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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17北京
农耕区与畜牧区是依人类经济生活方式而划分的基本区域，介于两者之间的则为农牧交错地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范围很广，大致走向从大兴安岭东麓经辽河中、上游，循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至祁连山，直抵青藏高原东缘（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室：《中国农业地理总论》第286页，科学出版社，1980年。），延绵于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数省区，东西长达数千公里。这一地带在历史上虽然也一度出现过以农业或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期，但农、牧业混杂应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特征，因此一般称其为农牧交错带。
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敏感特征，不但导致自身自然属性的变化，而且也会影响到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特别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这样的影响几乎对人类经济生活方式起决定性的控制作用，促使人们从一种生产类型转向另一种生产类型。由于农、牧业生产依托的环境不同，因此随着农牧交错带自然属性的变化，人类首先打破原始农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原始农业基础上萌生了畜牧业，然后渐次形成独立于农耕业的畜牧业空间区域，并在其南部边缘与农耕区交错分布，形成农牧交错带。
由此可见，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以及畜牧区的出现是农牧交错带形成的标志。目前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证明，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是以原始农业占主导地位并辅有采集、渔猎等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域。大约在距今3500～3000年左右，畜牧业逐渐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并伴随马具的应用及骑马民族诞生而不断扩大空间分布范围，在历史上首次形成以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文化区。由于畜牧业是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因此畜牧区的形成与扩展过程，也就是农耕区的退缩过程；从距今3500～3000年前畜牧业向东、向南甚至向西开始其扩展过程，农耕区在相应方向的退缩始终与之相伴，这样的退缩过程一直持续到汉代。《史记》中记载“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不但明确了农牧交错带的基本走向，而且肯定了长达1000余年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空间转换过程已经完成。
一、畜牧业分离前农牧交错带原始农业的类型及分布
农牧交错带是在原始农业基础上，因气候变化而形成于畜牧区与农耕区之间的经济文化类型过渡带。因此，探讨农牧交错带的形成，必须首先明确在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之前，原始农业的分布状况及其文化类型。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绵延数千公里，依其文化区域和地理方位，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即内蒙古中部、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甘青地区。
(一)内蒙古中部
这一区域包括东自张家口、锡林郭勒，西至包头、东胜，北迄阴山，南达晋陕的空间范围，公元前5000年这里属于在仰韶文化影响下的原始农业区。考古研究表明，这一地区大概经历了三个文化融合阶段。大约公元前5000～4300年溯黄河北上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自东部而来的后岗一期文化首先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相遇，形成红台坡下类型；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沿汾河北上，在内蒙古中部形成王墓山类型；公元前3000年，源于太行山东侧的大司空文化与红山文化又汇聚到这一地区，形成海生不浪文化；到公元前2000年，红山文化居民的后裔再次与先于此时进入内蒙古中部地区的仰韶文化人群相汇，形成了老虎山文化（注：a.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b.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这些出现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文化类型虽然内涵不同，但所包含农业文明的信息却是相近的，不但石斧、刀等生产工具反映了原始农业的基本状况，而且各类遗址中房址、石城等的变化也显示了与农业相伴的定居生活发展进程。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的老虎山文化中，已经发展出规模可观的原始农业。
(二)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
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自公元前6000年前后已出现了原始农业，先后形成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三)甘青地区
目前在甘青地区先后发现了马家窑文化以及秦安大地湾遗址等代表新石器时代西部农业文明的重要文化遗存，这些考古发现显示了这一时期甘、青地区以原始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文化特征。
秦安大地湾遗址包括数期文化堆积，其中一期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5800～5300年之间，被考古学界视为前仰韶文化遗存，此后的数期文化分别具有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特点。不但出土了各类陶器及粮食遗骸，而且还发掘出颇具规模的建筑遗迹，其中大地湾F901这一原始殿堂式建筑充分显示了遗址所在地农业文明的发达程度（注：a.甘肃省博物馆、秦安县文化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1981年第4期。b.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
马家窑文化是由甘肃东部延伸到青海东部及四川西北部的重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根据文化特征的变化从早到晚可将其分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其年代，石岭下类型约为公元前3813±175年，马家窑类型约为公元前3100±190年，半山类型在公元前2600～2300年之间，马厂类型在公元前2200～2000年之间。马家窑文化均以经营农业为主，出土器物中不但有石斧、凿、锛、刀、磨谷器等农业生产工具，而且在属于马厂类型的柳湾墓地还发现许多装满粟的陶瓮。依托于原始农业，马家窑文化诸遗址都出现颇具规模的聚落和房址，其中属于马厂类型的永登蒋家坪遗址出土的房址不但有单间，而且出现双套间、多套间结构。这一切均显示了马家窑文化所代表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马家窑文化依其类型不同，分布范围略有伸缩。其中，马家窑类型的分布范围较广泛，东起泾、渭河上游，西至黄河上游的龙羊峡附近，北入宁夏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岷江流域；半山类型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庄浪河流域，还见于渭河上游的天水、武山一带以及宁南、河西走廊等地。马厂类型的分布区域基本上与半山类型相同，只是在西北部延伸至玉门一带（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05～11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马家窑文化在甘肃大部、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以及四川北部营造了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文化区。
如上所述，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展示了大约从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中国北方西起甘青地区，东至内蒙古东部及辽西一带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文化形态(表一)。各文化类型所反映的农业文明，虽然文化渊源和传承体系不同，分布地域与影响范围不同，但经济生活中却都同样存在原始农业以及狩猎、采集成份。这一包含农业文明的文化带，不仅覆盖了上述地区，还一直向南延伸并与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相汇合，共同构成中国北方文化与经济类型的主体。
二、半农半牧区的出现与气候变化
原始农业涵盖甘青地区至内蒙东部及辽西一带的局面大约结束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这一时期正处于气候由湿暖向干冷的转折阶段，受气候变化影响，原始农业内逐渐出现半农半牧的兼业现象，并由农、牧兼业行为，向独立的畜牧经济方式过渡。当畜牧业完全摆脱农业而占有独立空间时，不但有了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分别，而且穿越两者之间的农牧交错带也已形成，它的位置就位于从甘青地区经内蒙古中、东部至辽西一线。
(一)内蒙古中、东部
考古研究成果表明，位于内蒙古中部的老虎山文化在形成后即向东、向南扩展，并在向南扩展的过程中，经过几个不同阶段而发展成朱开沟文化。换句话说，朱开沟文化是老虎山文化的嫡系后裔。朱开沟文化阶段，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湿暖转向干冷；与之相伴随，遗址所代表文化类型的经济形态也从以原始农业为主向半农半牧业过渡。
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其文化遗存共分五段。表二归纳了这五段文化遗存的所属年代，以及环境、文化和经济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文化时期，伴随着气候变化的是人类经济生活由农耕、狩猎、采集转向半农半牧乃至于畜牧业占重要地位的渐进过程。
朱开沟文化中农业向牧业的阶段性转化是在气候变迁的宏观因素诱发下形成的，这一诱发因素所涉及的地区虽然范围很广，但反映最敏感的当数农牧交错带。随着气候变迁，不仅朱开沟文化所在地(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境内)不适宜发展原始农业，其以南、以东地区的原始农业也同样受到气候制约。与朱开沟文化有着直接传承关系的李家崖文化以及花边鬲的东向传播，证实的正是在气候变迁的诱因下，含有半农半牧经济成份的文化类型的空间扩展过程。
李家崖等遗址的文化信息显示，晋、陕黄河两岸的先民不但保持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方式，而且在依托北方式兵器和工具维持生存的同时，却使用代表中原农业文明的礼器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换句话说，这里的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上保持着迁出地的文化传统，在意识形态上却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一地区文化特征的二重性，既是北方民族南下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结果，同时也体现出与商王朝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存在差别。
2.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西辽河流域为核心的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地区开始了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即从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夏家店上层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显现出不同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涵。出土遗物证明它的农业与制陶技术远不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如用于农业生产的石制工具仅发现用于刈割的双孔半月形刀，缺乏掘土工具；陶器为夹砂陶，陶质疏松、制作粗糙，表面缺少纹饰。与陶器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铸造技术却高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器物包括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其中，宁城南山根出土的锚状有倒刺的马衔显示了驯马初期对马衔的刻意加工，其两端倒刺的外端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容易驯服。与铜器的功能和类型吻合，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动物骨骼明显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其种类除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常见的牛、羊、猪、狗、鹿外，还有前所未见的马（注：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诸考古学文化与邻境同期文化相互影响规律的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通过研究出土遗物及房址、窖穴的特征，研究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虽然还过着定居生活，也存在一定的农业，但畜牧业已得到充分发展，表现出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不同的半农半牧式经济生活方式。
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差别，这两种文化的转变实际上就是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的空间位移也就是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夏家店上层文化转变的过程，正是中国气候由暖湿向冷干的变化期，气候波动推动农牧交错带的空间位移不但表现出自北向南的变化，而且也伴随有自西向东的变化，考古研究中以花边鬲的分布地带为切入点，为论证这一变化提供了证据。
(二)甘青地区——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
甘青地区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齐家文化，其所属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土遗物显示齐家文化已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人们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农业仍为主要生产部门，主要生产工具包括石刀、斧、镰、铲、锛等以及石磨盘这样的粮食加工工具，同时出土的还有粮食作物——粟。农业之外，齐家文化诸遗址的先民同时还兼营畜牧业，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包括牛、羊、马、驴、猪、狗以及鼬、鹿、狍等。齐家文化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方式显示出与马家窑文化不同的特征，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分布很广，东起泾水、渭水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附近，范围跨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诸省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18～125页。）。
通过前面的探讨，可以大致窥见大约自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甘青地区至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由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由于半农半牧区农牧兼融的经济文化特征，这一地区实际就是农牧交错带。图一所显示的就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农牧交错带形成与各类文化的关系。
在本文完成对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方式转变过程即农牧交错带形成过程的探讨后，有两点需要强调。
其一，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转向半农半牧业，即农牧交错带形成，是在这一地区自然属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通过人类经济文化的变化实现的，从畜牧业产生，到以花边鬲、鄂尔多斯式铜器为标志的北方草原文化的传播，农牧交错带在空间上实现了与自然地带的同步推进。由于控制农牧交错带形成是自然因素而不是人文因素，因此农牧交错带的走向显现了与自然地带一致的特征，其中在黄土高原地区受地貌影响其走向基本为东北—西南向；进入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地带，纬度地带性显现出突出作用，农牧交错带呈东西走向。
三、农、牧业分离与农牧交错带的确立
由于畜牧业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在畜牧业脱离农业生产走向独立，走向草原之前，必然经历一段半农半牧过程。因此在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初期，与农耕区形成空间分离的不是畜牧区，而是半农半牧区。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半农半牧区不是农、牧两种经济方式的插花式分布，而是通过兼业行为表现出来的。这样的兼业行为体现在此时期遗址的出土遗物中，既有粮食遗存，又有牛、羊等动物骨骼；既有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又有用于骑射的马具。可以想见当时农牧交错带的先民，在从事农耕的同时，也经营一些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牲畜放养。与定居农业相伴的畜牧业属于放养型，由于放养方式与定居农业存在极大的依赖型，不但生产者具有兼业特征，经济方式为半农半牧，而且畜养牲畜的规模与流动范围都十分有限。这时的农、牧生产互补互利，不存在空间与形式上的分离。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文化发现的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整体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行为，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朱开沟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尽管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了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生活的经济成份（注：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27～30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自公元前1500年前气候开始转向冷干，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人群南迁、东迁，至公元前4世纪完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空间分离，导致农牧交错带确立。1000余年中，农牧交错带从甘青至内蒙古东部、辽西一线向南移动了2～5个纬度。史念海先生指出，春秋时期农牧分界线的基本走向从今陕西泾阳、白水、韩城诸县、市，达于黄河之滨，由龙门山东越黄河，经山西屈县南，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阳曲县北，东南绕今盂县南，东至太行山，再循太行山东麓，过燕国都城蓟之北，东南达于渤海之滨（注：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第512～547页，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这条农牧分界线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龙门、碣石一线，它属于农牧交错带的南界，界线以西、以北由农牧交融状态过渡到草原游牧区；界线以东、以南逐渐进入农耕区。农牧交错带以其鲜明的特征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人文与自然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