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大量使用中文和简体字的国家：不仅中文标示随处可见、国民华语水平普遍较高，连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也曾为竞选苦学中文和福建方言，近年还在《学语致用——李光耀华语学习心得》一书中介绍学习心得——可见中文的重要性。这是怎样的历史和社会条件造成的结果呢？
英语+母语：蕞尔小国的生存之道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种族社会，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种族并存。据1957年人口普查统计，新加坡的母语群体有25个之多，因此素有“种族博览会”和“语言(方言)博览会”之称。
1959年新加坡脱离殖民统治成立自治邦，出于生存和政治策略的考虑，自治邦宪法规定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然而由于语言林立、种族摩擦频发、国家意识淡薄，新加坡需要确立一种各族群都能接受的共同语言。
李光耀曾在回忆录中说：“各族之间务必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点在新加坡武装部队中尤其明显。军队里的方言和语种多得可怕，即使得一起上战场，彼此也不能以任何一种官方语言沟通。许多国民服役人员只会讲方言，军队里不得不特别为他们成立福建话兵团。”
新加坡政府最终选择英语作为共同语的原因主要有三：英语是中立语言，不会引发三大民族之间的语言地位之争，也有利于国家意识的建立；同时考虑到英国曾统治新加坡近140年，英语一直是行政、法律、商业和社会活动中的工作语言，已有一定的族际沟通和交流的基础；此外英语是国际共同语言，是国际商贸中最有效的交流工具。
然而英语是前殖民者的语言，将其确立为第一语言可能引发各民族的抵触情绪。因此新加坡政府在1960年代中期确立了“英语+母语”的双语教育政策，从而兼顾英语的政治、经济功能和新加坡人对母语的感情依附。
在约300万新加坡总人口中，华族约占77%，马来族约占14%，印度人约占7%，其他民族如亚欧后裔、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等约占2%。在这个华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移民社会里，华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什么要用简体字：节省学习成本，紧跟华文发展主流
在殖民政府统治时期，新加坡的华族子弟主要是通过在自己的方言社区里的私塾教师的讲授来学习华语的。辛亥革命后，随着“国语运动”兴起，华语教育在东南亚各国和南洋各地的华人社区中展开。
1968年8月，新加坡政府教育部成立“汉字简化委员会”，于1969年颁行《简体字表》。该表审订了502个简体字，又称《502简体字表》。但是这些字的简化并不全面，其中还有新加坡本地特有的简体字（与中国的简化字不同），如“伩(信)”。
1974年，新加坡教育部规定教科书须横排印刷，由左到右；剑桥会考华文考试开始改为横写。政府的公函、通告、招贴、表格等，率先横排横写，接着各报章、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也相率横排横写。中国则是于1955年开始推行横写横排。
语言政策也影响了新加坡华文报纸的形态，如《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从1970年开始尝试采用简体字代替繁体字排印。1979年这两份报纸对编排方式也进行了改革，将新闻版面改成横排，报页也变为向左翻，与西方报纸保持一致。
1980年和1983年，新加坡教育部又先后颁行《小学分级字表》和《中学华文字表》，两个表的字体都是根据简体字、新字形和规范字颁行的，新加坡由是进入全面使用规范字的时代。
新加坡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蔡崇语在国会上曾说：“我们目前采用的简体字，实际上是把中国的简体字引进来。”有人对简体字有疑虑，新加坡一家英文报纸指出：那些认为简化将会摧毁华文字体优美的学者，应该记得，占有人类五分之一和作为华文最大应用者的中国，自1949年以来便广事推行简体字。因此，除非我们能扬弃旧的偏见而采用简体字，否则我们将有被抛出华文发展主流的危险。（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年，第123-124页）
统一“南腔北调”：推行汉语拼音，取代注音符号
在拼音方面，早年新加坡华语教学以“注音符号”为准。
1920年代初在新加坡兴起的华语教育，主要是利用注音字母对语文课本进行注音，教学的目的是阅读和写作，并非口语。1950年代以后，以注音字母作为音序排列的字典开始出现，如《国语辞典》、《汉语辞典》。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辞典的注音依据是北京语音。在没有明确的华语语音标准之前，新加坡华语教师由于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地区，本身口音带有浓厚的方言语音色彩，能发标准华语语音的教师不多，南腔北调的情况比较严重。因此学生掌握的华语语音差异较大，总体水平参差不齐，这种情况在1950、1960年代仍普遍存在。
1958年2月11日，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中国的小学课堂。从1957年到1962年，中国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分三次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稿》，总共审订了两千多条异读词。
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于1971年开始采用“汉语拼音方案”。1971年，新加坡出版的华文第二语文小学课本采用汉语拼音，同时用“注音符号”给课文的生字注音。第二年，新加坡的语文课本便不再使用“注音符号”，只剩汉语拼音。
为顺应情势的变化，新加坡的语文教师纷纷自发地学习汉语拼音方案，新加坡教育部、各教师团体以及一些民间团体都纷纷举办汉语拼音训练班。新加坡无线电广播电台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汉语拼音讲座，以满足听众学习汉语拼音的需要。
例如，新加坡华人的姓名，一向是根据不同籍贯的方言拼写的，像“陈”这个姓，约有Tan（闽南、潮州）、Chan（广东）、Chin（客家）、Tang（福州）、Ding（福清）、Teng（闽北）、Chen（中国）、Chern（台湾）等不同的方言拼写方式。而同一个“慧”字，使用闽方言的人拼作Hwee，使用粤方言的人拼作Wei，还有人拼作Hui。
新加坡教育部于1973年推行汉语拼音后，建议在籍学生或婴孩出生时，采用汉语拼音拼写英文姓名，以减少方言的影响。然而这项措施带来极大的反弹。不少华人的华语姓名惯以方言发音，其姓氏已成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把姓Tan改为姓Chen（“陈”），认为把祖宗的姓也改了。也有些家长认为，在过去所有的证件中姓名都是以方言拼写的，改用汉语拼音，将引起混淆或造成法律纠纷。
尽管面临舆论的反对，新加坡政府仍坚持于1980年开始在小学实施这一方案，并扩及全国中小学。1993年，新加坡国民登记局趁全国更换新身份证之际规定加印汉字姓名，才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
新加坡如何推广“标准语”：“多讲华语，少说方言”
如前所述，新加坡华族内部多种方言混杂。为了促进华语在社会上规范使用，消除华族内各方言群之间的语言隔阂，新加坡政府于1979年开始在全国举行“推广华语运动”，鼓励华人以普通话代替方言。
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至1992年，主要目标是让华语成为华人的共同语言；第二阶段从1991年开始，对象转为华人中的英语社群，目的是鼓励习惯使用英语的人士多讲华语，强调华语的文化价值。
1979年9月7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大会堂主持“推广华语运动开幕典礼”。他在开幕致辞时表示，尽管在公共场所人们讲方言最为普遍，但如果家长愿意放弃方言以减少子女的功课负担，他们可以专心学习华语和英语。而政府将下令全体公务员，包括医院和诊疗所的服务人员，特别是负责柜台的工作人员，必须用华语与公众人士交谈。
“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各项活动迅速推及全国，出租车司机、营业人员佩戴“我会讲华语”的徽章，各社团、会馆也纷纷成立推广华语小组。
1979年10月30日，电视台为配合推广华语运动，推出了华语配音的电视连续剧《倚天屠龙记》，该剧是香港摄制的、在新加坡最受欢迎的粤语片；后来电视台又推出以华语配音的粤语武侠连续剧《萧十一郎》。这一措施一度受到方言视众的反对，尤其是老年人，但后期方言观众也逐步习惯了华语的配音。
1980年1月9日电视台播出了“两种语言的掌握和多种语言社会一一与总理一席谈”节目，由四位新闻从业者与李光耀总理畅谈语言问题。李光耀认为，会讲华语的华族人士应起带头作用，使华语能够迅速推广和普及，逐渐取代方言而成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同时主张拼写华人姓名时,应照华语的发音来拼写。
此后新加坡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华语运动月”，每次有不同主题，如1979年是“多讲华语、少说方言”，1982年是“在工作场合讲华语”。同时每年的“华语运动月”都要突出一个工作的重点或中心任务，比如1983年是“巴刹(市场)和食物中心”，1986年是“饮食业的经营者和华族顾客”，1987年则是“中元节集会”。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1965年独立之初，我们决定推行华文为第二语文的政策是正确的。新加坡华族讲七种中国南方的主要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说服大家一起改用华语。……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方言是真正的母语，华语不过是次母语。不过，再过两代人，华语就会成为新加坡华人的母语了。”
在政府的推动下，讲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26%增加到1990年的60%，数字还在不断上升。李光耀曾经这样分析：“使华族人士改变学习华语的态度，关键因素是中国的逐渐对外开放。不管是专业人士或督工，兼通中英双语的人都占有优势。再也没有人抱怨使用华语而非方言了。”
李光耀，《李光耀口述回忆》，外文出版社，1998年
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年
崔东红，《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胡瑞昌，《新加坡共和国的语文政策与华语华文教育》，《河北师范学报》，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