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请问一下：诸位是认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或是认可“人有多积极地有多高产”？
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请通过链接去看。
二、毫无疑问，包产到户满足了千年以来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为自耕农的愿景，因而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克服了“人民公社管理者文化素质差，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弊端，粮食单产在包产到户后的前3年平均增率达到8.48%，远超1962~1981年正常运行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增率（4.84%）。到1984年时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总产首次突破4亿吨；亩均粮产达到240公斤，约解放初的4倍；人均粮食达到390公斤，约解放初的2倍，而现在也不到480公斤；所以出现了诸位回忆中的黄金岁月。
但是——
包产到户后的前3年粮食总产增长率为9.07%、9.25%、5.17%，1985年为-6.92%。在1984年总产首次突破4亿吨后，要到1989年总产才稳定在4亿吨以上。
3年中粮食总产增长率最高是1983年（9.25%），并不及1962年（12.95%）、1966年（10.02%）、1970年（13.74%）、1973年（10.17%）的增长率，和1974年（9.14%）、1979年（8.97%）相当。
我们可以承认“积极性”的增产效果，但是，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成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81年到1984年粮食单产从188公斤增长到240公斤，但是，其中“积极性”增产效果究竟有多大？是否这52公斤就是“包产到户”的功劳？
为什么高达8.48%的单产平均增率仅限于那3年，其后1985年至确定“以工补农”政策的2003年，粮食单产年均增率仅为1.02%（“以工补农”后的2004~2019年，年均增长1.77%）？
即使以全程计算，1982~2019包产到户时期的粮食单产年均增率（1.93%）仍不及1959~1981年人民公社时期（2.92%）。
为什么？
三、事实上，80年代初农业丰收至少还有以下重要因素：
1、良种及农技推广。以汕优系列等杂交水稻和七三、农大等系列品种为代表的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甘薯等作物的良种化，化肥、农药、农机推广，和包括高厢垄作免耕轮作预留行间套作肥水管理在内的耕作制度改革等等。而农技成果推广显现都有一定滞后性；如杂交水稻，60年代攻关，75年研成制种方法，80年代初全国逐步推开……而且原来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在惯性驱使下也还能发挥点作用。
2、化肥。建国初中国没有先进的合成氨工艺，只能依靠侯德榜的“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工艺”一步步的积累扩张达到了年产上千万吨，但有质量差成本高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后即调动所有外汇启动了“四三方案”，其中化肥设计产能合成氨390万吨、尿素620万吨。1980年每亩（播种面积）化肥折纯施用量突破10斤并继续快速增长，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3、农田水利体系建设。80年代初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占到了耕地1/3，抗灾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而包产到户初期这些农田水利体系被破坏的还不算多，为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如果涉及到
等谈到的生活水平改善，就还有一个因素：
国家战略政策重大调整，大幅减少积累比重，增加消费比重。反映在具体政策上就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979年3月开始，陆续提高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从夏粮上市起全国粮食统购价平均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从新棉收购之日起，全国统购价格平均提高15%，北方另加5%的补贴，超购部分再加价30%；食用植物油统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27%，超购部分加价50%；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6%,其他产品也分别提高20%-50%。79年11月开始，又对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八种主要副食品提高销售价格。1980年又先后提高了棉花、羊皮、黄红麻、木材、生漆、桐油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全国农副产品价格总指数，1979年提高了22.1%,1980年又提高了7.1%。同时，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有计划的下降了10%-15%。这样1979、1980年两年国家每年用于调价的开支达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可以正常增长的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
四、为什么“包产到户”的粮食单产增长率仅辉煌了3年。
1、我不否认“包产到户后积极性高涨”在短时期内的增产效益。
2、但是，这种增产效益是建立在农田水利、农技推广等体系基本尚完备的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的子系统生产效率短时期提高；对长期和农业农村整体而言则未必有效。因为“包产到户”是在牺牲未来、以透支方式破坏这些体系来获得增产效益。
3、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生产中，积极性所能解决的问题极为有限。没有工业化，再高的积极性、再精细的耕作，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也突破不了100公斤。
5、所谓的“积极性”的增产效益只能是一次性的，不可持续的，最终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还是必须依靠，也只能依靠包括水利、化肥、良种、农膜、农机、农药、耕作制度改革等农业科技的进步。
这就是“包产到户”的粮食单产增长率仅辉煌了3年的原因。
有人提到“仅从粮食产量分析结果未免片面”。当然，林牧渔也算进去的话“包产到户”后的总产值数据要好看得多，例如：1982~2019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率（5.58%），超过了1962~1981年的平均增率（4.73%）。
但是，姑且不谈比较总产值就应涉及的通货膨胀问题，和计划、市场两种体系下的价格应如何比较的问题；其它如：林业增长的滞后性极强，高品质用材林在荒山植苗后20年还未必能用；渔业因科技原因在80年代以前只有4大家鱼（青草鲢鳙）+鲤鱼等淡水养殖技术，远洋捕捞、海洋养殖这些现在的“大头”当年却根本没法干；畜牧业以前以地方良种（土鸡土鸭土猪）为主，在80年代以后才有条件大量引进、选育、推广约克夏猪、白洛克鸡等良种，生猪生长速度1980年200天左右达到100Kg，到1995年下降到150天左右；温室大棚虽然70年代就试验性推广，但大规模应用是90年代初大量廉价优质农膜产出之后才有可能……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和仅仅0.85%的差距，“包产到户”后的数据也并不那么好看了。
当然，仅仅0.85%也毕竟高了那么一点，所以我并不绝对否定“包产到户”，承认它丰富农副产品、活跃市场的功绩。不过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林牧渔产品是完全依赖于市场的，但是……
五、“包产到户”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一是极为弱势。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在进入市场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规模的不对等，运输物流的不经济，所有的个体农户都必然是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有（更何况还未必有）政府尽责官员的大力援助下，也因不能与农资厂家或市民直接交易，而只能任由中间商盘剥鱼肉，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要用零售价，出售产品又只能用比批发价更低的成本价。农民增产不增收成了常态，在天灾人祸时还要被转嫁风险承担损失，“蒜你狠”、“姜你军”都是中间商大赚，滥市滞销全是农民大亏。
二是极为脆弱。小农经济由于本小利薄，生产单位小、散、多，缺少协同互助和有效组织，在遇到灾害时抗风险能力极低。如果政府或社会救助不及时不到位，或被转嫁损失后就只有破产一途。
小农经济因其与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不兼容，土地的分割细碎、小农的保守、生产单位的小、散、多；对技术创新、更新失败的承受能力极弱，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新事物表现得极为保守，“一望二等三看看”是常态；只要今年产品还能卖就不愿为产品质量和长远利益增加投入加强管理，不愿承担一丝一毫风险；缺乏主动走向市场和积极接受新技术的意愿。
植保上70年代初就在提倡的“农业综合防治”因天生与小农经济犯冲再无可操作性，调节作物的播、植期，放养金小蜂、诱蛾灯、黄板、统一科学用药等措施全都被滥用农药取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变得极为困难，所有对需具一定规模、标准规格一致和技术要求较高的农业模式都无法实施，一颗耗子屎打烂一锅汤成为常事。
六、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
但那一大批“小农”眼中的“闲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民技术员），“超前发展”建设的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在“包产到户”后国家财政尚无力支撑的情况下就只能下岗、解体了。
如果是真正熟悉农村的人就应该知道90年代乡镇“中心工作”就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却连工资也无法足额发放的窘境。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维护管理等工作无人问津；毁林开荒，毁渠耕作，毁地作窑挖沙挖塘等等屡见不鲜；农民文化素质远高于60年代，农技推广难度却百倍于公社时期。因家长短视+“积极性高涨”纷纷要求学生缀学回家务农，在包产到户后最辉煌的、粮食总产首次突破4亿吨的1984年，高中毕业生居然从峰值726.5万人暴跌到189.8万人！高中和小学毕业生分别比峰值锐减73.9%和22.5%！此后大量学校因发不出工资导致教师流失、学校关闭，从1983年始的整个80、90年代高中毕业生人数徘徊在190~260万上下，农村基础教育倒退回了1972年以前的水平；直到重新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增加借宿制和各类补贴后，2006年高中毕业生人数才恢复到727.07万人。
这实质是牺牲未来、以透支方式破坏这些体系来获得增产效益。
七、中国农业改革成功的基础
80年代初中国农业改革成功的基础是：
一是转型阶段并非径直把农民推向市场，而是在大幅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制订保护价政策的同时，逐步放开。
二是80年代初中国粮食亩产达到了200多公斤，是当年世界平均单产的3倍多，是现今印度两倍；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1/3，超过现今印度；识字率近80%，超过现今印度；人均寿命68岁，和现今印度相当；……
有了“挥霍”一时的资本，虽然此后这些指标都曾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但勉强支撑农业农村熬到了国家有钱“以工补农”的时候。
再看看印度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农技推广体系、农田水利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和农村组织结构，其农业改革即使不能说是毫无准备和保障，但“周密的准备和基础的保障”是远远谈不上的。对比中国仅用十年左右就已在全国所有适宜地区全面推广杂交稻，印度自1987年引入制种技术起至今已30多年，在6.6亿亩水稻播种面积中杂交稻仅占6.8%，这就是他们的农技推广水平。
相信湿婆神会保祐印度不会出现大动乱吧。
而没有前30年的努力（或者说“压榨式积累”），中国农业情况并不会比印度好多少。
八、我的观点
1、联产承包真正的积极作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在国家的总体发展；在于放开了农村自主经营，活跃了市场，放开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保障了企业工厂对非文盲的廉价劳动力的庞大需求。
坚决反对把80年代前期的高增率完全归因于联产承包的说法。这种说法在政治上倒是简单明了，但违背了科学规律和实际情况，经不起任何推敲。如果把80年代前期的高增率完全归因于联产承包，那么其后的低增率甚至停滞又是什么原因？
更关键的是其后果：现在农业工作理论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提到现在农业的问题和出路时，几乎都认可土地零碎阻碍了农业发展，“小农经济”不利于农业现代化，认为农业集约化、产业化才是唯一出路，但是对“包产到户”，依然只能是肯定了又肯定。当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但这种理论上的暧昧及其对法规、文件指导精神的影响遗患无穷。
4、如果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包产到户”明显是失败的。
我承认联产承包有增产效应，但是其增产效应是以牺牲未来、以透支方式破坏体系来获得的；更因为虽然其改革目的不是小农经济，实质上却成了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有问题、不适应新形势必须改革，之后的联产承包同样极不适应市场经济为什么就不能改革了？
当年没钱没技术没办法进行进一步改革整合为协会、合作社，半途而废也情有可原，但为什么现在新形势下依然只能是肯定了又肯定？
在这个问题下为“包产到户”辩护的，有几个是真正了解农业农村农民并为其利益而辩的，否则怎么会对“三农问题”毫无了解和思考？对“小农经济”在市场中的弱势和脆弱毫无了解和思考？
6、短期数据可以造假，但长期数据，尤其是单产变化、化肥农药用量、良种推广率、水利建设，等等，还有我亲手实施的品种比较和肥效等试验数据，能相互关联相互映证、且演进逻辑清晰的情况下，怎么造假？在以“包产到户”为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谁来为公社造假？
7、“群众意愿”肯定必须尊重，但尊重不等于要盲从，否则就成了“民粹主义”。
成为自耕农是千年以来农民的愿景，但在历史大潮前，“群众意愿”未必是正确和必须迁就的；难道铁路建设会因“百万漕工”的“群众意愿”而废止？如果完全按“群众意愿”，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成功，因为其必须建立在多年“压榨式积累”后的“周密的准备和基础的保障”之上；但是，因没有人愿意为了未来而降低现实的生活水准，迁就“群众意愿”的结果只能是坠入今天印度的困境。
所以，在我看来，有利于科技研发推广的农业组织体系就是好的，制约科技研发推广和误导发展方向的农业组织体系就是坏的。
九、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就以杂交水稻为例，人人知道袁隆平，但有几人知道始于1965年盛于七十年代50多万人次参加、常年育制种面积超过10万亩的“南繁”？
杂交水稻只是“南繁”众多成果之一，只是建国后的三次水稻品种大更新之一；50~60年代以矮脚南特为代表的水稻矮杆化，60~70年代以桂朝2号为代表的水稻中杆化，1976年以后以汕优系列为代表的“杂交化”，在其它因素共同作用下每次都将水稻全国平均亩产提高了20~30%。
并且，水稻之外还有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甘薯、高粱等作物的良种化；
并且，良种之外还有化肥、农药、农膜、农机推广和耕作制度改革……
并且，作物之外还有畜种调配、经作引种推广、工业原料基地建设、产业结构调整……
从初期以县、社原种场和队良种田为网络的“四自一辅”（自选、自繁、自留、自用、辅以国家调剂）到“三有、三统一”，再到后来的“地提、县繁、社制”（地市制原原种，县制原种，社制生产用种），一步步建设了良种更新提纯推广体系。以此为基础，以县办农科所、公社办农科站、生产大队办农科队、生产队办农科小组组建的“四级农科网”，在1975年有了1140个农科所，26872个农科站，四级农技人员1100多万人，试验田4200多万亩……前述工作得以完成的基础正是这历尽古今中外都堪称性价比最高的高效农技推广体系。
这个体系是今天无法复制的，也是如今每年仍在下达“农民技术员”培训任务却在农技推广上难见成效的原因。不谈耕作制度改革和化肥、农膜等的推广，仅就品种而言，据我为写论文所查阅到的资料，我所在的县在上世纪50年里普及性推广种植的品种就达到了近80个，如此高的品种更新速度绝不可能在传统社会和自然经济下实现。
而现在，乡镇以下的农技推广体系实际上已全面崩溃，绝大多数乡镇农服中心的人唯一和农业有关的事就是（私人）卖种子农药。另外，由于有的商家是半壶水，又是坐店经营，只能根据农民拨来几片叶子“猜”是什么病虫，下“大包围”用药。所以曾看到有商家给农民“配”的农药中有大半是不对症的，明明是黑尾叶蝉为害，该用叶蝉散或杀虫单等杀虫剂，偏偏开了一堆粉锈宁、井冈霉素、三环唑等5、6种杀菌剂，再加上一瓶乐果。某些无良商家更把“新品种”、“新技术”当成了诈骗手段，让情况更为复杂了……90年代推广杂交玉米时，我就亲身体会过把杂交玉米种子送到农户手上也不愿种的事。
农技推广是农业增产增收的前提，只有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媒介，传授推广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的正确使用方法，改革耕作制度，实现良法良种配套和产业结构调整，尽快把科技和工业化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才能实现农业增产增收。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不是NPC，农业发展不是你们想象中那样只要点了某个键所有NPC就会了某个技能！其每一步都必须为之因时、因地、因作物、甚至因人而异地想办法用措施。而现实是如此复杂，所以会有象秸杆焚烧这种在技术上说解决毫无难度，却实际上极难解决的痼疾。
所以，我对现在解决农药化肥滥用问题、农产品安全问题、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农村生态问题、农业生产水平普遍性提高的问题，毫不乐观。
结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解释了48.64%），其余所有的要素投入贡献合计45.79%，其中化肥使用贡献了32.2%。”
但是，我认为这篇论文有以下问题：
1、要素过少，农业科技推广的构成不仅有化肥，还有良种（杂交水稻正是80年代初推广的）耕作制度改革等。
如果是现在写这篇论文，1982~2019包产到户时期的粮食单产年均增率（1.93%）不及1959~1981年人民公社时期（2.92%）。
3、当然，如果是现在写这篇论文，重点肯定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例如：1982~2019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率（5.58%），超过了1962~1981年的平均增率（4.73%）。这个数据就要好看得多。
但是这样就要引入更多的科技要素：
例如：渔业因科技原因在80年代以前只有4大家鱼（青草鲢鳙）+鲤鱼等淡水养殖技术，远洋捕捞、海洋养殖这些现在的“大头”当年却根本没法干；畜牧业以前以地方良种（土鸡土鸭土猪）为主，在80年代以后才有条件大量引进、选育、推广约克夏猪、白洛克鸡等良种，生猪生长速度1980年200天左右达到100Kg，到1995年下降到150天左右；温室大棚虽然70年代就试验性推广，但大规模应用是90年代初大量廉价优质农膜产出之后才有可能……等等。
4、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一直呼吁的“农民增产不增收”和“三农问题”的本质：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所以，在这个问题下为“包产到户”辩护的，有几个是真正了解农业农村农民并为其利益而辩的，否则怎么会对“三农问题”毫无了解和思考？对“小农经济”在市场中的弱势和脆弱毫无了解和思考？
5、人民公社不适应新形势，必须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我承认；人民公社问题多，问题严重，管理者文化素质差，政企不分，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这些我都承认；但它有一个优点是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永远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利于农技推广，利于产业化。只要它有这个优点，即使有再多的问题，在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之后，在参考荷兰、丹麦、以色列等国农业合作社管理制度进行“进退自由、自主经营、民主管理、科学管理”的制度改革之后，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和发展的前景。而无论包产到户有多么美好，只要它不利于农技推广，不利于产业化，它就是没有前途的绝路。
实际上在《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中我就写过：
经历20多年“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村”以农补工后，1979年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产值3倍多，农业税（不含提留、剪刀差等）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则下降到了5.5%，工业体系基本成形。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但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人民公社应当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政社分离，重组为单纯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应全面解体，复辟小农经济。
但是，考虑到进一步工业化过程中对“自由、廉价、巨量、具一定文化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如四川深山区耕地散布于山林沟崖之间，根本无法集约化规模化管理，公社效益确实不高，只能先包产到户再在适当的时候退耕还林的情况和类似情况；50%以上的条件较差（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并包产到户。
而条件较好，生产水平较高的人民公社应当用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促进，以“法规明确、制度规范、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技术援助、政府补贴、保险保障”的原则，或以生产队（大队、公社）为基础重组为类似基布兹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重组为类似莫沙夫、荷兰模式的“合作社”，或其它形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种子”保留下来的这三种模式应该各占10%以上。这样，经过经济转型和市场冲击后，每县有10~100家多种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发展壮大，起到探索道路、引导示范作用就极为理想了，就不会陷入现在大力提倡合作社却无路可走的尴尬境地。
但是，这样的情况虽然最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就是最优方案？
选项太多，模式太多会不会造成思想混乱，让僵化的极左派和自以为是的冥煮派有机可乘，以至改革开放政策失去其基石——农村广泛稳定的支持？会不会造成改革开放半途而废或在大动荡中倾覆？
我也不知道。
所以，也许……也许现实中的做法才是最好的，但“包产到户”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不容掩非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