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吴组缃应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约稿，将自己近年来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做了一次梳理，创作出了三万多字的《一千八百担》。小说发表后，茅盾便撰文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篇小说'已证明他（吴组缃）是前途无限的大作家'，后亦成为吴组缃的代表作。
在这篇兼以'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为副题的小说中，作者采用截取生活横截面的叙述方式，运用对话与速写的技巧，巧妙地将长篇小说才能容纳的人物与情节注入其中，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呈现了30年代初皖南乡镇中一个宗法大家族的没落。
在当时，吴组缃是左翼文学家，也是社会分析派的代表作家。然而，与同阵营大多数将目光聚焦于农民且生硬地套用阶级斗争的作品不同，《一千八百担》罕见地将主要叙述对象锁定在了一群乡绅地主身上。在不少现代人的刻板印象中，旧社会的地主都是养尊处优、作威作福的；而这部小说则为我们刻画了纷繁多面且破落衰败的乡绅地主群像。对我们而言，它不仅有艺术价值，更有认识价值。
晚年的吴组缃
1.家庭遭遇：走向社会分析派的内在动力
吴组缃，原名吴祖襄，1908年出生于安徽省泾县茂林村。茂林村是乾隆嘉靖年间兴起的吴姓聚族而居的大村，在清末民初之时人口规模就已达到两千户之多，因而当地曾流传着'小小的泾县城，大大的茂林村'的说法。由于聚族而居且环境闭塞，村内一直为封建宗法制所统治，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严格的宗族关系。不难发现，《一千八百担》中的宋氏家族，其实就是以茂林村的吴氏家族为原型。
吴组缃的祖父原是当地油坊的管事，家产不多，传到父亲手中不过五亩地。父亲是个不为陈规所限的人，因受维新运动影响而成为新派人物，放弃了传统的科举道路。年轻时做过私塾先生、乡镇医生，经济拮据时还在黄鹤楼下靠卖字作画维持生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吴组缃的父亲回到家乡做起了商贩。由于受过维新思想的影响，他的眼界较为开阔，做生意时常常看上海的报纸了解市场动态，因而能在外销土特产和购入工业产品的过程中获得不错的收益，其家境亦由之转好，跻身当地乡绅阶层。
但好景不长，19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已卷入全球化浪潮的中国亦受影响，且加之国内的自然灾害和国民党政府的昏聩无能，导致农村地区集体破产，皖南一带的店铺纷纷倒闭停摆。吴组缃一家自然也遭到重创，父亲在债务亏空中抑郁而死。家庭突遭如此剧变，自然令吴组缃陷入深思，而一切的答案都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搜寻。
吴组缃的家庭遭遇，奠定了他之后走向社会分析小说的内在驱动力，也提供了乡绅地主的写作素材。
如今的吴组缃故乡——茂林村
2.社会理论：走向社会分析派的知识基础
1929年9月，在妻子和亲友的资助下，吴组缃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经济系。之所以就读经济系，其中的缘由应该是较为明了的：首先是商业家庭的环境与遭际，令他迫切想了解市场经济的规律；其次是已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的兄长吴半农，带给了他一定的择业影响。
此外，兄长吴半农对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吴半农曾经领导过皖南地区的农民运动，是带有左翼色彩的经济学家。毕业后，吴半农加入了由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研究所，长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并创办了半月刊《中国社会》。毫无疑问，兄长的专业视野和第一手资料，必然对吴组缃后来的创作起到了支持的作用。
总之，社会科学理论的积累，无论是来自专业学习的还是兄长指导的，都为吴组缃社会分析小说的创作奠定了知识基础。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校门口
3.文学影响：走向社会分析派的直接原因
对于吴组缃《一千八百担》的创作来说，家庭的不幸遭遇和专业知识的积累，终究还是一种准备工作，真正刺激他创作出社会分析小说的，还是由茅盾所引领的文学潮流。
上世纪30年代初，国内的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危机、农村地区的革命运动、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这些相互交织的矛盾，使得作家们在创作时自然而然地会谈及社会问题，茅盾就曾多次在报纸杂志上表达这样的观点：
我们的文坛不能不负起时代的使命——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
吴组缃对《子夜》这部小说是推崇备至的。小说甫一出版，吴组缃便在1933年6月版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评茅盾的<子夜>》一文，将茅盾视为可与鲁迅比肩的小说家，并准确地指出'社会科学'与'艺术手腕'相结合的艺术特点。在此情况下，吴组缃于同年11月创作的《一千八百担》，受到《子夜》的影响亦是自然之事。
在不少人的刻板印象中，地主应当是财大气粗、养尊处优的；然而，《一千八百担》中的地主却有一股破落户的穷酸气。作为左翼作家的吴组缃，显然不会替革命对象——地主扮可怜，其笔下的形象完全是照着现实描画出来的。此外，地主尚且如此，农民也就可想而知。要准确理解小说中地主乡绅窘困的经济处境，必须从当时皖南地主的整体状况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入手。
1.皖南地主的整体状况
进入民国之后，由于科举制度和封建帝制的废除，地主乡绅失去了上升进入权力系统的传统渠道，掌握政府实权的主要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并且北伐以来的农民运动，又进一步冲击了地主乡绅的势力。像小说中的宋氏家族，原本是'望族传江左'、'名家住水西'，是当地显赫的官宦世家，科甲齐全。但是，一旦他们所依附的皇权不复存在，遗老遗少的没落便在所难免，'不想五十年来，一败至于此极'实属历史之必然。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工业化发展的来临，人力与资金不断向城市汇集，使得农村的现金存量大幅减少，田产也被贬值。以往，在发生灾荒和人祸时，农民或地主都会典押或出售土地。然而在当时，原本收购土地或放高利贷的人，由于恶劣的经济大环境，自己也投资亏本手无余钱，更不必说收购日益贬值的田产。所以在小说中，田产成了'毒药'、'瘟神'、'谁见谁怕'，接受田产抵押而放贷的人，被视为'睁开眼睛吃老鼠药'的蠢货。
田产原本就少，既有的又大幅贬值，这些靠祖田吃饭的乡绅地主，想不破落都难。
影视剧里骄横跋扈、作威作福的地主，不能代表民国所有地主的状况
2.19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稻价”
虽然这些皖南的乡绅地主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但是他们偏在1930年代初这个节点栽倒以致难以翻身，却还有着更为关键的一环，即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小说中，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集中表现在稻价上，从而使得'一千七百担'谷子成为压倒宋氏大家族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说中的'一千七百担'稻子，是宋氏义庄田地里的产出，为集体财产。义庄管事柏堂因去年稻价过低（2.2-2.5元）而故意屯着。按照以往的市场规律，碰到粮食歉收的荒年，市场上的粮价应该大涨，之前囤下的稻子就能卖个好价钱。但让人想不到的是，荒年里的粮价竟然没涨，反而继续下跌到一块七一块八。但即便'稻价跌得这样厉害，政府还借大批美国麦。'事实上，'借美国麦'便是稻价一反常态地一跌再跌的根本原因。
1931年夏季，我国发生严重的大水灾，粮食产量减半，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又正值经济危机，生产过剩。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借棉借麦'，一方可以赈灾，另一方可以解决生产过剩，可以说是双赢。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在粮食进出口上犯了昏，允许粮食进口且不设进口税，但却不允许粮食出口。
次年，长江中下游地区获得了大丰收，但由于西方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的经济危机，把生产过剩的粮食源源不断地中国倾销，致使粮食一跌再跌，以致酿成了'丰收成灾'的悲剧。农民们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最后的卖粮所得却还抵不上一年的生活开支。
但即便粮价如此之贱，皖南遭遇干旱的贫农仍然难以度日，其处境竟如下面这句话那般荒诞无奈：
可是籽草无收，活着没饭吃；买吧，不管稻子多便宜，也是买不起的。这样子，索性病死了，倒不差似登仙。
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
小说以'七月十五日宋氏大祠堂速写'为副题，叙述的主要内容便是当日在宋氏祠堂开会的十几号宋家子弟的对话。作者之所以要选择祠堂作为故事的背景，乃是为了反讽这批'孝子贤孙'种种行迹。在此，我们以宗族堂号、公粮处理这一小一大的两处情节，来看宋氏“孝子贤孙”们的乖谬之处。
1.名不副实的堂号
宗族人口既多，就以'堂'为单位划分，每个堂前又冠以种种名号；'堂'之下再按长幼尊卑分为大房、二房、三房……以此类推。'二、三、四、五'这样的房数，是无需费心的；但'堂'之前的名号则要费些心思，就像长辈给晚辈起名字一样，得寄托些美好的寓意。
小说中宋氏宗族的那些堂号，可谓是'郁郁乎文哉'，诸如审问堂、博学堂、明辨堂、慎思堂、笃行堂等等。它们其实都出自于《礼记·中庸》中下面这句：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些堂号，对于五十年前显赫的宋氏家族来说，可能还有些名实上的牵连，但在'一败至于此极'的五十年后，名实之间已无关联，甚至还有些反讽。以下以博学堂和明辨堂为例，略陈一二。
博学堂的参会代表是豆腐店老板步青，表面上看他是个维护宗法礼制的'孝子贤孙'，不赞成分庄这样大逆不道的事，还以'天心归顺'来称颂南京政府；但实际上，他不过是在义庄的实权者柏堂面前卖乖，想从权势者手中分得一杯羹，骨子里乃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宵小之辈，随时准备见风使舵，弃主而去。所以，当抢粮的贫农把义庄管事柏堂抓起来示众之时，他赶紧回家拿了箩筐挤到抢粮的队伍中。
明辨堂的参会代表是讼师子渔。长期的讼师生涯，培养了他精明的头脑、敏锐的眼光和犀利的口才。在乡村萧条的大背景下，由于他不事田产和商业，所以经济上并不受影响，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去买蟋蟀来逗乐。他对祠堂与会者心里的小算盘一清二楚，嬉笑耍嘴时常能刺中别人要害。然而，他自始至终都是个幸灾乐祸的旁观者，爱逞口舌之快，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不知“明辨”在何处？
作为文化遗迹的祠堂
2.公粮处理的争议
中国的宗法制源远流长，在西周时期便已成熟定型，在封建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宗法制最突出的物质呈现便是宗祠的设立。最初，宗祠是皇族和达官显贵才能设立的，后来在明朝嘉靖年间才允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宗祠遍天下。
宗祠一般有自己的田地、财产和产业，形成所谓的'义庄'。义庄，顾名思义，其产出主要有以下功能：第一，兴办教育，开办义学，奖励和支持在外求学的本族子弟；第二，抚恤本族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灾荒之年赈济本地乡民；第三，为宗族的祭祀、庙会、谢神等宗教活动提供场地和财物支持。
小说中贯穿始末的'一千八百担'稻子，就是义庄的产出；按照通常的做法，这一千八百担稻子应该赈济给遭遇旱灾的本地乡民（含本族）。但是，参会的这些宋氏子孙并不顾虑及此，而是各自想借它解决自己眼下的困境。
商会会长子寿因为投资失败生意亏空，想要'通融'这一千八百担谷子来还债；中学教员叔鸿想要借点谷子来筹措路费和补贴家用；小学校长翰芝声称要用卖谷子的钱重新开办学校，实际上还是想让自己多些进项；年逾古稀的鑫樵倚老卖老向义庄索要'古稀俸'；失业三年的景想向义庄借点口粮……此外，还有讼师子渔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提议：
瓜分义庄、先分稻、后分田，大家平分，我们先来个共产。
子渔的建议，其实道出了在场不少人的心声，但这也无疑是“数典忘祖”，而且还是在老祖宗的灵位前“数典忘祖”。不过，不可否认，由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原来集政治、文化、经济于一体的祠堂义庄已经不可能存在下去，必然为历史所淘汰，只能作为文化的遗迹保留下来。
但最终，谁的算盘都没有得逞，因为比他们更难捱的贫农们，已经拿着木桶箩筐，浩浩荡荡地来抢粮了。
民国时期的土地革命运动
吴组缃在《一千八百担》中，虽将笔墨集中于宋氏祠堂这一隅之地，刻画了宗法制社会里一批'孝子贤孙'的嘴脸；但他首要的批判对象还不是这些封建遗物，而是当时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政策，破坏了农村的经济生态。这正是社会分析小说的应有之义。倾巢之下，焉有完卵？于是，一群'罕见'的穷酸破落的地主乡绅，便借由吴组缃的生花妙笔，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