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惟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才能保障国运民生。
2012年我国实现了粮食连续9年增产，总产量达到5.9亿吨左右，粮食供求总体基本平衡，但这是一种很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平衡，是指粮食总供给保障所有人口粮食安全的能力不宽裕，而且结构性紧缺的矛盾突出。具体来看，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稻谷则长期偏紧；玉米由于饲料与工业加工需求逐年增加，供需日趋紧张；大豆已严重依赖国际市场。2012年小麦、玉米和水稻三大谷物进口量为1398万吨，大豆净进口量则达到了5800多万吨的最高纪录，粮食年度自给率降至88.4%，其中大豆自给率不到20%。
因此，必须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改善粮食基本生产条件。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是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路径。第一，要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加大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第二，我国水资源紧缺，而且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和气候资源的匹配不理想，因此要大力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健全防洪抗旱减灾防灾体系，提高粮食生产用水保障能力。第三，发挥好科技对粮食增产的支撑作用，重视种业在保证粮食产业安全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每一次粮食种子革命，都会带来产量的一次飞跃。要大力增加对种子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探索现代种业发展新机制。
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一是继续增加对农民种粮的补贴规模，提高补贴效果。我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种粮补贴，补贴规模从14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28亿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农民因生产成本上升带来的损失。但粮食补贴方式还存在不合理之处。目前各地一般是将补贴发放给原土地承包户，而租种承包地的农户难以享受政策优惠，补贴资金的效果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二是健全对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保障粮食主产县人均财力达到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调动粮食主产区抓粮的积极性。三是努力完善粮食宏观调控机制，加强对粮食生产、消费、进出口、市场、库存、质量等监测，加强监管，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的粮食安全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如果把粮食仅仅定义为稻谷、小麦、玉米，我国的粮食供求基本是平衡的。但如果把范围扩至大麦、大豆，乃至油菜籽、食糖以及畜禽产品等，可以说，我们还未完全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
为什么粮食“九连增”，仍不能满足需求呢？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率提高和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虽然大米、面粉等主食消费在城市与农村都呈下降趋势，但肉蛋奶、植物油、糖的消费却持续攀升。过去10年，我国肉类消费增长了1/4，饲料占粮食总消费量的比例达到40%以上，植物油消费翻了一番，糖消费增长了125%。特别是我国消费结构的转变升级还在不断加快，根据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当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达到2万美元时，消费结构才能趋稳。由此看来，我国粮食消费增长的趋势大致要持续到2025年。
过去我们常以不足9%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20%左右的人口引以为豪，但那是一种相对低水平的自给自足，当中国人要像发达国家居民一样既要吃饱还要吃好的时候，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以全球视野来审视粮食安全问题，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在动态中实现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
那么，我们利用国际市场调节粮食余缺，世界市场有供给能力吗？答案是肯定的。
2006年以来全球粮价上涨，个别国家确实出现过“粮食危机”，但这些国家大多是低收入缺粮国，粮食问题更多体现的是贫困问题。尽管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危机”问题不断引人担忧，特别是世界粮食的库存使用比例也曾接近甚或阶段性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设定的17%—18%的警戒线，但真正因短缺而导致的实质性粮食危机还未发生过。过去10年间，稻谷年产量增加了17%，小麦增加了19%，玉米增加了47%，大豆增加了30%，有效应对了需求增长。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刺激了供给，播种面积的增加使巴西、阿根廷成为重要粮食出口国，科技进步提升了粮食单产，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农业增产潜力巨大。
当然，美国对玉米燃料乙醇的广泛使用是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目前看来，以玉米燃料乙醇、甘蔗燃料乙醇为代表的能源和粮食互动关系已基本稳定。美国玉米增产满足了燃料乙醇发展的需要，出口未受太大影响，巴西在甘蔗燃料乙醇快速发展的同时，食糖出口增长也很快，占全球食糖出口超过40%。同时，页岩气等新能源的发展正带来更多的能源选择，可能将减少对玉米燃料乙醇的使用，带来更充分的粮食供应。
因此，以全球的眼光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应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我国应从全球角度来考虑粮食安全。特别是在农业增长速度跟不上需求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就更要利用全球粮食市场调剂余缺。因为，当粮食供应偏紧时，最见效的办法就是限制需求。但实际上，粮食品种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替代关系，“堵”是堵不住的，缺口会在不同品种上表现出来。如小麦价格比玉米价格有优势，则小麦就会替代玉米进入饲料，再如玉米价格比糖料价格有优势，玉米就会转变成淀粉糖替代食糖进入食品饮料行业。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要在坚持粮食基本自给的前提下，充分运用世界粮食市场和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我国应有站在全球角度的长期战略规划。我们在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的过程中，一定要汲取大豆的教训，制定长期的、基于全球市场供求的、全球布局的战略规划，明确哪些品种需要依靠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缺口有多大，从哪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做到主动把握进口，科学规划进口，让国际资源为我所用。
第三，培育我国自己的、全球布局的、全产业链的国际粮商。粮食经营的主体是企业，国际粮商通过在全球布局的粮食加工、仓储物流设施以及全球化的贸易网络，在全球粮食流通和加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粮商大多已进入我国，呈现国际竞争国内化格局。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培育我们自己的国际粮商，在国内市场做大做强，加快“走出去”步伐，在国外建立稳定的采购渠道和网络。
粮食增产要紧扣实际
安徽省副省长梁卫国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国家粮食目标的根本在于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常年调出粮食150亿斤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些年来看，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是要紧扣实际，找准并有效破解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责任源于认识的清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加大投入，综合施策，稳步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
我国粮食增产如何从潜力变为现实
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家洋
我想谈三个问题：
一、粮食总产由1.13亿吨到5.89亿吨的历史性跨越缘何实现？至今，我国粮食总产从1949年的1.13亿吨增加到2012年的5.89亿吨，这既得益于国家实施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投入与市场激励措施，更与农业科技创新须臾不可分割。
第一，科技对粮食生产的保障能力愈来愈大。单位面积粮食产出率的提升是科技创新成果的最终体现。在1949—1978年、1979—2012年两个时期，我国粮食单产增长对总产贡献作用分别为86.0%、116.5%，面积作用分别为14.0%、-16.5%，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粮食总产增长主要依靠单产的提高，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则是在粮食播面缩减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单产的提升而取得的。第二，科技对粮食增效及农民增收的支撑能力愈来愈强。目前立体农业技术模式正呈加速发展态势，比如在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推广的稻田养鸭、鸡、鱼、虾、蟹等模式，不仅能保证粮食生产，还能实现农业资源循环利用，为市场提供多种多样的优质产品，每亩总收益一般能达到普通稻田的5倍以上。第三，科技对生产方式转变的引领能力愈来愈显著。近年来，各种节本增效技术的大面积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如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的应用，可节省用药成本25元/亩，节约用工成本10元/亩，还可减轻环境污染。2010年全国水稻、小麦等粮食主产区累计完成统防统治面积5.1亿亩次，多挽回粮食损失30亿斤以上。
二、到2030年粮食需求增长到6.45亿吨的艰巨目标能否完成？据测算，随着人口总数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居民食物消费水平提高和农产品工业用途的拓展，以及每年净入境旅游超过5000多万人次的食物消费，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将从目前的395公斤增加到2030年的430公斤，届时按15亿人口估算，粮食总需求将达到6.45亿吨，要满足这一需求需要在现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再增加1亿吨产量。
从现有粮食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支撑力综合判断，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因为，目前我国水稻、小麦、玉米平均单产水平，分别是单产排在前10位国家平均水平的71%、60%、67%，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而且国内同一种植区内的同一作物，省际间的单产差距也较大。2011年，广东稻谷、陕西小麦、云南玉米单产，与同类型主产区的湖南稻谷、河南小麦、四川玉米相比，分别低了46公斤/亩、150公斤/亩、60公斤/亩；如果将三省作物单产提高至相邻主产区的水平，其粮食总产可净增515万吨。如果我国非主产区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其净增加的粮食产量累计可达2149万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依靠耕地扩展增加粮食产量已无可能，必须通过技术措施改造才能实现粮食生产的内涵式增长。如果我国8.75亿亩易改造的中低产田全部得到改造，可新增产能1400亿斤，若现有高产田通过设施更新完善，也有亩产增幅5%的潜力。我国还有2亿多亩耕地用于蔬菜生产，若采用高新技术装备并推行集约化设施栽培，其生产能力将提高5倍以上，还可调剂出部分优质耕地用于粮经作物生产。此外，科技创新还能起到显著提高水肥利用率、有效控制病虫危害、降低灾害损失等减耗增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