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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9
二、远古至周初的粮食作物
我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大概已有6、7千年的历史，可能多至1万年。当初栽培的作物，就是禾本科粮食作物。我们已经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谷子、黍、小麦和稻，可见我国在开始农耕时就已经栽培这些粮食作物了。在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论在住宅、窖穴和墓葬里，都发现谷子壳的遗迹，其中在一个窖穴里有已经腐朽的谷子皮壳多至数斗。可见谷子是当时的主要粮食，而且它的产量已经多到可以有一定的储备了。在别处遗址中也有发现。黍和麦的发现较少。稻的发现地址主要在长江流域。这些迹象反映，我国黄河流域开始栽培作物时，谷子就是首要作物。
这六种作物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如下：
三、古今粮食种类及其比重的巨大变化
我们现在还往往通称粮食为五谷，但是我国现在栽培的粮食作物种类及其相互间的比重，已经和古代大不相同了。
表中所列的粮食作物，共计14种。前4种(稻、小麦、玉米、甘薯)最重要，合计占粮食总产量的80．77％。其次是谷子和高粱。再次为大麦和马铃薯。以上8种合计，已占粮食总产量的93．84％。这8种可以说是我国现在栽培的主要粮食作物。此外没有一种作物的总产量占到粮食总产量的1％。
四、春秋至西汉的变化
稻据《诗经》和其他周代文献反映，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都有栽培。战国时魏国引漳水灌溉，开辟稻田。西汉长安附近种稻，武帝打猎踏坏了稻田，昭帝时有稻田使者。氾胜之在关中做农官，在他的《氾胜之书》里谈到用控制水流的办法来调节稻田的水温，可见栽培技术也已达到颇高的水平。西汉北方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可能水稻也跟着发展。但是总的说来，稻田在北方所占的比例很小。稻在南方虽是主粮，但此时南方人口很少，就西汉时全国粮食产量来说，稻还赶不上麦和大豆。
此外，还有三种次要作物需要在这里谈一下。
高粱原产非洲中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一时期的文献里还没有提到高粱。但是近年已在江苏新沂县三里墩西周文化层遗址中发现炭化高粱秆，并有高粱叶的遗迹。在石家庄市庄村战国赵墓中发现炭化高粱粒。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发现炭化高粱粒。在西安西郊西汉明堂建筑遗址中，发现土墙上印有高粱秆扎成的排架的痕迹。从这些出土的东西看来，高粱在西周到西汉这一段时期内已经分布很广，辽宁、山西、陕西、江苏等省都有栽培，而且在某些地区可能产量已不少。
绿豆原产我国，这一名词最先见于后魏《齐民要术》，但在秦以前可能已有栽培。秦以前到汉代的书中所说小豆，可能包括绿豆在内。元代《王祯农书》中也把绿豆当作小豆的一种。《氾胜之书》中有小豆栽培法。
以上是就各种粮食的产销总量作比较的，现在再从食用的风俗习惯方面来观察比较一下。
但是贫贱人的食品不是不重要，反之，倒是大多数人的主要粮食，所以战国时代常以菽粟连称。
粮食供应的是否足够，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强弱。孔子就曾说过，一个国家必须是足食足兵。秦国采用了商鞅的农战政策，不久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汉武帝时的强盛，也是依靠汉初60多年间的休养生息，重农积粟。
五、东汉至明中叶的变化
东汉到晋初，西起甘肃，东到山东，以及苏皖的淮北部分，有不少地区兴修水利，增广稻田。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曹魏屯田，曾经大力发展水稻。但是这些种稻地区，在整个北方的广大田野上，不过是零星的小片段。真正起到重要作用的，还是要靠南方水稻的发展。
东汉时，南方人口渐多。汉末及西晋以后，北方的长期战乱，使中原人民大量地逃入长江流域。这些南下的人民，不但增加了南方的人力，同时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
但是南方的自然环境及其相应的作物栽培方法，和北方有很大的不同。稻对生长条件和栽培技术的要求也较高。要经过劳动人民长时期的逐渐兴修水利和圩田、梯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才改变了南方农田的面貌，使其适合于水稻的栽培。同时栽培技术也在不断改进。于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单位面积产量逐步提高，加上水稻本是高产作物，因此粮食产量跟着增加得很快。这样就逐步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加，回过来又加速了水稻的发展。
麦和稻的生长季节不同，只要安排得好，就可以在同一块田内一年收到稻麦两熟。麦的推广，并不妨碍稻的栽培面积。东汉张衡《南都赋》(2世纪)中，已反映河南南阳一带有稻麦两熟制。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1084年)指出江浙习惯于稻麦两熟。
小麦不但向南方推广，同时北方也在发展。元初还创造了麦钐、麦绰、麦笼结合成套的快速收麦器，反映那时确实种麦很多。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到了南宋，全国小麦总产量可能已经接近谷子，或者超过谷子而居粮食作物的第2位。
大麦大概也随同小麦有所推广，但是数量较少。
高粱开始见于文献记载。高粱一名蜀黍，最早见于西晋张华《博物志》(3世纪)，但原书早已散失，现在的流传本不可靠。可靠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陆德明《尔雅音义》(7世纪前期)。但是《唐本草》和唐人诗里都没有提到。宋人诗里才提到蜀黍。元代农书里才谈到蜀黍的栽培法。似乎到宋、元时代才广泛地栽培。金末元初，在北方已经相当重要。
此外有三种次要的粮食作物是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内陆的。
蚕豆原产里海以南和非洲北部。我国明代以来的书中相传：蚕豆是张骞通西域时传入中国的。这完全是后人的推测，没有根据。古书中往往把豌豆和蚕豆相混，《王祯农书》中所说的蚕豆，实际上是豌豆，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蚕豆。确指蚕豆的记载，最先见于北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记》(1057年)，叫做佛豆。现在四川仍称为胡豆，发音和佛豆极相像。蚕豆这一名词，最先见于南宋杨万里(1124—1206年)的诗序中。从我国的一些古书记载来看，蚕豆可能在宋初或宋以前不久传入我国，最先栽培于西南四川、云南一带，元明间才广泛推广到长江下游各省。
六、明中叶到现在
现在的八种主要粮食作物中，玉米、甘薯、马铃薯三种是明中叶以后传入中国的。
玉米即玉蜀黍，各地俗名很多，有番麦、玉麦、玉黍、包谷、包芦、棒子、珍珠米等名称；还有叫做六谷(也写作陆谷或鹿谷)，意思是说五谷之外的又一种谷。
玉米原产美洲，怎样传入中国，西方学者有不同的推测，有人以为是从中亚传入中国西北部，或从印度传入中国西南部，然后向东传播到各省。这种推测是不符事实的。他们不知道我国各省府县志中保存着丰富的有关玉米的记载。
我国关于玉米的记载，最先见于明正德《颍州志》(1511年)。颍州在今安徽省北部。玉米传到颍州之前，大概在沿海地区已有栽培，而且记入《颍州志》时，也未必就是传入的一年，可能还在这一年之前。所以很可能在1500年前后就传入中国，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一年(1492年)不过10年左右。这样就不可能先从交通困难的陆路传入我国西北或西南。
根据各省通志、府县志和其他文献的记载，玉米在明代(到1643年为止)已经传播到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12省。清初50多年间，到17世纪末(即康熙三十九年)为止，方志中记载玉米的比明代多了辽宁、山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6省。1701年以后，记载玉米的方志更多，到1718年为止，又增加了台湾、贵州两省。单就有记载的来说，从1511到1718的200年多一点的时期内，玉米在我国已经传遍20省。以上是就各省引种的时期说的。在一个地区的栽培，由偶而种几株发展到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也往往显得很迅速。例如安徽乾隆《霍山县志》(1776年)说：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而种一二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
甘薯原产美洲，最初传入中国时称为番薯。后来不知哪一个或哪些人开始称它为甘藷，因而和东汉杨孚《异物志》和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所说的甘藷混淆起来了；其实那是山药一类的东西，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甘薯。现在所说的甘薯，是专指番薯说的，又有红薯、红苕、山芋、地瓜等名称。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吕宋(即现在的菲律宾)经商，看到甘薯，心里想传入祖国可以代粮食，用重价买得几尺薯藤回国(因为吕宋不准薯种出口)，在福州城外试种。万历二十二年，福建大荒年，就依靠大种甘薯度过了灾荒。但也有人说是先从吕宋传入泉州或漳州，然后向北推广到莆田、福清、长乐的。当时福建人侨居吕宋的很多，可能传入不止一次，也不止一路。传人后发展很快，明末福建成为最著名的甘薯产区。
广东是紧接在福建之后迅速发展甘薯栽培的省份，在明末已和福建并称。传入途径也不止一路，有传自福建的，也有直接传自外国的。
江浙的引种开始于明末，徐光启曾作《甘藷疏》大力鼓吹，并多次从福建引种到松江、上海。到清初江浙已有大量生产。
马铃薯原产南美。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传入欧洲，不久在爱尔兰大为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粮食，因此也称为爱尔兰薯。在我国也称洋芋，在山西俗称山药蛋，广东叫做荷兰薯或瓜哇薯。
福建康熙《松溪县志》(1700年)所说马铃薯，是我国文献中的最早记录。其次是湖北乾隆《房县志》(1788年)所说的洋芋。此外据西方文献，有人于1650年(顺治七年)在台湾看见过马铃薯。
从以上所说来看，马铃薯和甘薯一样，也是最先传入南洋群岛，再由此传入我国。其后还继续由不同途径传入，有由北路从俄国传入的，但是有一点很突出，甘薯和马铃薯都是源出美洲的薯类，而甘薯传入我国那样早，传播那样快，马铃薯则传入晚得多，推广也比较慢，直到近百年才有较快的发展。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可是在欧洲则盛产马铃薯，而甘薯却少得多。为什么这是因为甘薯适合于温暖地区的栽培；而马铃薯适合于高寒地区的栽培，而且在南方留种容易退化。
玉米和甘薯的广泛栽培和总产量的大量增加，开始于清代乾隆以后(18世纪中期以后)。新的高产作物的大量生产，会使稻、麦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所占百分率降低，但是并不影响稻、麦总产量的绝对数。因为玉米和甘薯适于旱地，不和水稻争地；又是夏季作物，不和小麦争地，它们的推广，并不影响稻、麦的栽培面积。这样就等于在原有的强大队伍的基础上，额外增添了强有力的生力军，使全国粮食总产量大踏步地上升。
清初人口1亿多，乾隆初年超过2亿，乾隆末已近3亿，清末达4亿多。如果粮食生产不能大量增加，人口决不可能增加得这样多而快。粮食增产的因素很多，清初以来的粮食增产当然不是单靠新的高产作物的引种，稻、麦等原有作物的增产所占比重可能还比较大些，但是玉米、甘薯等新作物的额外大量增加，必然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1840年以后，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与剥削，水利失修，灾荒频仍，农村破产，粮食生产受到摧残，以致一度变为突出的米入口国。解放后迅速恢复生产，扭转了这一趋势，并出现大幅度的粮食增产。
稻在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是1146亿斤，1949年是972亿斤，解放后到1951年已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1958年增加到倍于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现在全国各省区都生长水稻，根据1957年的统计，长江流域各省和上海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6．21％；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区占28．31％；黄河流域和东北、内蒙、新疆占5．83％。南方是稻的主要产区，但北方近年的发展也很快。在世界各国中，印度的稻田面积曾居首位，1958年我国水稻播种面积已超过印度，总产量更是遥遥领先。
小麦于1949年总产量不及美国的一半，1958年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2位(苏联第1)。现在全国各省区都有小麦栽培，根据1957年统计，河南、山东最多，其次是河北、陕西、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甘肃、山西，再其次是黑龙江和新疆。
玉米在解放前夕约有1亿亩；1957年已达2亿亩以上，各省区都有栽培，河北总产量最多，四川、黑龙江、山东、辽宁次之，吉林、云南、河南、贵州又次之。在世界各国中，我国总产量居第2位，美国第1，苏联第3。
甘薯在解放后尤其有飞跃的发展，1955年的产量已经增加到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4倍以上，1956年和1957年接近5倍。现在全国除个别省区外，都有栽培，四川、山东总产量最多，河南、广东、湖南、江苏、安徽、河北、浙江、福建次之。在世界各国中，我国总产量最多，日本、美国次
谷子现在虽已退居第5位，但因现在全国人口和粮食总产量比古代多得多，粮食作物的播种总面积扩大了，每亩产量提高了，因此谷子总产量的绝对数，可能比它在古代占首位时的总产量还要多些。现在黄河流域各省仍是谷子的主要产区，东北次之。我们至今流传着这样的佳话：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消灭了美帝国主义竭力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加坦克的400万反动军队。解放初期北京各机关学校的工资，也是用小米计算的。单举这两点就足以说明谷子在北方仍然很重要。在世界各国中，我国的总产量最多，印度次之。
高粱现在是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主粮，东北栽培最多，华北次之，安徽、江苏、四川、内蒙、湖北、甘肃、湖南、江西等省区也有栽培。在世界各国中，印度的栽培面积最多(在印度仅次于水稻)，我国第2。
大麦现在的主要产区是长江流域各省及河南、山东，这一地带的冬大麦(包括元麦)播种面积占全国大麦总面积的60％以上，产量占全国大麦总产量的65％以上。春大麦分布于北部冬季较冷的地区、农牧区和一年一熟的山区，包括东北、内蒙和西北。青藏高原的青稞，是当地人民的主粮。
马铃薯在解放前的栽培面积，据《申报年鉴》的估计，1933年还只500多万亩，解放后到1959年已超过3000万亩。现在西北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栽培最多(约占50％)，东北次之(约占35％)。
豌豆现在全国各省区都有栽培，四川生产最多，河南、湖北、江苏、云南、陕西、山西、山东次之。在世界各国中，苏联的栽培面积最多，我国第2。
黍现在主要分布于河北、山西的北部以及内蒙、宁夏、陕西等省区；以内蒙为最多，约占全国黍的播种面积的32％，占内蒙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的14～16％。1953年春，我曾到郑州西面的荥阳县去做生产救灾工作，当时从山西调来很漂亮的黍子，但是群众说，若是能调来玉米或高粱多好啊。河南已不习惯于吃黍子。
蚕豆现在的主要产区是南方水稻区，四川最多，云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省次之。在世界各国中，我国栽培最多。
燕麦据1956年统计，内蒙播种面积最多(占全国的38．8％)，河北(20．7％)、甘肃(15％)、山西(14．7％)次之。在内蒙北部，燕麦播种面积约占作物播种总面积的35％，在谷类作物中居第1位。
荞麦现在南北各地都有栽培，但比较分散，播种面积因年而异，变化较大；以华北、东北、西北栽培较多，西南各省的山区和江南水稻区也有不少栽培。在世界各国中，苏联生产最多，我国第2。
绿豆现在的主要产区仍在北方，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省生产最多。在河南西部、绿豆和玉米间作，成为当地人民的主粮之一。在世界各国中，我国栽培最多。
七、变化的规律和展望
粮食的大量增产，还得力于新的高产作物的发展并不影响原有高产作物的生产。在小麦的向南推广中，形成稻麦两熟制而不和水稻争地，大大提高了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的年总产量。玉米和甘薯适于旱田、山地，也不和水稻争地，这样就不但便利于新作物的推广，而且是另外增辟的高产作物的栽培面积，更加加速了粮食总产量的增加。
在上述作物种类及其比重的变化中，不是粮食作物自己在竞赛，而是出于农民的选择和培养。一种作物的高产优质，虽和作物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有关系，但是必须通过精耕细作的栽培，包括改良品种和给作物以最适宜的生长条件，才能做到高产优质并继续前进。
西汉贾让在公元前6年就说过，如果把原来种谷子和麦的田改成水稻田，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五倍到十倍。但是水稻对生长条件和栽培技术的要求较高。即使从贾让的时候算起，也还经过上千年的努力，兴修水利，修建梯田、圩田，改良土壤，以及改进品种和栽培技术，才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谷子和麦而高居粮食作物的第1位。
玉米和甘薯的发展比较快，突出地表现出我国农民善于吸收利用新作物。在甘薯的引入和传播中，还表现出我国人民热爱祖国，关心生产，千方百计地把薯种传入国内，并尽力鼓吹推广。同时也由于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到明季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因而能够很快地掌握并提高新作物的栽培技术，而且还创造出多种多样食用和加工方法，在窖藏甘薯的方法上尤其显出我国农民的智慧。1953年保加利亚科学院植物栽培研究所所长达斯卡洛夫院士来我国考察，看到我国各地井窖贮藏甘薯，可以保持经年不坏，在各地不同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对井窖保温、通风等方面，都有轻而易举的方法，认为这是十分可贵的经验。这些利用和贮藏方法，也有力地帮助促进新作物的推广和继续发展。但是即使像玉米和甘薯发展比较快的作物，也还经过400多年的努力，尤其是解放后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多种高产作物，特别加速了玉米和甘薯的发展，才能达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可见这些成绩不是轻易得来的。
从以往的历史展望未来，粮食增产的潜力是无穷的。我国农业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这是粮食增产的有利基础，但是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其效能。品种的改良，轮作、复种、套作、间作、混作的适当安排，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肥料的增加，病虫害的防治，尤其是我们现在还有大量低产田待改良，未垦地待开垦，如此等等，无穷广阔的增产途径摆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