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完112岁生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于1月14日凌晨去世。
历经了晚清、民国，新中国，周有光见证了百年风云的变化。他厚重的人生，也堪称传奇。他娶了“张家四姐妹”中的张允和，与沈从文是连襟。由于博闻强识，他是沈从文眼中的“周百科”；他曾和爱因斯坦聊天下大事，就如同“拉家常”；他还和溥仪做过“饭友”，天天同桌吃饭；50岁，他毅然从经济转为文字研究，并坦然“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百岁之后，仍然著书立说笔耕不辍……
他常笑言，自己长寿的原因是：上帝太忙，把我忘了。
上帝没有忘了他。世人也不会忘了他。
“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
今晨周有光先生去世的噩耗令文化界悲痛不已。
大约是从2013年起，近几年文化界都会举办周老华诞纪念活动座谈会，数十位专家学者从文字语言学、文化、历史、社会等多个方面出发，共同探讨周有光先生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意义。
今年也同样不例外，1月14日上午在上海举办了一场“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周有光112岁寿诞座谈会”，1月15日在北京还有一场座谈会。不过，恰逢周老去世，座谈会成了追思会。
2015年1月10日，在首都图书馆举办了“文化巨擘世界公民——周有光110岁华诞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周老并未到场，而是录制了一段简短的视频，并重申“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
在她看来，“周老的人生很好地印证了孔子所说的‘仁者寿’，性情仁厚自然长寿；他的人生驳斥了庄子提的‘寿则多辱’。因为即使年逾百岁，周老仍然用他的智慧和豁达感染着众人。”
“80岁人生才刚开始”85岁决心“自我扫盲”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80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周老的人生经历过几次重要改变：上大学，他主修经济学，语言文字学只是他的兴趣所在。毕业后也一直从事银行工作；到50岁时选择从头开始，最终在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等方面显露头角；85岁忽然发现自己处于深井的底部，“井外还有一个无际无边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我要赶快自我扫盲”，于是每天看书、思考、写作。笔耕不辍，撰写多部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性文集。
百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这得益于周老坚持读书看报，紧跟时代的方向。他的一些晚辈身在国外，时常充当周老的“耳朵”，给他发回来自国外的最新消息。因此对于国内国际发生的大事，周老总是能快速掌握。比如2015年1月，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老人就经常和朋友家人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森根曾这样写道：“周有光先生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不仅在学术生涯中所获成就达到了近乎圆满的界限，而且通过读书、养性、敦品、励行，还向读者展示了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社会担当和人生境界。周老的为人为学，是后辈们追寻的榜样。”
9平方米的“陋室”书房晚辈眼里他是“老天真”
退休后仍孜孜不倦看书写作，周有光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多部著作，大部分都是由三联书店文化出版中心主任郑勇编辑的。据他估计，这些书累计销售接近30万。
印象中，老先生总是坐在陋室书房接待他们。老人淡泊名利，仅9平方米的书房和几十年前一样，简单质朴。旧书桌起了裂缝，就用胶带补一补；角落里的小沙发，更是20年都没变。自从妻子张允和去世后，他不愿意去卧室，累了就在这张小沙发上躺一躺。
困了就眯一会儿，醒了就继续看书，不分白天黑夜。
郑勇记得，每次去拜访，老人总会向大家连连作揖感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脸上露出如孩子般纯真的笑容。家里养着可爱的小金鱼，冰箱上贴着卡通贴纸……在晚辈们眼里，他就是一个“老天真”。
曾是邹韬奋的同学寄语三联80周年“历久弥新”
郑勇最后一次去拜访周老是在2015年。当时，老人已经110岁，神志仍然清醒，说话也还清晰，只是思考和表达能力已经不如从前，写作的事也慢慢放下了。
他还记得，2012年他和当时的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一起去拜访周有光先生，此时他已是106岁高龄。当时正值三联书店创建80周年。老人滔滔不绝讲起了自己和三联的渊源——他与三联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曾是圣约翰大学时期的同学。
郑勇和李昕小心翼翼提出，是否能请周有光老先生为三联八十周年店庆写寄语？周老爽快答应。“他拿出一只红色圆珠笔，找到一张小纸片，信笔写下‘历久弥新’四个字。老人思维非常敏捷，没有任何停顿思考。”郑勇回忆说。
与无数风云人物有过际会，周老淡泊名利从不以此炫耀。在作品中，也只是浅浅的一笔带过。因此，这些交集并不为人所知。然而，人们从这只言片语中的发现，已经足够惊人了。
和爱因斯坦聊天就像“拉家常”同溥仪做过“饭友”
在《晚年所思》一书中，人们会发现，周有光先生与胡适、爱因斯坦、邹韬奋、徐志摩、赵元任、老舍、周恩来、陈毅等人都有过交集。
周有光先生认识爱因斯坦，当时是普林斯顿客座教授何廉牵线。当时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周老在书中这样回忆他和爱因斯坦的见面：
他还和溥仪做过“饭友”。困难时期，周有光是政协委员，但家里有母亲、孩子和几个保姆，粮票不够用。听说政协俱乐部吃饭不用粮票，他就经常带着夫人一起去政协吃饭。很滑稽的是，他们每天碰到溥仪，因为皇帝的粮票也不够。周有光就天天和溥仪一起吃饭，两人同坐一张桌子。
这些事情，周老全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编辑过周老的多部著作，令郑勇感受最深的是：“周老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科学主义色彩和学者本色。他在语言学、文字研究方面造诣深厚，化繁为简，治学非常严谨。”
心怀世界格局，深入了解不同的社会文明体系、不同的宗教系统，又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周有光先生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期。二者相互融入吸收。正在世界传播的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和事物，就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现代国际文化。
与一些学者不同，周有光先生对于中国的前景并不悲观。他认为未来几十年，中国一定会融入世界文明大潮中去。格局决定眼光，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大概就是这样吧。（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