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高碳的能源结构。2019年主要国家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50~85%，中国约为85%。但是，欧美化石能源中煤仅占3%~17%，中国高达57%。
第二，高碳的产业结构。全世界公认的高碳且难减排的行业包括、钢铁、石化、水泥等，中国上述行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仍然较高。
第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高速进程中，很多地区还要有能源消费增量。
中国碳中和具有三大战略意义
第一，气候履约。截至去年年底，全球已经有130多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覆盖了全球70%以上的GDP和65%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产业竞争。世界经济发展将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转变，在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谁有更好的技术并尽快经济、有效地利用起来，谁就能取得成功。如今，全球都在以“双碳”为切入点布局，争夺新一轮技术高地，产业竞争信号非常明显。
“五碳”并举才能实现碳中和目标
二是能源结构降碳。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储能技术等，大幅度提升非化石能源使用比重，尽早建成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
三是地质空间存碳。通过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解决一部分二氧化碳。
四是生态系统固碳。通过农林业减排增汇、自然碳汇管护、生态工程增汇、生物碳捕集/封存/利用封存等生态建设手段，巩固和增加二氧化碳的碳汇能力。
五是市场机制融碳。通过碳市场机制来推动各类技术得到更合理有效的应用。
关注点2：新能源产业供应链—关键材料。从产业链来看，制造光伏电池的材料包括关键稀有元素如铟、碲等，未来伴随装机规模的迅速扩大，这些稀缺元素的累计需求量会大幅度增加，其价值也会不断提升。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这道必答题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当前最紧迫的就是要摒弃传统的粗放式发展道路，防止在“高碳”轨道上谋划“十四五”“十五五”规划，最大力度消除未来10年产业发展的二氧化碳排放“锁定”效应。
一·大力消除二氧化碳排放“锁定”效应
能源结构方面，“十四五”和“十五五”应分别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新能源发展规划与国土资源、林业草原、海洋海事等规划衔接，统筹生态保护红线与新能源发展用地关系。重点行业方面，建议推进电炉钢发展，加快对钢铁长流程产能替代，提高废钢铁准入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比例；原则上不再审批现代煤化工项目，并严格限制甲醇作为燃料使用。
二·转变发展路径是实现目标的根本
三·做好可再生能源气候服务
实现能源、气候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可再生能源投入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加快建设我国能源气候服务体系，尽快摸清我国风能、太阳能、水电能源的详细家底，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资源的时空互补性，以减小风电、光伏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进而提高其电网友好性，达到能源高效利用。
四·制定农业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技术路线图
农业是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占比约为全国排放总量的15%。然而，在保障粮食安全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要想实现农业农村碳达峰与碳中和，仍存在落实难度大，缺少专门政策、系列化标准和专业研究平台等问题。
五·通过生态效率提升实现碳达峰
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既要兼顾双循环、产业安全自主可控、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等目标，又要达成碳达峰等目标，必须通过生态效率提升来实现。制定环保产业的支持政策，不能仅考虑产业本身是不是环保，只有满足生态效率提升这一特征的环保产业才能被纳入支持政策中。强化生产者责任的同时，也要从消费侧探索碳达峰责任分担和碳排放权配置机制，通过绿色消费偏好的转型倒逼企业采取绿色生产方式。
六·减少碳排放给地球“减负”
七·增加碳汇助力“碳中和”
有研究表明，2010年至2016年，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吸收约11.1亿吨碳，吸收了同时期人为碳排放的45%。经过测算，森林蓄积量每增加1亿立方米，相应地可以多固定1.6亿吨二氧化碳。植树造林在助力碳中和方面是既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对拥有大量森林碳汇的地区来讲，既是一种激励，也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转换提供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