济增速走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美国调整货币政策影响，对很多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调整压力，可能引发较大波动甚至危机。今后几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针对外部环境的潜在新风险源甚至新危机冲击，中国不仅要实施正确政策保持国内经济稳健运行，还要准备应对在万一发生新外部冲击时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国际合作行动。
全球格局快速重构注定是危机风险增长的多事之秋，同时也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与机制逐步转轨的历史机遇。万一发生新一波国际金融与经济动荡局面，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稳内”与“安外”双重挑战。
4-3-2、推进调整仍有多重挑战
经济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坚持下去未来一两年有望走出低谷，然而产能过剩与投资减速尚未见底，僵死企业退出与金融风险释放有待突破，新旧增长动能交替转换仍处于胶着相持状态，要成功实现探底后景气回升仍面临多重挑战。
一是消化产能过剩与过量库存过程尚未完成。目前工业品价格仍在下行探底，显示早先上游部门产能过剩仍在释放消化过程中，制约制造业投资企稳回升。又如商品房销售虽然总体回升，然而楼市回暖仍局限于部分地区，并且房地产行业从销售回暖到投资回升通常存在一定滞后期，房地产投资下行和低位调整尚未结束。目前在投资领域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支撑局面，要等到消化工业产能过剩与房地产过量库存大体完成后，整体投资才有望恢复自主较快增长并实现经济周期转换。
二是利用市场出清机制淘汰僵死企业与重组资源面临挑战。失衡调整持续深入到水落石出阶段，需要借助市场出清机制允许难以持续企业退出并重组资源，通过创造性毁灭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稳增长与防风险措施对于实现稳健调整目标据有积极意义，然而如果一些需要退出企业依靠救助政策扶持勉强支撑甚至变成僵死企业，一些杠杆率过高甚至资不抵债机构受到政策保护难以清盘重组，会妨碍调整进程顺利推进。
三是结构调整新旧交替处于相持阶段。近年调整大环境下“三新”活跃成长有望推动经济成长步入新阶段，然而目前新动力尚不足以抵消传统行业增长周期回调与趋势走缓因素影响，沿海与中西部不少地区经济活跃增长尚不足抵消资源密集省区调整派生下行压力。某些资源密集地区经济下行困难，与早先国企改革不够充分派生冗员困难结合，增添经济形势复杂程度。
4-3-3、粮食周期转变存在变数
从目前粮食仓容爆满与过量库存现实情况看，我国粮食产量“十一连增”对早先“五连降”可能已明显超调。最近粮价较大幅度下跌，显示粮食产量、进口、库存多年“三量齐增”格局难以持续。从改革时期早先经验看，粮食周期调整会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与消费、劳动力转移以至短期宏观经济形势都可能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据报道，2015年秋粮上市后玉米市价从9月初每吨2300元下跌到11月中旬2000元上下跌幅约15%，小麦价格较早时也下降一成左右，官方玉米临时收储价2008年以来首次较大幅度下调。直接原因是目前粮食库存过高，依据政府有关部门文件表述已高到两个“前所未有”地步：“各类粮油仓储企业储存的粮食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储存在露天和简易存储设施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之多也前所未有。”估计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可能超过全年实际消费量，远高于合理库存规模，再次出现“存不下、卖不动、收不起”形势。
这一轮粮食过量库存是在我国新的经济与政策环境下发生的。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成本、汇率、土地等要素价格较快上升导致农业比较成本持续较快增长，在开放环境下受比较优势规律作用，大豆进口多年持续快速增长，主要谷物进口近年也有不同程度较快增长，2014年我国粮食进口总量第一次超过1亿吨大关。同时由于粮食进口管制与其它干预措施影响，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国内价格已普遍较大程度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另一方面，依托早先经济繁荣时期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政府有关部门不断提高粮食收购格对国内粮食生产提供激励，取得国内粮食产量2004-2014年“十一连增”成就。在上述经济形势与政策环境下，粮食与食品加工企业作直接粮食需求方倾向于采购利用比较便宜的进口粮食，国内主产区粮食增产一定程度上为增加库存做贡献，形成业内人士所言“进口入市、收购入库”的反常现象。
粮仓爆满与粮价下跌，提示一段时期延续的“三量齐增”粮食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并亟待调整。从改革时期几次粮食相对过剩调整经验观察，粮价下降和粮食周期调整不会影响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目标，然而会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连锁反应，并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一是可能会终结粮食生产连年增产局面，引导明年甚至今后几年粮食产量下行调整。二是粮食“量价同降”会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会拖累农村消费增速。三是改变近年粮食进出口变化态势。四是可能对消费物价产生影响。依据有关CPI对粮价弹性估计，如果明年粮价下降10%到15%，或许会拉低CPI约0.8到1个百分点。这对政府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政策会带来新压力。五是对劳动市场产生边际影响。粮价下调与粮食生产比较收益降低，会在边际上降低农民工转移的机会成本并相应增加转移激励。
新一轮粮食市场周期调整，有可能成为决定本轮宏观调整探底时点的“最后一只靴子”。
4-3-4、谋求改革突破面临困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力推新时期改革开放系统突破，是保证双重调整最终完成并迎来新一轮强景气增长的根本保障条件。
十八大以来最高决策层制定了三中全会系统改革规划，并在人口政策调整、金融市场化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然而，推进改革开放实际步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仍不能很好适应，在关键改革领域谋求系统突破不仅面临长期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制约，也面临不适应经济现代化实践的传统思想观念影响，改革面临的“爬坡过坎”、“壮士断腕”困难超出预期。
如果不能克服多重障碍实现关键领域改革的系统突破，既可能会使经济运行在低位和下行阶段盘桓滞留过久，也可能使经济走出下行低谷后面临增长后劲不足浅复苏或弱景气局面，甚至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与弱势增长组合而成更为纠结的某种滞涨状态。唯有力推改革系统突破，才能有效推动中国经济较快完成双重调整，并迎来强景气复苏与持续较快追赶前景。
5、前景展望与政策探讨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追赶提速，人均GDP从世纪初1000多美元增长2014年7500美元上下，实现从较低中等收入提升到较高中等收入水平。根据我国经济追赶历史表现与现实情况匡算，目前这轮调整如能最终完成并向强景气增长转换，我国经济在新一轮景气成长阶段有可能达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上下，初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目标，经济总量也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因而，本轮经济调整前景及其决定的未来五至十年经济运行状态，在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塑造了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并保证经济周期转换平顺推进，有必要加大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政策举措。然而要实现经济后续强景气回升，并在新一轮景气成长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则有待关键领域深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并由此显著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待于充分释放市场创新力量激活新经济增长因素，有待于更好发挥新兴大国能动性并有效拓展全球经济增长空间。
第一，全面辩证认识调整期经济形势，坚定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的信心。既要重视GDP增速回落派生严峻困难，也要看到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合意变化与贸易条件改善带来利益；既要看到调整期传统部门特别是上游工业部门调减产能过剩派生阵痛，也要看到新行业、新产品、新业态活跃生长；既要看到资源密集省份面临特殊困难，也要看到中西部省区经济“弯道追赶”新亮点。要结合中国与国际经验重新审视通货紧缩影响：既要看到通缩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困难，并积极追加充实稳增长措施以应对；也要看到通缩派生“宏观相对价格”变动，对产能过剩提供市场化调节机制，避免西方主流理论通缩恐惧论偏颇。在全面认识形势基础上坚定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的信心。
第二，充实加强稳增长与推进调整政策措施。一是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中性立场，需在保持充足流动性与防范出现新泡沫之间保持平衡，在政策工具创新与传统总量工具运用上保持平衡，更加重视运用退出高位存准率等总量工具，保持货币总量适度增长。
二是适度加大利用财政稳增长的政策力度。财政政策具有定位精准、见效迅速的优势，而且能够撬动民间资金。目前企业杠杆率较高而政府债务特别是中央政府债务率较低，通过增加政府债务获得的资金既可用于支持基础设施项目，也可用于减税和增加民生支出。同时应尽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的决定。
三是要在稳定资本市场近期波动基础上，稳健推进资本市场准入制改革，为企业在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创造便利条件，兼收调整期减杠杆与稳增长政策效果。
四是重视我国粮食周期调整动向和影响，从探索耕地轮作休耕、减少流通价格干预、扩大农业开放等方面系统谋划，应对新一轮粮食市场调整并“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五是设立转型基金帮助特定地区面临特殊困难的资源性企业一次性转移或退出，这方面政策有助于稳增长与促改革，对目前困难较大的重工业部门与少数地区也具有较好政策瞄准锁定效果。
要加快推出实施类似于取消二孩生育管制这样既能提振改革信心又能助推经济增长的改革举措，果断摘取改革地平线上“早已低垂的果实”。
可分步骤取消与计划经济城乡隔绝要求相联系的户口管制制度，在农地普遍确权基础上尽快取消对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和流转权的限制，赋予农民在择居择业方面更为充分的公民权，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并进一步激发被抑制的城市化发展潜能。
要大范围减少对行业投资的准入管制以激活民营企业投资潜能，减少医疗卫生与教育领域准入管制并扩大这些领域对外开放度，让这些收入弹性较高部门更好发挥助推潜在增长作用。
要站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全部成就与中国崛起带动全球格局快速演变的当代高度，在全面认识总结新中国经济制度选择与经济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以拓宽改革开放与经济现代化实践所需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空间。
第四，公众政策与市场力量互相补充，底层创新与高端研发齐头并进，鼓励培育创新驱动新增长模式。随着世纪初农业劳动力转移高峰过去以及重工业部门集群外延扩张接近峰值，未来中国经济将越发呈现结构多样化与动力分散化特点。
目前，我国几个一线城市大约6000多万人口平均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水平，沿海四个最发达省区约3亿人口人均收入已接近高收入水平，经济增长从早先主要通过模仿创新实现追赶，逐步转向模仿与原发创新并重支持追赶。一方面要通过公共财政和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科技研发，加快培育其前沿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培育推动增长的市场草根力量推动增长。顺应新信息技术与各类传统与新兴行业融合大趋势，积极实施鼓励“互联网+”政策方针，以改革创新为取向积极化解新兴业态生长与原有利益格局的摩擦矛盾。
第五，要发挥新兴大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引领作用。新世纪中国开放追赶提速以来，中国作为最大增量贡献国，无论在影响全球经济短期增长还是塑造未来发展格局的能力都有实质性提升。“大象无法藏身于树后”，应全面分析评估我国经济能动性增大的客观事实，在深化国内结构性改革健全制度同时，主动设计实施建立中外的开放发展政策，更加奋发有为地改造世界经济。
一方面要扎实推动“一带一路”行动计划，通过五通融合在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培育新增长点，同时不断总结经验防范风险存利去害，在快速演变的多极世界中发挥自身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利用我国举办G-20峰会的机遇，在多边场合系统倡导通过深化结构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与推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理念，回应一段时期国际主流社会过于依赖短期刺激政策应对长期问题的政策倾向。
部分发达国家多年超宽刺激政策推动下形成的脆弱增长与新生泡沫因素，随着刺激政策退出与国际形势演变也存在较大变数甚至可能再次爆发危机，从外部加剧我国经济周期转变的困难。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加快推进并取得人民币“入篮”的最新成就，然而也会对未来应对外部冲击政策选择上面临新的限制。
我国经济一两年大体走出本轮宏观调整低谷期具有可预期较大可能性，然而也不应排除内外环境超预期不利变化派生潜在冲击。需动态管理与充实银行系统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与计提拨备资金以减少其系统脆弱性，加强对金融风险触发因素研究预判以增加应对来自内部外部金融风险释放冲击的主动性。需加强宏观审慎措施，在劳动市场、企业重组、减免税费等方面研究应对冲击预案，以便在小概率逆向情景发生时沉稳应对并争取最为有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