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东兴夜市进行第七轮“换位子”摸号曾经的老摊主们又聚在了一起，他们又有什么新故事
本报记者张卓君/文实习生徐家捷/摄通讯员黄佳莉
如果你没有逛过东兴夜市，家里没几样从夜市上淘来的小百货、小玩意儿，大概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桐乡人吧。
10多年来，每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东兴街上就会热闹起来。“老板，这个便宜点？”“老板，这个衣服还有别的颜色不？”在摊主与顾客的“你来我往”中，有些人还结下了深情厚谊，成了多年的忠实老顾客。
一年又一年，有一些新人、新摊位进来，也有一些人、一些摊位“消失”了，但东兴夜市依旧热闹如初，而那些离开的老摊主、不见了的老摊位，倒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昨天，东兴夜市进行第七轮摊位调整摸号工作，也让那些不太露面的老摊主们难得齐聚一堂。
夜市摊位又“换位子”了
本报讯昨天上午，东兴夜市第七轮调整摸号在市体育馆进行。随着顺序号、摊位号两轮摸取工作顺利结束，166个摊位被111个摊主公平“瓜分”。
自桐乡对东兴夜市摊位实行正规化管理以来，两年一轮的东兴夜市调整摊位摸号工作至今已持续了10多年。定期对摊位进行调整，也是为了照顾到每个摊主的切身利益。
抽签摸号后就进入最后的调整阶段。据了解，5月11日，东兴夜市第七轮调整工作将正式画上句号。
第七轮调整摊位摸号结束
昨天上午7点多，市体育馆门口就围了一大批人，相互之间热络地打着招呼或是小声攀谈着。门口放着的“东兴夜市第七轮调整摊位摸号办法”以及“调整摊位设置图”前，有不少人驻足细看。
不少摊主是经历过数次调整的，对于多年沿用下来的先摸取顺序号，再按顺序号摸取摊位号的办法也十分熟悉。
8点30分，摸号正式开始。一个个摊主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照水果双、单摊位，杂货双、单摊位的顺序依次上台摸号。
抽签摸号是东兴夜市摊位调整工作的关键环节，亦是摊主们最为紧张的环节。摊位的“好坏”，全“藏”在两名公证人员面前的透明抽签箱里。每一个摊主怎么摸的、摸到了几号，坐在看台上的其他摊主全程可见。在公证人员旁边，还有随机挑选的两名摊主坐镇。“做好每一个细节，也是为了保证整个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得到每一个摊主的理解和配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梧桐中队副中队长施建春表示。
临近11点，抽签摸号工作接近尾声。最终确认好新摊位号的摊主们，在现场就可签下新一年的东兴夜市摊位租用协议书、确认书等材料。
抽到哪个位置，全凭各自的运气。让摊主们欣慰的是，摊位费依然维持不变，费用最高的水果双摊位一年费用也仅8400元，而且下岗失业人员、“4050”人员、无业残疾人员等五种相对困难人员，凭有效证件或证明材料仍享有一次性减免部分费用的优惠。
“这种抽签摸号的方式很公平，而且摊位费一直没涨也是对我们的照顾。”摊主刘佩芬说。
东兴夜市的前世今生
西起梧桐大街，东至城河路，这一段东兴街是如今东兴夜市的设摊范围。
东兴夜市是如何形成的？
实际上，最早一批东兴夜市的摊主，来自与东兴街比邻的鱼行街上。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也就是如今的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接手后，对东兴夜市逐步进行正规化、长效化管理。两年一轮的东兴夜市摊位调整工作由此固定下来。
“每一次调整前，我们都会听取摊主们的意见，这些年陆续在东兴街上添置了照明路灯、休闲长椅，增设了水果摊位等。摊主进场后，综合执法队员还会通过现场执勤、徒步管理等方式，严格规范东兴夜市及周边的长效管理。对摊位的经营考核采取扣分制，一旦在保洁卫生、货品摆放等方面未做到位，将作相应扣分，严重的将取消摊位经营资格。”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梧桐中队副中队长陈志峰告诉记者，他曾参与过4次东兴夜市摊位调整。
据陈志峰介绍，前些年，因为市中心交通日益拥堵，加之夜市生意愈发难做，有一批摊主主动退出了东兴夜市。2010年，也就是第四轮调整时，东兴夜市有过一次大范围萎缩，也就是如今东兴夜市的现状。
夜市景象
听夜市老摊主们讲背后的故事
王国平（左一）在卖丝袜。
摊主王国平：
那双“丝光洋袜”，你穿过吗？
一方用推车、木板搭起来的摊位上，满满当当、整整齐齐放置数百双袜子、内裤和内衣。这双袜子赚几毛，那条内裤赚几块，摊主王国平心里，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老板，这筒袜子几钿？”一名打扮时髦的中年妇女带着女儿匆匆走了过来，未在摊位上细细翻看，径直捡起一筒用皮筋裹好的肉色丝袜，问起了价钱。这种在桐乡土话里被称为“丝光洋袜”的袜子虽然已经过时了，但仍有不少上了年纪的本地人习惯穿着的。
这单生意很爽快，估摸着是老顾客。中年妇女没有讨价还价，付了钱拎了袜子就匆匆按原路返回了，没过多停留。“刚才这人倒是不太面熟。这么多年了，他们熟悉我，我还不认识他们。”王国平一边从推车下方拿出新的货物填满摊位上的空档，一边用手从齐腰高的位置比划到了头顶，“有些常来买的，从半大的小姑娘长成抱着娃的年轻妈妈了。”
10多年前，王国平就开始在东兴街上摆摊，算是“子承父业”。在这之前，王国平的父亲和几个亲戚都在这里摆摊，“我父亲摆摊的时候，就连东兴商厦都还没开业呢。”王国平做的袜子、内衣生意是以前的东兴夜市上最常见的，成本低但利润也薄。
在王国平的印象里，最初的东兴夜市十分热闹，从庆丰路口一直延伸到梧桐大街的口子上，闹得时候连周边的弄堂里也有人偷偷摸摸摆上了摊位，赚点零花钱。10多年下来了，当初一批摆摊的人都已经老了，或是回家带孙子孙女，或是早已换了另一种营生。年纪大了的父亲在10年前退出了夜市，王国平也从当年的年轻小伙子变成了年近40岁的大叔了。
摊位上的货物也日渐丰富起来，也有了大变化。以前常见的热水袋套子、棉毛衫棉毛裤没了，更多的一种货物更多的款式和颜色。就拿袜子来说，从薄的到厚的、从短的到长的，五花八门。
几个年轻的姑娘嘻嘻哈哈走过来，在王国平的摊位前停了下来，挑拣着袜子。
“想要什么样的？”王国平顺手拿起一个衣架，指着姑娘眼前的一排排袜子说，“这是高帮的，这是中帮的，这是低帮的。”见姑娘只对船袜有兴趣，王国平立刻捡了一双白色袜子递过去，“这种船袜好，脚后跟有硅胶，不容易掉。”姑娘拿起来翻看了一会儿，又问了价钱。
“这双要5块，质量肯定比刚才的10块三双好。”王国平回道。虽然贵了些，但王国平推荐的显然很符合姑娘的需求，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付了钱，又拉着同伴满意地去逛下一个摊位。
内裤和袜子利润并不高，王国平从不会胡乱要价。有些客人不还价或是买多了去点零头，有些客人磨叽半天最终没成交，王国平也不劝不恼。没客人时，王国平更习惯于撩起摊位之间的帷幕，和相邻的摊主聊聊天。只不过，他周边的摊主已经换过好几批了。
吴国明改行卖起了手机。
摊主吴国明：
那部《铁达尼号》，你看过吗？
4月27日晚上，摸号前一天。市区梧桐大街延伸段的一家手机店里，老板吴国明欣喜地迎来了“战友”，两人说起一起在东兴夜市上摆摊的日子，倒真是可以说成“想当年”了。
吴国明的老家在高桥。10多年前，还是小伙子的他来到市区闯荡。拿他的话来讲，就是农村小青年进城打工来了。为了多赚钱，吴国明白天打零工，晚上在东兴夜市上摆摊。
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1万多元现金是吴国明夜市“创业”的成本。卖什么？吴国明在夜晚的东兴街上溜达了一圈，已然有了主意。
没过几天，东兴街和庙桥街交叉口附近，在一群年纪稍长的摊主中，多了一个摆摊的年轻小伙子。在充斥着各类百货杂物的摊位里，他卖的货物也很特别，是一张张光碟。
上世纪90年代，VCD、DVD影碟机还是新鲜货。在不少家庭里，电视机下方的柜子里放上一台影碟机成了追赶潮流的标配。
吴国明摆摊之初就受到了热烈追捧，“《铁达尼号》知道吗？那时候卖得特别火。”有过那个经历的人肯定记得穷小子和富家女的凄美爱情故事，也肯定记得这本又被称为《泰坦尼克号》的电影十分冗长，需要连续看上3张光碟。
“以前一张碟片只能放一集电视剧，后来一张碟片上能放好多集了。”吴国明说，在东兴夜市，他是第一家卖光碟起步的。那时候，市区的音像店特别少、店里的品种也不全，想要买光碟的人大多是到吴国明的摊位上淘货的，“但凡电视上放过的电视剧或是节目什么的，我的摊位上都能找到的。”吴国明说。
眼瞅着夜市生意火起来，吴国明索性辞了白天的工作，专心在夜里摆摊。“想当年，我是东兴夜市里第一个买小轿车的。”2008年的一天，吴国明开着新买的“天籁”来摆摊，着实让大家吃了一惊。
不过，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的。在人人可以竞相效仿的东兴夜市上，有了第一家，就会有第二家、第三家……卖光碟的摊位多了，也有人偷偷卖起了盗版光碟，品质不好但可以靠价格低吸引人，再加之电脑的日益普及，对吴国明的生意冲击挺大。碰上生意不好做时，“跳楼价、跳楼价……”、“10元3张，东西处理了……”之类的吆喝，吴国明也喊过。
价格战成不了持久战。心思活络的吴国明换了另一种卖法，专卖品质较高的发烧碟，“常来逛的回头客里有一批发烧友。他们想买的发烧碟物少价贵，但我总有办法找得到。”
胡玲宝正在摸号。
摊主胡玲宝：
那本《当代歌坛》，你翻过吗？
去年，一本杂志停刊引发了一群已过而立之年人的无限感慨。在10多年前，这本售价“高达”9.8元的《当代歌坛》在学生群里可是“抢手货”。在那个报刊亭还未出现的年代里，桐乡能买得到《当代歌坛》的地方只有东兴夜市了。
曾在东兴夜市上摆过书报摊的胡玲宝，或许还不知道自己的摊位是当时的学生最爱逛也是最舍得花钱的地方。在昨天的摸号现场，记者找到了她。
“这么多年都不摆摊了，怎么还找得到我？”胡玲宝很是惊讶。
“你的摊位是卖杂志、书籍的吗？”、“摊位是摆在东兴路和城河路的交叉口吧？”记者和胡玲宝一核对几个关键线索，就知道找对人了。
10多年前，胡玲宝从原梧桐丝厂内退。40多岁的年纪挺尴尬，胡玲宝一时找不到活干，有朋友建议她去东兴夜市上摆个摊位试试。
倒也是巧，一对老夫妻因为年纪大了，正想把摊位转手，胡玲宝就接了过来。在街头摆摊是“抛头露面”的活儿，一开始确实觉得挺难为情的。“也幸亏是卖卖书，也不用常吆喝，想买书的人自然就找上门来了。”少了一开始的尴尬，胡玲宝的夜市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的。每天早早吃过晚饭，她就和老公准时推着满满一车书籍出现在东兴夜市上。
卖书特别是卖杂志讲究的是个时效性。一个星期里，胡玲宝总要去杭州转上两三趟，“2003年‘非典’时候，为了生意戴个口罩也得出门进货。一辆公交车上算上我，也没几个人。”
日夜颠倒的夜市生活毕竟太辛苦，五六年前，胡玲宝把摊位租给了别人，回家帮女儿带起了外孙。在实体、网络等购书渠道日渐快捷方便的当下，那个曾经是一代人青春回忆的卖书摊位，也就永远停留在了年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