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纪年与汉地的十二生肖纪年没有两样
突厥以游牧射猎为生，逐水草而居，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长期定点定时地连续观测天象，编制历法，只能粗略地以物候周期纪年，即“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周书·异域传》），就是以每年春天牧草发芽返青为标志来纪年，这是游牧经验的总结，与他们生产生活周期相适应，反映了突厥先民对回归年的初步认识。
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早期也曾有过观象授时的漫长时期。比如《尚书·尧典》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其中所记四仲中星的测定，是以星象定节气，据考证反映了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实况（见竺可桢《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
关于鸟兽“孳尾”（交尾生育）、“希革”（羽毛稀疏）、“毛毨”（更生新毛）、“氄毛”（生长细毛）的记载，就是以物象定四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则是阴阳合历的初步观测成果。因为汉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世代定居一地，农时节令，关系稼穑，至为重要，必须长期精勤地观测天象物候，敬授民时，进而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事活动，所以很早就将观象授时定为一种官方政府职能，专人负责，长期进行。
后来，随着中原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先进的汉民族的历法纪年必定会流传开来，影响到周边各民族地区，这是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
突厥十二种动物名称纪年
这种地支纪年的顺序，又与突厥民间使用的十二种动物名称纪年的顺序相一致。其对应关系就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鳄鱼），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据今发现的突厥碑文，有关动物纪年主要有以下记载：
1969年发现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布古特地方的“布古特碑”，用粟特文写成，上有残存的“兔年”二字。据苏联突厥学家考证，该“兔年”当为公元571年（辛卯，北周天和六年）。（路易·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164页，中华书局1998年11月版。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169～170页，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版）
1891年发现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翁金河畔的“翁金碑”，用鲁尼文写成，上有墓主“卒于龙年七月”字样。“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考证‘龙年’为692年（武后长寿元年，壬辰）。伯希和认为此考‘不足取’，改订为728年（开元十六年，戊辰）。英国突厥学家克劳逊另创一说，认为所谓‘龙年’是译读之误，经他辨认，实为‘羊年’即731年（开元十九年，辛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170页）
1889年发现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支流右岸的“阙特勤碑”，上刻汉文和古突厥文两种语言文字。其东北面碑文曰：“阙特勤于羊年（731年，辛未，唐开元19年）十七日去世，九月廿七日举行葬礼。祠庙、绘画、碑石于猴年（732年，壬申，唐开元20年）七月廿七日全部竣工。阙特勤享年四十七岁。”
与“阙特勤碑”同时同地还发现了“毗伽可汗碑”，也用汉文和古突厥文写成。其南面碑文曰：“我父可汗于狗年（734年，甲戌，唐开元22年）十月廿六日去世，于猪年（735年，乙亥，唐开元23年）五月廿七日举行葬礼。”
1909年芬兰学者兰木斯台特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北部色楞格河及希乃乌苏湖附近发现了“磨延啜碑”，用古突厥文写成，破损很多。其碑文曰：
“羊年（743年，癸未，唐天宝2年）我出征了。”
“以后，鸡年（745年，乙酉，唐天宝4载）……人民……感觉到……。”
“猪年（747年，丁亥，唐天宝6载）我打了……把大毗伽都督他称为叶护。”“这以后，在虎年（750年，庚寅，唐天宝9载）我出兵打qik人。”
“兔年（751年，辛卯，唐天宝10载）五月……在于都斤山那里……”
“羊年（755年，乙未，唐天宝14载）……我过了夏天……”
“鸡年（757年，丁酉，唐至德2载）……他给了……消灭了。”（以上资料见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1977年7月所编《古代突厥文献选读》第一分册，油印本）
其中除鼠、蛇、马、牛之外，大部分动物均已出现，可见，用十二种动物名称来纪年，在突厥汗国非常流行。而这十二种动物及其顺序，中原地区早就熟悉，是汉族的十二属相生肖，突厥的动物纪年显然是借用而来，其承袭关系不言自明。
正如（法）路易·巴赞说：“十二生肖周期对于非汉族居民来说，则要比与其相同的十二支那学术性很强的纪年法更具有无可比拟的方便性。”（《突厥历法研究》第167页）
十二属相生肖起源于远古的图腾崇拜，出自中原地区汉民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民间流行，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就有生肖记载，至迟到东汉已经完备定型（王充《论衡·物势篇》），一直流传至今。
十二生肖中除“龙”之外，都是自然界实有的动物，在突厥生活的西北高原地区，牛、马、羊是他们放牧的牲畜，鼠、兔、蛇、鸡、狗、猪等可以见到，而虎、猴则没有，这从语言学上可以得到证明（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176页）。至于龙，本是虚拟的动物，其形象是所谓“九似之物”，实际上是历史上多个民族交汇融合之后共同拥有的图腾，所以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即就是理解为“鳄鱼”，也非突厥地区所有。
动物习性
叙利亚文景教徒碑铭:
同时刻有亚历山大纪年与突厥纪年，部分亦包括桃花石纪年（甲子纪年），参前文，《史记》犁轩尚在奄蔡西北，《后汉书》即说大秦即犁轩，波斯《列王记》言亚历山大母亲被波斯王遗弃后，回到马其顿，显示了亚历山大与菲利浦王可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父子，菲利浦王国统一了希腊，而亚历山大则建立东至西亚的帝国。
亚历山大13年的军事扩张固然有夸张成分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陆续出土大量叙利亚文景教徒碑铭。2000年以前，福建泉州出土过大约23方元代景教徒墓碑或石刻，有文字的碑刻19件，其中带叙利亚文的碑铭约有9件，[1]汉文碑铭5方（其中有的是双语），八思巴文墓碑4方，[2]回鹘文墓碑1方。[3]景教碑铭的文字为叙利亚文景教体，元代之后不再使用，其所纪录的语言为叙利亚语和回鹘语双语，要释读这种文字，必须同时掌握叙利亚文景教体和回鹘语或古代突厥语。
本文介绍的是2002年5月在泉州池店附近新发现的一方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铭文
翻译：
“（叙利亚语）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为了千秋万代。（回鹘语）马其顿城的菲利浦王之子亚历山大帝王纪年一千六百二十四年（即公元1312年），突厥纪年牛年十月初六日，女牧师Barqama在其故地完成了耶稣的使命，其灵魂将在天堂安息，愿人们怀念他吧！阿门！”
考释：
4.mqdwny’/maqadonya地名“马其顿”，在泉州发现的景教碑中还有两件铭文也有该词。
9-11．亚历山大帝王纪年即希腊历，1624年对应于公历为1312年，突厥纪年与汉地的十二生肖纪年没有两样，这一年为阴历的牛年。
13.’wwd/ud“牛”。
16.twyzy’rynt’/tzyrinta“在其故地”。twyz/tz=yltz“根源”，参见G.Clauson《十三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词源词典》，第571页。
17.prq’m’(mrq’mz’)/barqama(marqamza)，人名。
17.quta=qutan“女牧师”。该词多次出现于中亚七河流域发现的大批景教碑中，参见D.Chwolson1890，n°19，42，61，65，80，85，xxvi以及D.Chwolson1897，n°5，28，32，104，40，71，155，195310，312。该词来自粟特语xwt’a(n)，“女牧师、女教师”，参见WernerSundermann，Soghdischxwt’a(n)，“Lehrerin”，AOH，t.48，1995，p.225-227；P.Zieme，Manichsch-türkischeTexte，BerlinerTurfantexteV，1975，p.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