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N9型禽流感的突然来袭，令2013年的春天“谈鸡色变”，也再次拉响了人畜共患病的警笛。
近年来我国人畜共患病工作开展情况如何？还面临着哪些困难和问题？今年4月至5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就传染病防治工作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展开专题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人畜共患病的流行形势严峻。”布鲁氏菌病（农牧民接触病畜流产物等途径感染）2012年报告发病数近4万例，是2004年报告数的3倍多；炭疽（屠宰、食用病死畜感染）近年来时有暴发，疫情有向非牧区扩散的现象。
“人畜共患”再度抬头
“传染病存在长期性和反复性，人类的历史就是与瘟疫做斗争的历史。”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维中向本刊记者介绍道，近十年来全球出现的新发传染病中，至少75%源自动物或动物源性食品。
2013年4月19日，安徽亳州人民医院，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李某经过积极治疗后康复出院。图／CFP
杨维中表示，伴随着发病率的提高，人畜共患病已成为公共卫生的重点问题。
研究资料表明，人畜共患疫病不仅频繁发生，而且呈现上升的趋势，表现为：一是传统型的人畜共患病呈现流行态势。杨维中表示，布鲁氏菌病（布病）的传播起伏轨迹很典型。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布病曾一度在我国北方地区十分猖獗，70年代之后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甚至一度消失，但近年来，却有抬头之势。不仅如此，狂犬病自2004年以来在我国出现了第三次流行高峰。二是老病原出现新变异。有专家表示，由于病原毒力变异和组织嗜性变化，会给人类造成更大的危害。如高致病性禽流感，原本只感染家禽，但由于禽流感病毒对哺乳动物的毒力发生变化，不仅能使水禽感染、发病、死亡，而且祸及人类。
“自然界中，大量的病原体主要存在于动物中间，但生物的多样性是地球生态共处的一种必然现象，很多物种不能被消灭，否则平衡打破，人类生存将受到更大的威胁。”在杨维中看来，人类不可避免的要与疾病做斗争，既要斗争也要共存，这也决定了人畜共患疾病防控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多重诱因激发病例
据统计，全世界目前已证实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有250多种，中国已证实的人畜共患疾病也有约130种。但人畜共患病增多的诱因何在呢？
杨维中分析说，“由于人们对蛋白质的需求猛增，我国现在的家禽和牲畜养殖规模和密度越来越大，而一些农村散养家禽的环境落后，安全性和卫生性都不够，农户防疫意识较为淡漠，疾病传播的机会就多了。”杨维中向记者举例称，布病就是在给羊羔接生时最容易感染，如果没有专业的训练和防护，病菌会从接触处的破损皮肤进入人体。我们要建立更多规模化的、安全卫生的养殖、运输、销售、加工的家禽、家畜产业链，以减少人畜共患疾病传播的几率。
另外，人类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水库的兴建、森林的大面积砍伐等经济开发导致生态环境发生巨变，也加剧了人畜共患病的发生和流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陇德说。2000年7月，曾在中国静息了五十多年的鼠疫在广西隆林县死灰复燃。有专家分析称，这次疫情发生，最大的可能因素是由于附近天生桥水库的修建，蓄水导致了鼠类的迁徙，扩大了疫情传播范围。
“家禽家畜饲养中，抗生素、激素的滥用很容易促使病原的变异。”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邓瑛对动物养殖业滥用药物的情况非常担忧。他对记者说，动物体内抗药性的增强很可能会导致疾病谱发生变化，造成某些新型疾病的流行。“这为人畜共患病的预防和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外，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调研中还发现，近年来我国城乡各地养犬数量大幅增加，监管责任却难以落实。“城市宠物犬类的管理不落实，一些农村地区的犬类饲养基本无人监管。有的地方随着拆迁改造等城镇化进程，大量犬类被遗弃，四处流浪，成为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王陇德表示，饲养宠物的日渐风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不科学的生活和饮食习惯，让人畜共患病从农村、牧区开始进入城市。
动物疫病防范是关键
对付人畜共患疾病最好的方法,是在对公共卫生造成危害之前,在其源头,即在动物领域进行处置，在预防控制方面需要做到“人病畜防”。
以狂犬病为例，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1年我国狂犬病死亡人数为1879人，病死率几乎为100%。“为犬类接种疫苗是防治狂犬病的治本之策。”王陇德表示，由于人畜共患病的特殊性，因此要涉及卫生、农业、公安等多部门的联合防控。
据了解，2005年在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出现后,卫生部和农业部立即共同建立了人畜共患传染病工作协调小组,组织联合专家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监测,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防治对策。
然而现实中，部门间合作防控的情况却并不理想，措施落实仍然困难重重。
王陇德向本刊记者举例称，我国养犬监管责任就难以落实，即使是像北京这样一类的大城市，犬类的疫苗接种率也不足20%。北京的犬主办理养犬许可证时，重点管理区内每只犬第一年要缴纳1000元的费用，以后每年缴纳500元。“费用过高导致绝大多数犬主没有积极性为养犬进行免疫。”王陇德说。
而且一直以来我国的人畜共患病防控策略、措施偏重疫情发生后的紧急应对。今年，在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最多的上海市，截至4月7日晚，被扑杀的羽家禽的数量达11万多。新近出现病例的北京、河南等省市，也大量扑杀家禽。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初步估算，这次疫情发生后，全国家禽行业损失接近百亿元。
其实防“未病”比治“已病”更重要。在杨维中看来，人畜共患病疫情突发之后，控制、扑杀染疫动物，无害化动物粪便、排泄物，消灭传染源是控制紧急烈性传染病的有效做法。但他同时指出，防控人畜共患病更好的途径是将关口前移至动物疾病的防控上。他认为，我国应建立完善人医和兽医一体化的高效公共卫生体系,在包括疫情测报、科研与技术支持、信息沟通与交流、预防、现场处置等多方面进行部门合作。
对此，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调研组建议，应在国家层面制定重大传染病防控专项规划，明确各部门职责和阶段性工作任务，指导各地开展防控工作。同时建立各级政府指导下的多部门联防联控长效工作机制，设置常设机构对人畜共患病的防治工作进行统筹协调。（本刊记者／张维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