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人”为结构形式的词，可分为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大类。[1]本文主要是研究其中的形容词，原因有二：首先，这类词是把动词语素和名词语素组合在一起，组合后的词是动词或名词，不足为奇，因为词内部本身就有名词语素和动词语素，因此，我本人对此类形容词更有研究兴趣。其次：“单音节动词性成分”的说法比“单音节动词”更为全面，因为在这类形容词中，除了个别动词语素，其余的大部分都不是纯粹的动词，都还有其他的词性，只不过在构词的过程中使用了其动词词性。按照“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人”式形容词的说法，这类词语有：惊人，宜人，喜人，可人，迷人，烦人，怕人，吓人，醉人，感人，丢人，腻人，宰人，养人，羞人，雷人，恼人，瘆人，缠人，拿人，吵人，动人。
一、语法特征
现在学界公认的词类划分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这类形容词有着和一般形容词基本相似的语法特征：
1.做谓语时一般不能带宾语。如：
这件事很感人。----*这件事很感人大家。
2.一般都能用副词“不”很“很”修饰。如：
水葫芦有很惊人的繁殖能力。
一个弱女子，如此铮铮铁骨地立在舞台上岂能不感人？
3.在句子中可作谓语、定语和补语。
全省文学创作呈现出喜人的繁荣局面。
这一天，阳光明媚，煦风醉人。
但是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这类形容词也有自己的某些语法特点。
1.它们与一般形容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重叠。在现代汉语中，许多形容词都可以以AABB、ABAB、或ABB等形式重叠，来表示程度的加强。而这类形容词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重叠，我们不能说“喜人喜人”或“喜喜人人”。
2.这类形容词是述宾型的合成词，前一个语素表示动作行为，后一个语素表示所支配、关涉的对象。它们基本都属于离合词的范畴，内部结构比较松散，两个语素之间可以插入其他的成分，甚至能够颠倒位置，但是，除了少数类似于“烦人”“腻人”等其内部是两个独用语素外，语义内容难以分开。也就是说，这类形容词还兼有短语的某些特征，是形容词范畴中一种非常特殊的非典型类型。
二、“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人”式形容词词汇化的过程与机制
孙常叙指出：“造词的语言因素是已有词汇和语法结构”。[2]在这类述宾型形容词中，名词语素受到动词语素的支配，它们之间是动宾关系。动宾关系就是这类形容词的造词理据和方法。但是这类形容词出现的根本原因及过程仍值得讨论。
（一）词汇化过程中的共性
1.董秀芳[4]在谈到动宾短语词汇化时，从其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特征入手，她认为这这类双音词中，动词和宾语各有其语义特点。
动词的语义特点是：动词性弱，即不表示一个物理过程，没有一个外部明显可见的动作；如果动词成分是由一个动作性较强的动词充当，那么它较强的动作性就会被词义整体的非动作性削弱。在上述形容词中，其中很多的动词语素并不是纯粹的动词，也可以说是动词性弱。像“惊”、“吓”、“丢”、“宰”、“恼”、“缠”这七个纯粹的动词，在与“人”组合成词时，已经是形容词性的，它们的动作性已经被词义整体的非动作性削弱。
宾语的语义特点是：非具体性，非个体性和无指性。名词语素“人”是基本词，意义范围大，所以比较符合这三个特点。
动词成分和宾语成分的关系特定----宾语受影响程度低，具体来说，即宾语所表示的成分多不因动词成分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作用而发生变化。在这类形容词中，动词语素隐含的支配关涉的对象本来就是“人”，所以在与“人”组合使用时，无非就是把隐性的受事“人”变成了显性的受事“人”。也就是说，动词对宾语的影响并不大。
2.“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与“人”的高频率共现，从而导致两个语素的逐渐凝固。
“在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两个高频率紧邻出现的单音节词就可能结合成一个双音单位。”“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人”结构词汇化的前提就是要两个词“高频率紧邻出现”。当然，紧邻出现也有客观依据。
名词“人”是基本词，具有全民常用性、稳定性和能产性，它的构词能力强，以它为基础创造出来的新词易于为人们接受。“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与“人”的高频率紧邻出现，与“人”的意义密不可分。例如：
A.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寄杨五桂州谭》）
B.小人无奈，烦人将我姐姐掩埋了。（清《七侠五义》）
C.想见当时被管叔做出这事来，骚动许多百姓，想见也怕人。（《朱子语类》）
在上述三例中，“宜人”“烦人”“怕人”都还是短语。A指与动物相对应的“人类”；B指与自己对应的“别人”；C泛指包括自己与他人的所有人、一般人。“人”的意义范围广大，作为“施事---动作---受事”语法结构中的受事，“人”紧邻动词出现的可能性大、频率高。
3.使动意义的凸显
在古代汉语中，不及物动词用作使动时常带宾语，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比较少见，因为它本来就带有宾语[8]。这样，不及物和及物动词在用作使动时，表现形式都是“VO”。“VO”结构有用作使动的可能性正是上述形容词词汇化的语法基础。又因为主、谓、宾等都是属于句子的主干成分，都携带了重要的句法和语义信息，因此不太容易降格为词，这也导致了动宾短语比较少，间接也使得“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人”式动宾结构比较少。但是，它们的词汇化与其使动意义的凸显有很大关系。如：
尹氏必不会吓人，须是它自见得。《朱子语类》
见善老不说，心性急躁起来，把脸一抹，变了一个凶恶形状，十分吓人。《东渡记》
第一例中“吓人”的“吓”是“使人害怕”，带有恐吓的意味，是一个动宾短语结构。第二例中的“吓人”，前面已经有程度副词的修饰，是一个形容词。
4.不带宾语
形容词与动词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绝大多数形容词不能带宾语，绝大多数动词都能带宾语。“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人”式动宾结构中，“人”已经从一个隐形的受事转变为一个显性的受事，其后不会再带宾语。而形容词大多说也不会出现“AO”的形式，“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人”结构在这一点上与绝大多数形容词有着相似的语法环境，这就为它的结构凝固成形容词创造了条件。
（二）“单音节动性成分+人”式形容词词汇化过程中的个性差异
这类形容词在词汇化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的特点。
“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与“人”最早连用的是“宜人”，出现在《诗·大雅·假乐》中：。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这里的“人”是指“做官的人”，“宜人”是指“使做官的人适其位”。此时，它还不是一个固定的词。后来，“宜”有了“适合、应当”等义。而“宜人”出现“合人心意、使人满意舒畅”义则是在唐代杜甫的诗《有客》中。此后，“宜人”的用法便逐渐稳定下来了。
与“宜人”不同的是，“惊”与“人”自共现以后，便一直以稳定的结合形式发展着。其最早出现在《韩非子·喻老》中，充当谓。与“惊人”有差异的还有一种形式：“惊+人+其他”，出现在王充的《论衡》中。这是“惊人”正处于词汇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在五代之后，“惊人”还逐渐出现在定语的位置（《祖堂集》）。与“惊人”词汇化路径相似的还有“动人”、“感人”等。两者都首先出现在战国时期，在发展过程中同样伴随着“动人心之悲”、“感人善心”之类的形式，它们具有现在典型句法特征则是在东汉、六朝以后。
以上分析到得“惊人”、“动人”、“感人”在“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人”式形容词中属于成词最早的一组，它们都是V+N式述宾结构词汇化的结果。其中的单音节动词性成分都是独用语素，在句子中表现出使动用法。
唐宋时期是这类形容词出现的又一高潮时期，如：烦人、醉人等，其词汇化的原因又各有不同。唐宋是我国诗词发展的全盛时期，诗人词人们力图在诗词中出新出奇，因此通过词义扩张产生新义的现象并不罕见。“醉人”、“恼人”等都是在诗词中产生并发展的。
在语言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发现“单音节动词性成分”和“人”由在句子共现移至句尾，且“人”之后再无其他任何句法成分。可以说，这种句法位置上的变化即是这一类形容词词汇完成的一种标志。[5]
三、“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人”结构词汇化的发展
并不是所有的“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人”结构都有上述词汇化的过程。在现代汉语中，有一些“单音节动词性成分+人”式形容词更多强调的是主观感受，表示“人”对这一感受的性质判断。例如“腻人”等。
网络流行词“雷人”也是这样的结构形式，但是它比较特殊，表现为：“雷人”中的“雷”可以单独使用。在这类形容词中，像这样语素“人”可以丢失的并不多，仅仅局限于“烦人”、“腻人”、“吵人”这几个词。在很多情况下，“烦人”和“烦”可以互相替换，意思基本没变，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例如，可以说“我现在很烦”，就不能说“我现在很烦人”。《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6]释义“雷”为名词，但是，作为网络用语的“雷”只有动词和形容词两种词性。如：
某一天我的脑子忽然被雷劈中了，雷光一闪，这个很雷的主意就有了。
这句话概括了“雷”的三种词性。“雷人”这一网络新词是对其常规语义的偏离和创新，语义演变过程如下：雷（云层放电时发出的声响）→雷鸣（像雷一样的震响）→雷击（雷电发生时，由于强大的电流通过而带来的杀伤或破坏）→雷人（出任意料且令人格外震惊）。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丢人”、“宰人”这两个词，《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把他们都解释为动词，在日常言语生活中，它们有用作动词的用法，也有受程度副词“很”和“太”修饰的用法。多年来，在汉语语法教学和研究中有一种通行的认识：现代汉语的动词一般不受程度副词修饰，只有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然而，“雷人”和“丢人”表示人对某事、某物的主观认识和看法，它却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感受，与性质形容词有某种相通的属性，带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义。这就为其与程度副词的组合提供了语义上的基础。当他们受程度副词“很”和“太”修饰时，已经形容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