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次粮食供求波动中，尽管1959-1961年那次被称作“3年自然灾害”的供给短缺，表面看是生产下降，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仍然是错误政策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由于其他5次都并不是生
产下降，而且这也关系到中国是否属于长期粮食短缺的讨论，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
一、改革前以短缺为现象的2次粮食供求波动
中国1978年改革前出现过2次粮食供给短缺。究其原因，都不是农业生产本身的问题。
第一次粮食供求波动发生在1952-1953年，表现为生产增加、供给下降。
1950-1952年全国范围推行的不仅消灭了地主和富农，而且由于土地短缺不得不按照人口平均分地，所以事实上连大部分有相对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中农也不存在了。
于是，就在结束的当年，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连续3年大幅度增加之后，却出现了对城市供给短缺。1952年粮食收购只增加了11.6%,而销售增加了44.7%。到1953年9月，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只完成了80.1%,而10月份的粮食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3%，供需缺口在40亿公斤以上。
粮食供给形势紧张，牵动物价也大幅度上涨。迫使政府采取应急之策，提出统购统销政策，建立国家垄断的流通部门，形成新的农产品规模供给主体。在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仍然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国家工业化和城市的粮食需求成为了大办合作社的动因之一，并且与后者共同演化成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长期政策，这个体制至今仍然在延续。
2、解放前的粮食过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崔晓黎研究员曾经指出，地主是对应中国城市商品粮的“集中、规模”需求的主要供给者。他认为：尽管旧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但城市粮食供给是长期有保障的。解放前大多数年份都是谷贱伤农，粮食供给过剩。由于地主掌握着全国土地的一半左右，地租率高达40%-50%，而且绝大部分收取实物地租。这样，地主也就掌握了粮食产量的大约25%。由于地主自己的消费很少，所获取的地租大部分是作为商品粮上市的，完全可以保证城市供给。
再一个重要原因是，解放前大多数贫雇农是勒着裤腰带交地租，城市中大多数穷人的粮食消费需求，也必然受到收入的限制。因此，旧中国的确长期存在谷贱伤农，粮食供给过剩的现象，这是与城乡贫困人口的消费不足高度联系在一起的。
3、分散的生产增长并不能形成规模供给
我们的进一步研究认为，1953年发生粮食供给短缺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与以后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小农经济”之间交易成本高到无法交易的地步。
后农民平分了土地，生产大幅度增长，但4亿农民的分散的生产增长并不意味着能够形成规模供给。同期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大多数地方的实际上是均分土地，生产经营能力最强的自耕农——富农和中农——的土地经营规模也随之下降。于是，农村中粮食的规模生产者和规模供给者都消失了。
虽然使农村广大劳动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都大幅度增长。但国家尚未能及时形成对应中国城市商品粮的“集中、规模”需求的新的主要供给者。大量余粮沉淀在农民手中，而农民的行为是要存粮防灾，或“以物易物”交换其他生产资料。进入城市的政府由于无法直接与高度分散的4亿小农进行交易，因此不得不建立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这样两个制度来解决与农民的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
4、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成为长期制度的原因
在全国没有推行合作化之前，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不愿意按国家低价缴售粮食。从1953-55年，推行统购统销的头3年政府占有的粮食份额下降了80万吨。所以，1955年政府组织农民搞合作社。当政府能够不必再直接面对4亿分散的农民要粮食，而是对着四百万个合作社进行交易的时候，交易成本也就大幅度下降了。所以我们至少应该了解，粮食统购统销的交易制度必须在合作化形成的组织载体上才得以运行。
通过查阅当时的文件我们了解到，中央提出这个办法的时候并没有打算作为长期政策，只是由于“一五”时期以及其后发生的特殊情况才成为了一项长期政策。由于1952年中国从苏联得到54亿美元的启动投资，直接进口了126个重工业项目的设备，等于一步跨越了西方工业化的两个阶段，即前期需要经历一二百年的作坊和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和后来动力机械拉动的重工业发展阶段。
50年代中期外来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带动了大量城市就业，而且吸纳了2000万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他们属于粮食“高消费”人口，约等于把当时5000万城市人口的城市粮食消费突然增加近一倍。因此，为了国家工业建设和城市消费增加的需要，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把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作为长期政策。
以上分析说明，第一次波动显然不是粮食生产不足的问题，同时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公社化也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发展要求建立的制度。
5、第二次粮食供求波动——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
第二次以粮食短缺为现象的供求波动发生在1959-1961年，正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众所周知主要是因为高度集体化和影响造成的，从本质上看仍然不是生产问题。
第二次粮食供求波动现象上是短缺——从1959年以后粮食供给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这次波动当然与1958年的“”有关，但主要原因是“一五”建立的苏联式资本密集的大工业初见成效后，必然出现两个内在规律：
其二，国家工业产品必须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才能形成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在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传统生产资料和简单工具组合起来的合作社对重工业产品基本没有需求，政府必然要求提高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于是高度集权的应运而生。但是，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私有产权，使劳动者这个农业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起主导作用的要素不愿意积极投入。因此，本来不应该是生产不足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农业的问题。
如果说1955年的合作化还承认农民私有产权，那么到1957年的高级社就已经不承认了，更进一步否认了农民产权，造成了农民普遍的消极怠工，社队干部“瞒产私分”，从而导致1958年的“丰产不丰收”，统计产量增加，供给却大幅度下降；以及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惨重的全国性损失教育了决策者和直接承担生命损失的农民，1962年农村经济政策调整,通过恢复“队为基础”和允许农民“三自一包”，重新恢复了农业生产。
二、改革后的4次供求波动基本上属于生产过剩型
1、1984-1985年的“卖粮难“和结构调整
第三次波动产生于1984年。是在全面推行“大包干”之后发生“卖粮难”。
我国粮食生产有一个特征，即人口上台阶，粮食上台阶。如果粮食产量的增加大幅度超前于人口增长，就必然出现过剩。因为，从百年历史的大跨度看，人口、粮食两条曲线是基本平行的。由于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对有效，人口增长曲线是平滑的。再考虑到80年代中期城市消费者还必须使用粮票，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因此，在突然出现粮食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粮食供给过剩。
2、1990-1991年的农业主产品卖难和农民收入连续下降
第四次是在1990-1992年农产品全面“卖难”，也是典型的生产过剩造成的。因为从1989年开始，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在低谷中运行，城市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下降导致农产品卖难，于是农民收入低增长，甚至个别年份负增长。
与过去不同的是，因为1984年卖粮难后农民自发地在80年代后期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造成这次不仅是粮食的过剩，而且也是农业主产品的全面过剩。1992年社科院农村所测算，20多种农产品收入弹性大于1的只有两种，说明大部分农产品已经供大于求。
如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那么这次最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这次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也是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在低谷中运行，农产品的供给全面大于需求。1989-1991年的连续三年农民收入下降，连带发生了1989年开始的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也大幅度下降，每年仅为700-800万人，与80年代相比下降了约100%。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自发地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到1992年底全国除了27个县外，大部分采取了购销放开的改革。到1993年底，当时900多亿的粮食挂帐，在经济进入高涨期、拉动价格不断上涨的作用下减掉了200多亿。随之，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第五次波动。
3、1994-1995年的抢购和粮食价格上涨
第五次波动开始于1993年秋季收购出现的抢购和1994-1995年的粮食价格上涨，并对政策形成误导。
这次波动的真实原因有二：
一是1992-1993年开始的经济过热之中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大幅度增加了城市对低质农产品的需求。本来1993年粮食丰收，1994年粮食产量也没有明显下降，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自1989年以来长期收入低下的农村劳动力在经济增长、基建投资增加的吸引下，有6-8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他们需要增加的粮食消费大约600亿斤每年，而国家粮食系统是没有这个准备的。
二是1994年1月1日外汇改革造成本币一次性贬值57%，这又使外贸和南方各省突然从进口粮食转向国内市场抢购以逐利。
虽然从本质上看，那次粮食抢购仍然不是生产不足的问题，但当时这种短期现象对国家农业政策重新导向追求数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随之也对国家九五期间以增加产量为主的目标确定产生影响。
再一个因素就是由于价格变动导致需求增加，1993年秋季粮价已经开始上升，大量的粮食经营使用单位，特别是南方的粮商，已经有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接着1994年汇率调整一步到位，人民币贬值实际达到57%，这就意味着刺激出口。本来1993年国内粮食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约20%，但在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7%的情况下，出口粮食就有可能得到约30%的机会利润。率先得到汇率调整消息的南方粮商就从南到北抢购过来。因此，是城市需求增加、汇率调整这两个原因导致了1994年粮价上升。
考虑到中国9亿小农高度分散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粮食生产的商品率过低，正常年景约为30%，其中仅一半受惠于国家定购价格调整；并且小农粮食销售的货币收入比例也低。因此，理论界早有小农对粮食价格正常变动不敏感的讨论（参见表1、图1，农村改革以来粮食产量、商品量、农户存粮以及人口变动）从图表列出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总产量与人均产量同步变动。实际上中国9亿小农的粮食生产决策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第一目标；一般情况下，农业主产品的产量往往随农村人口变动。又因为中国农业人口长期占绝对比例，因此粮食产量与人口同步增长。这可以借用发展经济学关于“低水平均衡陷井(人口陷井)”所揭示的规律，来解释这种粮食的周期性现象。亦即：超过粮食增长率的人口增长率，总会使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被拉回到“低水平均衡”。
但是，1994年粮食有所减产，同期本币贬值带动的粮食出口、经济过热带动的民工潮，都在增大需求压力、引起大户入市抢购拉动价格暴涨。并且1995年后又由于政府对棉花实行反市场控制导致农民弃棉种粮(1996年棉花实际播种面积低于原计划9000万亩约20%)，转而也使粮食播种面积增加。这个现象说明，尽管小农粮食生产对正常价格变动不敏感，但在价格异常情况下却会反应过度，甚至把存粮也拿出来抛售。
第六次是1996年粮食增产超过人口增长需求和在宏观经济紧缩影响下出现了延续到现在的农产品全面“卖难”。也属于典型的生产过剩。
为了因应1993-1994年的第5次粮食波动，政府1994年一次调价达42%，1996年又再次提高了40%，这就大大刺激了粮食生产，1994-1996年粮食产量3年大幅度增长，连续跨越了9000亿斤和10000亿斤两个台阶。我们提前实现了2000年的产量目标，但中国人口却没有提前增长上去，正常情况下每年增长1800万人，意味着缺少7200万人口来消费粮食，于是这提前4年增产粮食必然形成过剩。
三、简单结论
实际上，由于我国尚处在城市化进程中，70%人口生活在农村，属于自给自足型的粮食消费。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系统应该以30%的市场化消费的城市人口为计算对象，以常年粮食商品率为计算依据，而不是以常年产量为依据。因此，中国还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完全市场消费的一般规则建立粮食安全系统。
并且，建立中国的粮食调控系统应该与城市化的人口调控结合起来。当前解决农产品卖难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加快中小城市和农村城镇发展，增加城市人口的密集度，提高规模人口带来的规模消费。因为城镇的规模消费水平是农村消费的3-5倍，现在全国600个大中城市，有2800个县级市；大部分人口规模不足。还有18000个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也仅8000人，如果这些城镇人口规模达到3-5万，再乘上3-5倍的规模消费，市场需求必然大幅度增加！而当供给不足、价格上涨的时候，则可以相对放慢城市化速度。甚至，中国将来的汇率变动和粮食进出口调节，也应该与城市化问题联系起来，通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