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2023年第5期
作者：薛晓娟，刘彩，王益民，孙晓波，程翼宇，胡镜清，田金洲，王琦，张伯礼
作为我国独有的医疗、科技、经济、生态与文化资源，近年来我国中医药发展迅速，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医药在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推进医药科技创新与发展中的作用仍未有效凸显；尤其是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和“双循环”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医药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一、前言
二、我国中医药发展现状
（一）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药学术体系的核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藏象、气血津液、经络、病因与发病、病机、防治原则等内容。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土壤之中，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医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升华。近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一批创新性研究成果。
（二）中医药治疗优势逐渐显现，在临床诊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中医药发展呈快速增长趋势，临床需求和医疗服务总体呈上升态势。近年来，中医药服务的患者数量及人员不断增加，同时中医药服务范围、适应情况、服务质量以及与西医防治方案的互补性进一步提高。
中医药优势病种证据不断积累，以“循证为主、共识为辅、经验为鉴”为原则，对40多个中医治疗优势病种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优化了临床指南和评价方法。对中医药治疗某一类疾病有效的中成药进行循证评价，发布证据指数，公布每一个病种循证证据比较可靠、证据级别比较高的若干个中成药，以此来指导临床更加合理地使用。临床优势促进诊疗服务不断增长，中医药服务机构和服务总量有明显的提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新公布的《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为80319个，比上年增长3.9%；床位有158.7万张，比上年增长5.5%；总诊疗12.3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9%；全国中医药卫生人员总数达91.9万人，比上年增长3.9%。
（三）中药资源领域取得积极进展，有力保障了中医药事业和中药产业发展
中药资源是中药产业链的源头，是中医药事业和中药产业的主要物质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丰富的中药资源为我国中药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202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完成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汇总了1.3万多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和分布等信息。一批大宗药材的规范化种植及中药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在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中药产业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实现了中药资源可持续供给，保障了中医药产业的高速发展。同时，汇总到730余种种植中药材的信息，初步建立了“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库和标本库”，形成了中药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长效机制。
中药材生产逐渐从传统农业采集为主，发展为以规模化和规范化种植为核心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全国中药材生产基地有600多个，药材种植面积超过6×107亩（1亩≈666.67m2），其中符合规范化种植要求的基地超过1×106亩。依托众多的中药材种植、养殖农户和各类中药材交易市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类中药材生产基地形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中药材农业体系。人工种植（养殖）的品种不断增加，常用中药材种植（养殖）技术体系基本建立。
中药资源的产业化发展有力地支持了中药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全国医药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中药工业主营收入从2012年的5156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近7000亿元，行业竞争力进一步加强，并实现营收的高质量增长。
（四）国家高度重视智能化制造进程，中药企业实施智能制造的需求强烈
2021年1月，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20）》显示，汽车、电子、电器、医药制造、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等行业处于我国智能制造水平“排头兵”地位，其中医药制造业位居第四名。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16年和2017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中，中药制药行业项目占20个，包括了中药饮片智能制造、中药提取智能制造、中药口服固体制剂数字化车间、中药制剂全流程智能制造、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制造、中药保健品智能制造、智能工厂改造、注射剂生产与质量管理过程中的智能制造、无菌注射剂智能工厂新模式和大宗原料药医药中间体智能制造等众多项目。国内制药企业紧跟国际步伐，在智能制造领域持续积累和实现诸如中药制药数字化、中药制药过程质量控制等技术领域的突破。
中医药已成为我国国际交流合作的特色名片，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背景下，已成为国家层面交流合作的重要领域、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民众健康的重要手段。
从中医药国际教育与交流合作领域来看，近年来，国家更加重视中医药领域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近十年来，中医药国际教育蓬勃发展，受地缘结构、文化认同以及语言水平等因素影响，亚洲国家对中医药和中医药专业教育较为认可，学生数量占绝对优势。欧洲和非洲学生的数量在十年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全球中医药教育合作态势良好，多元化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平台逐步形成。我国与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开展了30个高质量的中医药海外中心，部分国家开设了全日制中医药课程，目前海外有中医药教学机构约1500所。
三、我国中医药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一）中医基础理论传承后续动力不足、创新潜力有待提高
中医基础理论中虽然蕴藏着丰富的经验与智慧，但目前存在着传承不力、创新不足的现象。中医基础理论发展面临着研究基础薄弱，原始创新潜力有待深入发掘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医药古籍资源丰富，但如今对中医药古籍资源挖掘的深度不够、有效利用不多；中医药理论体系庞杂、内涵外延不清晰；中医药经验传承未能有效上升为理论；中医药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普遍较低。
相比传承工作的开展，中医理论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来，中医理论研究以传统理论的总结和论证为主，特别重大的理论创新不多，以《黄帝内经》为基础的中医理论体系没有从根本上突现突破。研究工作更多地表现在用现代技术方法证明和认识中医理论的有效性和内涵，多从物质基础上试图阐明中医基础理论背后的机制，而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体系的创新上，且创新的整体水平不高，对待新技术的方法往往是成法套用，缺乏从方法层面进行深入的融合交叉，在理论创新上存在“瓶颈”。
（二）中医药临床优势标准化制定需摒弃经验模式，通过基础研究探索其科学性
中医药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导致对标准制定的意见有分歧，甚至相互冲突，阻碍了中医药的标准化进程。作为一门传统医学，过去的中医药临床优势评价偏于主观，缺少系统性，许多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方法目前还停留在经验模式。中医药健康产业仍存在产业链分散、商业模式落后、研发和技术创新不足、产业法规不完善等问题。主要原因包括：健康保健科学内涵不清，边界不明；保健食品注册监管框架与产业发展实际状况显著错位；科技支撑力度不够。为了充分体现中医药临床优势的科学性与标准性，应进一步探索标准化机制。
中医的辨证论治注重个性化特点，强调将疾病视为个体整体的失衡状态，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情进行个体化的诊断和治疗。个性化的辨证论治需要深入了解患者的病情和病因，临床医生在诊断过程中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进行全面的辨证分析，根据个体差异确定病情的特点和病因。这种个性化特点使得中医能够更好地满足患者的疗效需求，但也带来了治疗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研究以癌症化疗后出现恶心、呕吐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由两名不同医生对同一患者进行独立的四诊辨证，两名医生的辨证结果总体一致率仅为38.5%。这表明中医辨证论治在个性化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医疗体系对于临床诊疗服务的标准化需求，即基于大样本研究和统计数据得出的通用化诊疗方案。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何客观地进行中医临床优势评价，成为中医药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难题。
（三）中药资源可持续、高品质、低成本稳定供给问题日益凸显
近年来，由于人工费用持续上涨，种植耕地受限等多种因素导致中药资源生产成本持续上涨，叠加大量游资炒作热点品种，价格涨幅较大，同时由于后端中成药等终端产品面临国家医保集中带量采购和国家药品谈判等控费措施，价格难以传导，中药材价格矛盾日益凸显。
中药资源开发应用面临系列瓶颈的制约。过去几十年除供应了持续增长的中药应用外，在西药原料、保健食品、日化产品、工业原料、中兽药、饲料添加剂、生物农药以及国外膳食补充剂等领域的应用极大提升了对中药资源的需求，同时也大大推进了中药资源的生产。当前，资源高效综合利用的意识仍有待加强，中药资源综合开发投入的研究力量不足，开发利用水平较低。
（四）中药智能制造产业需求强烈，但是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亟待政策扶持
国外在化学药和生物药智能制造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一些大型跨国药企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新药研发和药品制造，发挥了引领性作用。国内制药企业紧跟国际步伐，也在智能制造领域持续积累并在诸如中药制药数字化、中药制药过程质量控制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但还远远不够。中药制药企业应更多地融入智能制造技术，着力解决药品质量一致性差、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等瓶颈问题。
（五）中医药的国际推广仍需进一步加强
中医药教育国际标准体系亟需建立，国外中医药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缺乏规范的国际教材和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中医药学历的国际认可度欠佳；在中医医疗上，中西方医学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产生不同的医学理论和技术标准，同时国外中医药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中医作为一个医学体系尚未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同，仍处于替代和补充的地位，境外中医从业标准良莠不齐；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缓慢，合作形式单一，存在中医中药分离，中医证候理论、方药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等问题，同时对药物开展的研究存在“以西贯中”等现象；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内容不全面，对中医哲学中的思想、思维方式、健康理念、核心价值等缺少有效传播，同时存在传播手段落后、传播语言载体标准不一、传播主体能力不足等系列问题，直接影响了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水平。
四、促进我国中医药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聚焦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关键问题，实施人群中医药健康项目
继续设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专项，聚焦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统筹布局，系统、持续、深入地开展研究，以取得重大的创新与突破。开展规模化人群的中医药疗效评价，积极研发科技辅助的中医药健康管理新模式，助力基层中医药诊疗基于人群的整体中医药实施效应评估。中医药的优势包括对疾病的治疗、症状的改善、预防疾病和非疾病人群的健康促进。筛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足的行政区域，通过财政支持和科研立项，建设中医药健康促进示范区，通过中医药知识科普，提高人们对中医药的知识普及率，提高区域内中医药服务人员的人群比率，增强中医药服务能力。通过3~5年建设，在建设期满时对区域人群的综合健康水平进行评价，了解中医药干预对常见健康指标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人群数据的积累，探索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症状管理，研究探索使用生物标志物（如基因、蛋白质或代谢产物）来预测和管理特定症状，评估中医药干预对症状和生物标志物关系的影响；开发科技辅助的中医药健康管理方案，利用先进的技术（如移动应用、传感器和穿戴设备）来监测和管理症状；基于规模化人群的慢性疾病进行长期追踪和评估，收集和分析长期症状数据，以监测症状的变化与中医药干预的关系。
（二）创新管理机制体制，在关键评价体系和方法上进行创新试点
建立国家级研究中心，统筹布局研究设计和经费支出，并在人才、成果、绩效等关键评价体系和方法上进行创新试点，调动研究者的创新积极性，建立创新、开放、融合的学术氛围。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有效评价中医药临床的辨证论治优势。中医药临床评价方法的创新是发掘疗效优势的重要手段，要发挥中医药在辨证论治上的独特优势，选取合适的指标、确定其权重，建立起医学界普遍认可的中医药临床疗效多指标评价体系。
“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化医疗理念正不断改变传统的诊疗模式，症状科学的兴起有望推动我国基于整体论的中医药学和基于还原论的西医学两套知识系统进行整合创新。一是通过个性化的中医药症状管理策略，结合生物标志物的应用、科技创新和跨学科合作建立规模化人群的研究队列，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构建多指标健康预测模型，进行人群健康的长期追踪和评估，从而促进可持续的症状管理实践，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护理和支持，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二是设立国家级的理论攻关项目，持续投入。在设立国家级中医药理论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继续设立中医药理论研究专项，引导研究者聚焦理论问题，持续深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
（三）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中医药临床诊治水平和科研发展
中医药标准化人才队伍欠缺，特别是对中医和标准化精通的人才缺乏。通过设立人才队伍培养计划，加强高层次中医药行业标准人才培养。例如，基于新文科、新医科理念，继续加强中医药翻译标准化建设，培育小语种中医药翻译人才。同时，中医理论的研究不仅需要研读领会经典要义，也需要数学、物理、信息、生物等多种现代科学背景的研究人才共同参与，才有可能将中医药理论与现代科学深入融合，实现深入的诠释与更大的创新。强化中医药国际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推动各国传统医药间的人才交流，加强海外中医药本土化从业人员培养，通过各类中医药国际人才培养项目，加强中医药国际人才队伍建设，为中医药走向国际提供人力支持。
在各中医药大学建立中医药临床数据监测与评价中心，改变当前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数据管理规范性不够、管理分散和利用不足的现状。对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统一布局，在各中医药大学建立数据中心，覆盖所属附属医院的全部真实就诊信息，引进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临床疗效评价方法学专家，创新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方法，提升真实世界中医药临床数据的分析和利用能力，同时积累中医药临床数据管理和评价经验，培养具有中医药临床优势评价能力的后备人才。建设国家级中医药健康大数据平台，以支持规模化人群研究，评估中医药干预的人群健康效应，支持公共卫生决策。
（四）内引外拓，激发活力，促进中药资源综合开发与全面利用
修订《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建立地方野生中药材保护机构，加强标准建设和科普教育。加强产业融合，加大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关键技术支持力度，促进中药农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五）重视中药智能制造的发展，从理论研究、技术体系、人才培养等多层面协同创新发展
（六）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实现中医药与国际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融合发展
注：本文内容呈现略有调整，若需可查看原文。
作者介绍
田金洲
中医脑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要从事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帕金森病以及失眠等脑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