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产业的发展亦可促进城乡融合。我国乡村长期存在着复杂多样的乡村产业，乡土社会为乡村产业提供了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地区的来料加工为例：近年来，浙江省内发达地区产业向偏远乡村扩展，通过来料加工的形式带动偏远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来料加工是全球生产体系的一环，通过灵活分散的加工形式，偏远地区乡村的剩余劳动力与广阔的全球市场联系起来。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紧紧“嵌入”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伦理确保来料加工的生产管理得以可能，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其中“曲尽人情”是社会伦理的具体运作机制。来料加工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乡村发展和社会转型道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除在土地、金融、产业政策上对乡村加以扶持外，还需理顺乡土的社会基础，充分利用乡土的社会资源，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性动力。
关键词：来料加工乡村产业乡土伦理社会转型
作者付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北京100084)。
一、问题与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一条极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工业化浪潮由地处农村的乡镇企业带动，乡镇企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业发展的主力军。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集中到沿海地区，逐步形成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并推动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产业和人口向城市的集中造成部分乡村地区的“空心化”或“空壳化”。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经营、农村治理和农民的生活方式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如何防止“空壳化”及其带来的农村萧条，是“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目的。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乡村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在高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引发乡村“空心化”问题，乡村产业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然而，无论是工业发达的东部，还是人口外流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在许多地区仍然能看到繁荣而发达的乡村产业。这些产业形式多样，有颇具特色的种植业、养殖业，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运输业，有跨越城市乡村的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联合的产业链，有在新形势下强势兴起的各种“淘宝村”，等等。许多地区的乡村产业提供大量的就业、创业机会，外出打工群体“返乡创业”的现象也越来越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提出鼓励和培育一批环境友好型的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和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由于乡村产业分散化、多元化而表现出巨大的行业和区域差异，我们对乡村产业发展的规律和本质特点一直缺乏深入的认识。有观点认为乡村产业是必然要被城市工业替代的落后的产业形式，这是研究不够深入而导致的教条主义观念。对乡村产业颇有研究的费孝通曾判断中国的乡村产业会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迥然不同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那么，什么是乡村产业的“中国特色”？我们对乡村产业“中国特色”的认识和总结，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我国以工副业为主的乡村产业，经历民国时期的手工业、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改革开放时期的乡镇企业等几个阶段，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乡村产业首先是植根于城乡的经济关系之中，乡村工副业是从农业里长出来的，既依赖于农业、农民和农村，是其发生的基础;又依靠村、乡镇、县城三级城乡体系，这构成其发展和繁荣的条件。可以说是城乡互动的果实。进一步看，乡村产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来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涵养孕育。许多研究认为改革开放时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部分归功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和文化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和文化赋予乡村产业深厚的社会基础。本文试图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探索乡村产业繁荣的社会基础。
近年来，浙江省偏远乡村兴起的来料加工就是一种典型的乡村产业形式。浙江省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扩展，通过来料加工的形式，发达地区将订单发往一些欠发达地区，从而利用闲散劳动力进行生产。来料加工发展迅猛，几乎遍布浙江省所有欠发达地区乡村，并进一步向部分省外地区扩散。2015年，浙江全省来料加工点已达2.2万个，有经纪人2.38万人，年发放加工费近100亿元，140多万人从事来料加工。
本文之所以选取来料加工作为研究案例，是因为其具有典型性。首先，来料加工与历史上的包买制、代工制、散工制相似，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根基。其次，改革开放后浙江模式兴起的过程中，来料加工是带动小生产者(小作坊、家庭工业或者小企业)的重要方式，也是“温州模式”的主要生产和商业形式，可以说是中国乡村产业的典型代表之一。最后，来料加工广泛存在于中西部落后的乡村地区，由于其吸纳就业能力强，而且吸纳的往往是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正式工厂的劳动力，因而经常作为贫困地区的重要扶贫手段。在浙江省偏远乡村来料加工的兴起过程中，乡村积极利用特色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繁荣和丰富了乡村业态。通过来料加工，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紧密联合，乡村劳动力与沿海城市紧密联系，并进一步通过沿海城市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连。来料加工成为带动乡村产业兴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来料加工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并让乡村社会融入全球化生产链条。
我们认为，乡村社会除为产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外，更为重要的是乡村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为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社会基础。只有深入理解乡土社会具体的历史传统、社会关系和文化伦理，才能理解为何乡村产业能够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此起彼伏地出现并经久不衰，也才能深入理解乡土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和独特的转型路径。认识乡土社会与乡村产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诸多本土社会现象，构建中国本土社会学的概念与研究路径。
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探究乡村产业兴起与发展的社会基础，从而深入理解中国独特的乡村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路径。
二、乡土社会与乡村产业
近代以来，我国乡村发展出一个复杂多元的产业体系。长期以来，乡村充满活力，在农业之外发展出包括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自为一个完整的乡村产业体系。农村的“过密化”、商品化和城市的工商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是乡村产业兴起的重要历史背景。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导致农村的劳动力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脱离出来，土地和劳动力开始市场化配置。这种市场行为有独特的中国特色，在农村这一所谓的传统部门发展出高度发达的非农就业领域。传统时期乡村手工业是乡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工业与乡村商业紧密配合，形成一个复杂的经济生态体系。
乡村产业一直在乡村不断延续，并结合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具体条件不断取得适应性发展。乡村工业是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乡村工业的讨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它为何能够长期延续与发展。农村“过密化”和劳动力过剩是乡村工业兴起的重要条件。赵冈、陈钟毅认为，土布业以极低的成本利用农村“闲着也是闲着”、“过密化”的剩余劳动力，因而能够在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林毅夫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乡镇企业兴起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通过就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取得巨大成功。
但劳动力价格低廉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乡村工业的长期延续。即使在传统时期的手工业，也并非完全是“过密化”生产，彭泽益指出，在华北的一些织布区已经出现了为市场生产的专业手工业区域分工，并且织工的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农民，呈现出所谓的“斯密型”增长。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工业取得巨大发展，王晓毅等认为，从技术、产业类型上，乡村工业已经实现现代化。第一，从机器使用上，乡村工业完成从手工业到机器生产的转型，实现了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对乡村工业技术改造的设想。第二，许多农村地区已经完全依赖工业生产，实现了从纯粹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乡村工业紧密融入全球生产链条，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乡村工业进一步与现代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相结合，使得乡村工业走上“互联网+”的发展模式，比如在乡村工业基础上兴起的“淘宝村”，成为乡村重要的新业态。
对于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有“外生性”和“内源性”两种观点。“外生性”观点认为，是外生的因素导致乡村工业化，比如黄宗智认为乡村工业化是城市工业“牵引”和集体经济建立的结果。“内源性”观点认为，乡村发展的原动力来自社区内部，发展的主体是社区成员。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乡村工业的兴起正是充分利用乡土社会提供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基础。经济资源是指劳动力、集体土地、宅基地、村民自筹资金等;社会基础则是指家庭、家族、“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等关系形式，以及天经地义的文化伦理或者“社会底蕴”。经济资源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被“激活”。
中国乡村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形成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特殊的行动伦理，即本文所谓的“社会基础”，其勾连了诸如关系、人情、面子、人缘等诸多中国本土化社会现象。学界长期以来都在讨论社会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社会基础在关系的形式上呈现为家庭、家族、熟人社会或者社区共同体。学者进一步深化了对关系伦理的讨论，总结诸如家本位观念、差序格局等特殊的行为原则。社会基础在不同区域也有不同的呈现方式。例如贺雪峰指出中国不同区域的村庄存在着不同社会关联类型；董磊明进一步划分了“血缘主导型”、“地缘主导型”、“血缘+地缘主导型”等不同类型。
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乡村工业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家庭、宗族、熟人社会、社区共同体等既有社会结构作为其发展的社会载体。社会基础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使得乡村工业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区域特征，出现了费孝通所谓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等不同发展路径。因而，乡村工业具有极大的弹性，呈现出复杂的实践样态。
学界注意到乡村产业所依托的家庭、宗族、熟人社会和社区共同体，并展开研究。在乡镇企业研究中，学者广泛研究影响乡村工业的各种“非正式”的关系和制度，提出“关系合同”、“关系产权”等分析性概念，讨论经济行为如何“嵌入”社会。诸多“嵌入性”的研究在具体分析过程中经常表现为对社会网络的“形式分析”，将经济行动看作是稀缺状态下的理性选择过程，并把这种分析范式应用于所有经济体，而波兰尼提出“嵌入性”是希望破除对经济行为的形式分析。波兰尼指出，人类谋生的手段恰恰就嵌入于不同的制度中，而市场只是这些制度中一种。韦伯强调现代理性思维模式只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才在西方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由于受传统力量(即韦伯认为的家族和村落氏族传统)的影响一直没有建立西方意义上的理性化组织形式。因而，只有超越对社会关系的形式分析才能进一步认识社会基础的运作机制。
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正是依靠参与者之间的许多“不言而喻”的默契完成的，行动者之间“将心比心”、“曲尽人情”，如果不这样就“不好意思”。这涉及行动者基于具体关系而产生的不同“态度”。社会基础正是通过这些微妙的交际过程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即使具备同样的外在条件，来料加工也不会发展起来。
对于这些现象的理解不能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而是要通过“内省”的方法，在田野调研和分析材料时通过“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理解。同时，人际关系中“意会”的部分与中国人特有的心智结构有关，是特定行动伦理的产物。费孝通认为与儒家传统的“推己及人”有着内在的关联，儒家理念“顺着人的自然感觉，顺着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从草根社会中生产出来、提炼出来，又提升到了圣贤的高度”。因而重返“历史维度”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具体关系中的行动者为何会生发具体的情感和特定的义务。
本文以浙江省L市偏远地区的来料加工为案例，详细呈现来料加工得以铺展的具体关系，更重要的是要从伦理意涵的角度理解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本文主要采取实地调研和对关键人物进行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得材料。笔者于2012年7月赴浙江省L市J县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于2013年1月对浙江省L市Q县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并在2014年底赴L市进行补充调研。2012年的调研过程中还访谈义乌市小商品市场中的4家商户。
三、工业下乡与来料加工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挥比较优势，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为表现形式的加工贸易占据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近年来，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化。一方面在城市开始采取“厂外分包”和“炒工”等生产形式，另一方面在空间上通过“工业下乡”的形式向更为偏远的地区转移。浙江省L市乡村地区的来料加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L市的来料加工是全球生产链条的一环，其订单来自浙江省内发达地区，尤其是义乌、温州等地的商品市场，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比如Q县加工的围巾主要销往中东地区。在这个全球化生产体系中，义乌、温州、杭嘉湖地区等省内发达地区的专业市场主要起组织生产作用，具体说就是获取海外订单、采购原材料、组织和协调生产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落到省内落后地区，比如本文提到的L市J县、Q县。在欠发达地区的来料加工发展过程中，乡村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来料加工“经纪人”，这部分人负责从义乌、温州等地的专业市场接单，然后在乡村组织劳动力生产。L市来料加工生产链条参见L市来料加工生产链条图。
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为来料加工提供了特殊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半城市化”过程，在劳动力跨区域向城市大量流动的同时，其家庭成员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形成一种新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模式。L市是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L市常住人口211.70万人，其中外出人口为40.94万人。然而外流的劳动力大都是青壮年男性，在农村依然保留部分家庭成员，主要是留守妇女、儿童及老人。来料加工的劳动力就是乡村中的留守妇女或者年龄大的不能去工厂的农村剩余人口。
不论是集中到学校附近的“陪读妈妈”还是分散在农村的妇女、老人，其主要特征是不能脱离家庭生活。分散在农村的老人和妇女主要任务是照顾家庭，兼营农业生产；集中到县城、乡镇学校附近的“陪读妈妈”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孩子，接送小孩上下学、给孩子洗衣做饭。来料加工必须“迁就”这些劳动力。
来料加工劳动力的特殊性对来料加工的生产形式和劳动管理产生很大影响。资本主义理性化生产组织中，理性管理和资本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劳动力是“自由”的。在韦伯的著作中，这种“自由”摆脱了各种“传统”的束缚，生产与家庭分离、与传统关系脱离。但在来料加工中，无论是处于乡村中的妇女，还是集中在县城的“陪读妈妈”，依然保留农村中的土地和宅基地，与农村生产和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与马克思笔下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农村失去土地和房屋而举家集中到城市和乡镇的“农村过剩人口”有着截然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前者都是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进入到来料加工生产体系，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也都按照乡土伦理行事。
四、“嵌入”乡土的生产过程
(一)依靠社会关系铺展的生产网络
来料加工经纪人是来料加工的重要组织者，经纪人采取灵活的生产组织形式和非正式的雇佣制度，将散布在浙江落后山区的村庄、乡镇和县城的各类劳动力组织到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中去。
经纪人根据不同产品的生产过程，采取分散加工、集中加工以及“分散+集中”三种组织形式。对于一些工艺简单、不需要使用机器的产品，经纪人接到订单后，把原料或者半成品分给工人，让工人带回家分散加工。一些需要机器加工的产品或者工序需要配合才能完成的产品，则在某个加工点集中加工。由于劳动力有着“不能脱离”家庭的特征，即使集中加工也尽可能将加工点开设在离劳动力居住地近的地方，比如“陪读妈妈”聚居的学校附近。此外，有些经纪人在开办集中加工点的同时也会把一些加工环节或者一部分订单外发加工，从而形成“集中加工+分散加工”相配合的情况。
表1是J县21个来料加工的生产组织情况，可以帮助理解来料加工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管理过程。
从来料加工生产网络的搭建过程看，生产网络沿着既有的社会关系扩展。在经纪人起步阶段，一般都是选择关系最为亲近的朋友、邻居、村里熟人作为最初的加工者。一方面，有赚钱的机会，必须先照顾最亲近的人；另一方面，此时经纪人还没有与上游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订单小但对质量、工期要求却很高，带有“试单”的意义。这时加工者技术也不熟练，只能挣很少的钱，经纪人找亲近的人加工也有请求其帮助的含义。
位于乡镇、县城的来料加工生产网络已经脱离原有的村庄环境，那么经纪人如何在陌生的环境建立生产网络呢？case07的经纪人在J县渡镇做头饰加工，她本人并非是渡镇人，刚开始为了建立生产网络，她采取的办法是一家一家地去问，这样做“很辛苦，很累”，经常是“别人在那里打麻将也不会理你”。她之所以能够打开局面，在于她找到一两个散户之后，便拜托这最初的一两个散户去找她们身边的人。也就是通过“挨家挨户询问”的方法打开一个缺口之后，再借助这些人自身附着的社会关系网络去寻找新的工人。这种做法十分普遍，比如Q县case28、case30的经纪人等，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发展了最初的加工户。
经纪人最为重要的能力是组织、搭建生产网络的能力，而这也是上游厂商最为看重经纪人的地方。在来料加工的经纪人中，最有竞争力的都是那些有较广泛人际关系网络的人。例如：case21的经纪人在舒镇的鞋业加工，因老公办皮鞋学习班，教授了很多徒弟;case14的经纪人在洋镇的发卡加工，之前在人流集散地开办过小卖部，认识很多人;case11的经纪人在渡镇的手套加工，通过收购蔬菜建立了人际关系网络。
(二)乡土社会与来料加工的嵌入性
除关系的形式，来料加工从业者更是在观念和伦理上深刻地“嵌入”到乡土社会中，使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工业生产与家庭生活、生产网络与地方社会高度混融。对于一个地方社会，经济生活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总体上服从地方社会的生活逻辑。如果不理解这个地方世界，那么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
来料加工使用的劳动力，无论是散居在农村还是暂时在城镇陪读，他们都将自己界定为“农村人”，按照乡土的行为逻辑处世。在生产管理中，经纪人不得不面临与工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与现代意义的工厂中的劳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经纪人基本上有这样的定位，即自己首先不是领导者，不能发号施令。这点case13的经纪人说得很明白：“我们对手下，对下面的人就是乡亲们，也不会吆五喝六的，因为是经常要接触的”。case26的经纪人不知道“对工人严格一点好，还是有亲和力一点好”。如果不严格，其实很难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工期。所谓的严格，无外乎就是按时上下班、严格把控质量。这样的要求对于那些需要照顾家庭的劳动力来说显得不近人情，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也会质疑：你凭什么对我这样“好像我和工人有一种雇佣关系但是又很微妙。如果摆脱雇佣关系，你就命令不了他，你不怕他了嘛。货很急的时候，他说我今天喝点老酒，我就不来了。哎呀，明天去走个亲戚，我又不来了。”(case26经纪人访谈)
在问及如果货源比较少，如何在工人之间分配时，case26的经纪人说：“如果拿过来的货少一点，就大家都少一点；一般是大家都能分到一点，否则会得罪人的，都是附近乡亲。还有就是，如果你今天不让他做，他感觉你是不是不喜欢他做，他心里不舒服。所以我们对工人关系的处理上要下点功夫的”。
总之，经纪人与工人不会仅仅将双方的关系界定为雇佣关系；他们首先界定自己和对方在社会关系中的格局，并在这个关系基础上界定和协调彼此的经济关系。经济生活只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如果在经济生活中按照效率最大的理性原则行事，反过来会对社会生活带来影响。为赚钱而毁掉社会关系，这也是不划算的。
乡村中独特的文化观念也给生产管理过程带来影响。乡村社会中的工人并不仅仅就生产本身理解生产，工人对工作的看法是嵌套在整体性的村庄生活和伦理中的。比如乡村的工人不是从“多劳多得”的意义上理解公平。相反，他们对于工资有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质疑：“勤快的人，他们已经赚得多了，居然还发奖金”(case09经纪人访谈)。正是基于上述逻辑，竟然导致经纪人不能公开奖励工人，也无法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公开处罚工人。
五、乡村产业的“差序格局”
来料加工只有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才能兴起并发展壮大。在实践中，乡土关系与伦理又恰恰是来料加工的生产网络得以扩展与生产管理得以可能的重要资源。
(一)关系与组织形式
经纪人之间、经纪人与加工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均等化的，处于一个类似“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中。
首先在经纪人内部，一级经纪人与二级经纪人之间有一个关系亲疏远近的划分，傅春晖将之总结为“圈子”，并用这个概念讨论经纪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L市来料加工的经纪人形成不同的圈子，圈子内部共享客户、信息，圈子内部还可以实现劳动力的互相协助从而保证工期的按时完成。二级经纪人与一级经纪人的归属问题，也是通过选择不同的“圈子”完成的。对于进入自己圈子的二级经纪人，一级经纪人会通过“请吃饭”、“将心比心”、“打感情牌”的方式巩固和团结这个圈子，而加入这个圈子的二级经纪人也会回报以忠诚。①劳动者与经纪人之间也形成了圈子，Q县城的来料加工经纪人都划定自己圈子的范围，哪些工人是谁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去别人的圈子招工人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劳动者虽然有着“自由”选择雇主的可能，没有任何所谓的人身依附，但在实践中，却因为各种社会关系，将特定的人群组合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
其次，在来料加工经纪人与劳动力之间也有一个“差序格局”。按照工人与经纪人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种是随时来随时走的普通工人、一种是“死党”。经纪人的核心能力就在于能够团结多少“死党”，也就是所谓的“凝聚力”问题。case26的经纪人说，“如果有凝聚力，在赶货的时候，即使规定赶到九点，大家做到十点都没有怨言。”
经纪人用什么手段团结“死党”呢经纪人掌握的物质激励手段有限，并且物质激励手段也有其局限：一方面是利润微薄；另一方面，用物质激励的办法会在乡村舆论中引发不好的影响。所以，经纪人能依靠的只能是“打感情牌”。实际上，“死党”这个词的本意就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正如case28的经纪人所说，赶货的人是她“玩得最好的”，她经常说的另一个词是“姐妹”。经纪人与“死党”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有亲密的互动，经常一起聚会，互相串门。
不可否认，经纪人与“死党”的关系还包含功利成分——经纪人希望建立一种亲密关系而帮助其赶工，“死党”希望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可以在经济收入和工作机会上获得照顾。但也不应该忽视这种良好的关系有着更为微妙的情感因素，并且它也不可能是本着功利的态度一蹴而就地建立。case28的经纪人说，“有时候投缘就是投缘，不投缘就会很较真”。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长年累月的互动，需要经纪人与劳动力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磨合。如case16的经纪人所说的：“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很多年的打交道(的结果)，日久生情嘛。咱们有好的事情总是想着她们，她们也帮咱们的忙。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努力是交不起来的，是两个人的努力”。
经纪人与“死党”的互动模式与乡土社会的人情观念有密切联系。
(二)知根知底管理模式
在关系网络的基础上，来料加工依托“熟人社会”建立一种“知根知底”的管理模式，以处理来料加工生产过程的工期、质量和流水线配合问题。没有乡土社会的“经常接触”，来料加工生产几乎不可能。
第三，只有知根知底才能保证集中生产的流水线顺畅运行。集中加工采取流水线的生产办法，比如case09的经纪人的衣服分成十几道工序。然而来料加工与正式工厂相比，面临着极大挑战。在乡村的集中加工点，每天来的人都是不固定的，而且工人随时走随时来，导致流水线很难顺畅流动；并且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特性，这些因素在生产安排过程都需要予以考虑。“工人做工有快慢，而且有人技术好一些有人差，有人勤快有人懒”，为应对这一问题，经纪人要熟悉每个工人，case09的经纪人说：“总的原则是，工龄久、勤快的工人做复杂工序；懒的、笨的做简单工序。”经纪人根据自己对工人的了解，来保证流水线的顺利生产；他们对生产的有效(或者说有限)控制，需要落实在对具体的“人”的控制上。
六、曲尽人情：嵌入性的运作机制
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来料加工用一种更为精致复杂的办法，达到组织管理的目的，本文称之为“曲尽人情”。所谓“曲尽人情”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委婉周到地把人之常情或人情世故予以充分考虑。为做到“曲尽人情”，需要行动者双方在经济行动中充分权衡各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彼此的感受和情感——这就是所谓的人情。
前文所述的“死党”在赶工中的作用，就是“曲尽人情”的一个具体案例。经纪人与“死党”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加工者在经纪人有需要时有义务给经纪人一个面子;即使在没有加班费的情况下，也要来给经纪人帮个忙。下文以质量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例子来描述“曲尽人情”的具体运作过程。
质量管理是生产管理的重要内容。那么，一旦产品出了质量问题，经纪人怎么办呢首先，经纪人很少因为出现质量问题就惩罚工人。经纪人不能骂工人，正如case06的经纪人所说：“农村人做这个都不容易，出了问题，我就骂她们大家乡里乡亲的，也不好意思。”经纪人也不能扣工人的工钱，甚至不能用扣工钱威胁工人返工，因为这样也会伤害工人的尊严和感情。case09的经纪人也认为：“不能那样说工人，如果说了，她宁愿不要这个加工费，也不会返工”。其次，在来料加工生产中，更是没有经纪人开除工人的情况。因为来料加工中经纪人与工人的关系不仅是雇佣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是不能轻易解除的。经纪人宁可被上游厂商扣钱，也不会开除工人。
不能惩罚也不能开除工人，与乡土社会的特征有关。面子和人情在村庄社会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case06的经纪人解释自己为什么在出了质量问题时也不扣工人的工钱时，提到自己是一个“特好面子的人”。大家同处一个村庄，这其中有亲戚和邻里等复杂关系，如果出了问题就罚的话，会被认为是“不讲人情”。社会关系与人情在村庄共同体中的传递性极强，如果“经纪人”经常罚钱，会被认为“为人苛刻”，这种形象在职业关系中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在村庄共同体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乡村中，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主要看他是否重视人情，是否“将心比心”。
当然“曲尽人情”也是相互的，如果产品出了严重的质量问题，经纪人要求工人返工的主要办法也是依靠“曲尽人情”。“就是帮忙也要帮我把这批货做好”，“我已经帮你把线都拆好了，你返工吧，这不是我要求你，也不是命令你，而是请你帮个忙”(case09经纪人访谈)。在工人看来，经纪人已经是让步了，工人再不返工也会觉得自己不讲情面。在实践中，“曲尽人情”就是落到行动双方的一个微妙心理——“不好意思”。case09的经纪人的办法就是站在工人旁边，帮他拆线，一般情况下，工人都会感到“不好意思”，从而返工。在工人看来，“本来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经纪人还在帮我改正，我如果不接受的话就说不过去。”(case06经纪人访谈)一般情况下，工人也觉得应该接受这种“帮忙”，并选择“帮别人一个忙”，不然就“不好意思”。
在一定程度上，“曲尽人情”与“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十分相似，本土性资源成为实施权力的技术。但这种将关系、人情进行形式与还原的分析，无法解释行动背后的伦理意涵。阎云翔指出，在一个联系紧密的乡村社区，关系的培养主要是一种在文化上建构自我的途径，而不是与他人交换资源的策略。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差序格局”，“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指出“关系”对村庄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费孝通晚年修正了差序格局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意涵，认为差序格局是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并与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由此，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曲尽人情”并非类似于“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权宜性手段，而是有着深厚的伦理和道德意涵。
本文进一步指出，“曲尽人情”是关系伦理的具体运作机制。建立在具体关系基础之上的伦理，是指行动者基于具体关系而生发的情感，以及因情感而生发的具体行动原则。在实践中表现为“曲尽人情”、“将心比心”，最后的效果是“让人不好意思”。这种基于特定社会结构与历史传统形成的“不言而喻”，甚至“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人际交往过程被费孝通称为“交往心态”。费孝通指出，“心态”是研究区域发展乃至民族关系最为重要的基础，并成为费孝通晚年“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这些常用而不知的微妙的“心态”对来料加工的顺利运作产生巨大影响。这种互动过程不局限于乡村社会，也充斥在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只不过在乡村社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并且直接构成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总结与讨论
在新时期，各地不断兴起的乡村产业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乡村业态，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产业是城乡体系的产物，其发展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通过来料加工，沿海发达地区为偏远地区提供市场、原料和资本，并把落后地区与全球市场紧密关联起来，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在中国城乡社会面临深刻转型的背景下，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乡村社会具有的极强的内生性发展动力。乡土社会和外界提供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并不足以构成乡村产业的全部条件，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还必须要有可以依托和调动的社会基础。乡土社会的关系和伦理成为生产管理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从而乡村产业得以克服工期和质量上的管理难题，也使得欠发达的乡村地区能够在资本、技术、地理区位等条件都不占优的情况下取得发展，并融入全球化生产链条。
近年来，对中国社会的“关系”研究出现了由关系向行动伦理的“范式转向”，这一转向试图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本体论理解基于特定关系的行动伦理。行动伦理一方面与中国人对特定关系(伦理)的理解和体认有关。更重要的是，基于传统心智结构的行动伦理的运作过程具有“感通性”，是基于具体亲密关系生发出的具体情感和义务。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最后落实到人际活动的细节上，具体体现为特定关系中的人如何对待他人。本文通过分析当事人如何“曲尽人情”、“将心比心”，深化了对来料加工依托的社会伦理的认识。这些具体情感，一方面根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一方面与特殊的“心智结构”有关。中国人在交往过程中讲究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儒家的核心价值内涵直接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本文“重返乡土”的努力也是尝试践行“从关系到伦理”这一转向，在实践和理论中深化对本土社会现象的认识。
作为一个案例研究，本文并非要从总体上把握乡村产业兴起与展开的条件与特征。当然个案研究也可以通过“扩展个案法”、或者类型比较的方式形成整体图景，这尚待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细致剖析乡村产业运作的微观机制，关心具体场景中的行动者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彼此，如何理解这种态度背后的行动伦理。诚然，乡村产业有着复杂多样的形态，社会基础在乡村产业中的作用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人的行动总是遵照特定的行为伦理。社会关系和行动伦理发挥作用的过程最后落实到人际互动过程中一些看似自然而然的细节，而这些细微之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情的成败。通过挖掘人际关系中的特殊心态从而加深对行动伦理、社会基础的理解，是本文案例研究的意义。
认识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乡村产业的区域差异正是各地结合历史条件和不同社会基础灵活探索的结果。要认识乡村产业组织过程的复杂性，离不开对乡村产业参与者所践行的既有社会关系和乡土伦理的探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除在土地、金融、产业政策上对乡村加以扶持外，还需理顺乡土的社会基础，调动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激活乡村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乡土伦理。这亟待学界立足于本土化知识的细致研究，以及政策和实践上更加积极的探索。
原标题：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