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来西往：《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评介[1]
邵会秋余肖肖
内容提要：《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一书是切尔内赫先生最新巨著，该书于2017年由美国学术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是草原文化研究的鸿篇巨制。研究范围从早期金属时代一直到俄罗斯帝国时期，展现了草原文化几千年发展的动态画卷。本文对《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一书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介绍和评述，对书中部分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古代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着众多与农业居民不同的游牧人群，在世界古代史中他们不仅扮演着农业文明毁灭者的角色，同时他们也是南部定居文明的信息传播者。草原上有无数条无边无际的大路，通过这些大路，游牧人群东来西往，不断的迁徙和扩张使得欧亚草原逐渐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传送带。但长期以来，由于游牧人群缺少文字记载，加之各地语言的种类复杂，给人留有深刻印象的关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数量很少，[2]尤其是结合考古材料对这些文化和人群漫长历史的综合论著更是十分难得，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E.N.切尔内赫先生所著《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一书就是这样的最新力作。[3]
第一部分“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草原地带”（第1～3章），分别讨论了欧亚世界的形成、从北向南和从东向西的自然地理分布。作者认为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前6、7千纪，欧亚大陆地理格局正式确立。整个欧亚大陆从北向南分别为渔猎采集者的森林苔原地带、游牧和畜牧者的草原地带以及农业人群占据着的大河流域。同时书中明确了欧亚草原东西区的分界线，并从人类学、语言学和思想体系三方面讨论了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差异。正如作者所说，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揭示游牧社会的形成、发展和转变，以及与南部农业定居文明间社会、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联系”。因此，切尔内赫教授在第一部分背景介绍时重点也放在欧亚草原地带，这里是游牧人群的世界，在早期铁器时代骑兵出现在广大的草原地区，随后迅速发展，成为南部农业文明的主要强敌。
第三部分为历史时期的游牧文化（第20～30章），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历史文献材料为基础，结合了一些考古学的资料。作者从阿拉伯牧民和伊斯兰世界的兴起和扩张（第20、21章）开始讲起，作为历史时期草原游牧人群发展的背景和对比材料。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讨论游牧人群自东向西的三次迁徙和扩张浪潮，掀起这三次浪潮分别是匈奴（第22、23章）、突厥（第24、25章）和蒙古（第26～29章），切尔内赫教授在最后比较了来自东方的三次浪潮的异同（第30章）。他分析了匈奴、突厥和蒙古等游牧人群的起源、发展、扩张和衰亡过程，还讨论了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与来自东方的游牧人群的关系。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切尔内赫教授一直在寻找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之间的对应，他专门讨论了文献资料的优缺点，但由于草原游牧人群文字记载的缺乏，使得考古学材料与历史文献材料的对应非常困难。
第四部分为罗斯、俄罗斯和游牧世界（第31～37章），讲述的是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从基辅罗斯（第31章），到反抗蒙古帝国统治（第32章），再到俄国的扩张和殖民（第34～36章），一直到苏联时期（第37章），同时还简要概括了同时期西方其他国家的殖民活动（第33章）。这一部分内容基本依靠的是历史文献材料，作者强调之所以选择俄罗斯帝国是因为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与游牧世界共存且密不可分，而且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俄罗斯的殖民扩张是为了建立一个庞大且持久统治的帝国。
第五部分为“结语：尚未解决的问题”（第38～40章），在书的最后作者尝试进行更多的思考，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早期金属时代的分期、碳十四测年与当代考古学的关系、文化发展的模式以及使用科学手段探讨起源和迁徙（第38章）等。他还讨论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第39章）以及文化自立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第40章）。任何一部成果都有它的缺憾，所有的研究者也都有难以解答的疑问，切尔内赫教授也不例外，在这一部分为读者展示了他想继续思考的问题，并以此作为此书的结语。
在书中，切尔内赫教授归纳了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前后，草原地区人群迁徙和扩张的九次浪潮，其中由西向东的五次浪潮分别是指颜纳亚文化、阿巴舍沃—辛塔什塔文化、斯鲁布纳—安德罗诺沃文化区、瓦里科瓦雅陶器文化区和斯基泰世界的东扩和迁徙，而由东向西的四次浪潮主要包括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匈奴、突厥和蒙古人群的扩张，这九次浪潮揭示了草原人群的扩张和互动，他们东来西往，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属于草原文化的独特内涵。
1.游牧文化（NomadicCulture）与“文化连续性综合征”（SyndromeofCulturalContinuity）
2.东亚草原冶金区（theEastAsianSteppeMetallurgicalProvince）与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
另一方面，切尔内赫教授并没有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东亚草原冶金区”（至少书中是这样的），而“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则是动态发展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相当于中原夏时期出现冶金区的雏形，这时期分布范围在中国北方偏北一线、蒙古高原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分布范围较大，但是遗址点稀疏；到了商周之际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形成并达到鼎盛，最西北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中国北方地区的南界，与商文化相邻，它的影响范围可达哈萨克斯坦和黑海北岸。两周时期这个冶金区又缩小到夏时期的分布范围，但是遗址点密集，各地文化相似度高。纵观这个冶金区的发展，中国北方到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地区的文化联系延绵不断，这个南北向的通道延续了上千年。这个冶金区文化相对封闭，文化的传统稳定，交往从实用器到装饰品，再到日常陶器，深入到这个地区的各阶层，最后兴起了东部草原第一个游牧帝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是匈奴联盟的文化底蕴。[20]
虽“东亚草原冶金区”和“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两个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但从最初提出概念的出发点来看，二者应是一致的，这也反映了中外学者在这一方面研究上的共识。
3.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
4.斯基泰世界的东传？
在欧亚草原考古研究中或许可以继续使用“斯基泰世界”或“斯基泰时代”这样的概念，但如果还认为早期游牧文化是由斯基泰文化从西向东扩张而形成的，是不合时宜的。林沄教授曾对草原青铜器起源有一段精彩论述：“中央亚细亚的开阔草原地带，是一个奇妙的历史漩涡所在。它把不同起源的成分在这里逐渐融合成一种相当一致而稳定的综合体，又把这种综合体中的成分，像飞沫一样或先或后地溅湿着整个四周地区。”[34]在这个过程中，斯基泰文化只是一个闪光点，亚洲内陆山麓地带和中国北方地区的诸多文化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总体看来，切尔内赫教授《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一书内容极其丰富，涉及范围也特别广，它是了解欧亚草原考古的重要参考，也为学者进一步思考草原考古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向。不仅如此，在书“附录”中提供了欧亚大陆西部早期金属时代文化的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数据表。该表格中收录了涵盖了东欧、西亚和中亚等地，1211个遗址的6105个数据，这些数据是主要文化和遗存年代判定的基础，也是我们深入研究欧亚草原早期金属时代文化的重要材料。
当然，作为著名的冶金考古学家，切尔内赫教授书中的考古研究是以金属器为中心的，对其他方面涉及的较少，尤其是缺乏陶器方面的研究。但陶器对于确定文化属性、了解人群的经济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考古中陶器研究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可以作为草原陶器研究的参考。如果对草原各地出土的陶器进行细致鉴别和分析，相信会对如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等很多草原考古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帮助。
注释
[1]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疆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湿地5000BP以来环境演变和古代文明”（项目编号：41971121）的阶段性成果。
[2]〔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
[3]EvgenijN.Chernykh，NomadicCulturesintheMega-structureoftheEurasianWorld，AcademicStudiesPress，LRCPublishingHouse，2017.
[4]〔俄〕切尔内赫，张良仁：《切尔内赫通讯院士访谈录》，《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第45～49页。
[5]《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AncientMetallurgyintheNorthernEurasia）和《欧亚草原古代冶金》（AncientMetallurgyintheUSSR）两本书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其中《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中华书局，2010年7月出版，《欧亚草原古代冶金》在新疆通史项目出版中。
[6]ЧерныхЕ.Н.，КультурыномадоввмегаструктуреЕвразийскогомира.М.:Языкиславянскойкультуры，2013.Том.1.368стр.Том.2.429стр.
[7]EvgenijN.Chernykh，NomadicCulturesintheMega-structureoftheEurasianWorld，p.129.
[8]杨建华：《略论中国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发展模式与研究方法的差异》，《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论文集》（2009），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07～111页。
[9]田澍，马啸：《1980年以来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研究述评》，《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第116～124页。
[10]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136页。
[12]〔澳〕罗斯·克里布著；李莎，唐仲明，于澎涛译：《游牧考古学：在伊朗和土耳其的田野调查》，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17页。
[13]〔英〕伊恩·霍德著；徐坚译：《现在的过去：给考古学家的人类学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07、108页。
[14]Chernykh，E.N.，AncientMetallurgyintheUSSR，Transl.bySarahWright，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
[15]杨建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第165～197页。
[16]ShaoHuiqiu&YangJianhua，“TheNorthernZoneandMongolianPlateauMetallurgicalProvince”，AsianArchaeology，2016（4）：pp.47-68.
[17]SophieLegrand，“KarasukMetallurgy：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RegionalInfluence”，InMetallurgyinAncientEasternEurasiaFromtheUralstotheYellowRiver，EditedByKatherynM.Linduff，2004，pp.139-156.
[18]杨建华，邵会秋：《商文化对中国北方以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影响》，《考古与文物》2014年3期，第46～58页。
[19]WilliamWatson，CulturalFrontiersinAncientEastAsia，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71，pp.56-57.
[20]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25～531页。
[21]〔俄〕Е.И.切尔内赫，〔俄〕С.В.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
[22]Herodotus，TheHistories(英文影印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42～310页。
[23]N.A.Bokovenko，“MigrationsofEarlyNomadsoftheEurasianSteppeinaContextofClimaticChanges”，InImpactoftheEnvironmentonHumanMigrationinEurasia，EditedbyE.MatianScott，Boston，2004，pp.21-33.
[24]A.Yu.Alekseev，SomeProblemsintheStudyoftheChronologyoftheAncientNomadicCulturesinEurasia，GEOCHRONOMETRIA，Vol.21，2002，pp.143-150.
[25]邵会秋，吴雅彤：《早期游牧文化起源问题探析》，《北方文物》2020年第1期，第28～37页。
[26]邵会秋，杨建华：《早期斯基泰文化及欧亚草原的动物纹起源问题的探讨》，《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73～77页。
[27]这一概念出自MichaelD.Frachetti，MultiregionalEmergenceofMobilePastoralismandNonuniformInstitutionalComplexityacrossEurasia，CurrentAnthropology，Vol.53，No.1(February2012)，pp.2-38.
[28]DavidChristian，AHistoryofRussia，CentralAsiaandMongolia-InnerEurasiafromPrehistorytotheMongolEmpire，BlackwellPublishing，2006.
[29]〔美〕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30]〔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31]〔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2]乌恩：《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欧亚大陆草原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9～155页；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第437～470页。
[33]邵会秋，杨建华：《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看草原金属之路》，《考古》2015年第10期，第85～99页。
[34]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62～288页。
（作者单位：邵会秋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余肖肖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