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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7山东
一、1942—1943年河南灾荒及其原因
二、三家媒体，三种命运
白修德把自己灾区见闻报告给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使馆，还接连拜会了国民政府要员何应钦、孙科、张群等。“只要河南的无政府状态不终止，我就要继续我的徒劳的呼喊，并且希望有可能动员起美国的新闻舆论。”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当我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时，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6］35最终，他走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但蒋介石矢口否认有这么严重的灾荒。白修德就把哈里森·福尔曼叫来，“他的照片清晰地显示了狗在扒出来的死尸旁馋涎欲滴的情景。这个最高统帅的脚踝开始轻轻地痉挛起来，是一种神经质的颤动”。［7］在接见之后，蒋介石开始从陕西调运粮食到河南进行赈灾。白修德的东奔西走、上下游说总算没有白费力气，起码是推动国民政府开始正视灾情，逼得他们展开了初步的救灾行动。
除了这两家有名的媒体报道了河南灾荒的消息外，在当时报道河南灾荒的还有一些报纸，如洛阳的《阵中日报》、《河洛日报》和《河南民报》等，其中一家不太知名的民营小报《前锋报》最为著名。《前锋报》1942年元旦创刊于南阳，社长李静之。《前锋报》陆续刊发了李蕤关于河南灾荒的10多篇系列报道，并附发了70多篇社评和时论对救灾献言献策。
相比较而言，《前锋报》就要幸运得多，没有这么多波折与磨难。其实，《前锋报》的报道言辞并不比《大公报》和《时代》周刊温和，相反有时更尖锐。其原因大概是《前锋报》属于民营小报，偏处豫西南南阳一隅，影响有限，容易被当局所忽视，社长李静之又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丰富的办报经验，得到地方开明势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保护与支持。《前锋报》的灾情报道也触怒了河南省的新闻检查处，被罚停刊三天。在国民党无所不用其极的新**中，《前锋报》能把河南大灾荒的历史保留下来，真是一个奇迹。流萤的《豫灾剪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文学价值，其真正的价值是记录并保留了河南灾荒的珍贵历史，其史料价值远远大于其文学价值。作者自己也谦虚地说过，“这些报告，文字粗糙，也许不配陈列在文学的殿堂里。我写的时候，也完全没有从这方面考虑过，只不过为这次灾荒留下一个粗略的剪影而已”。［10］如果没有《前锋报》长期翔实而生动地跟踪报道，河南灾荒的真相就有可能被长期遮蔽，河南人民沉甸甸的血泪史在后人的书写中只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三、三种政权，三种救灾模式
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认为日本人救了河南人民的命，河南人民帮助日本人收缴了国民党部队的枪械。“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事实并非如此，但也事出有因，国民党的失败确实与其对待河南灾民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但如果说河南人民收缴国民党武器就是帮日本人，就是汉奸，就有点歪曲了历史真相，这一反抗国民党压迫的史实从戏剧《桐柏民变》中也能看出点因由。其实在灾荒中真正关心民命体恤灾情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他们身体力行地去救灾并取得了突出成效。面对巨大的灾荒，国民党政府、日伪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迥然不同的救灾效果。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从上到下一开始就对灾情漠不关心，不愿听灾、救灾。河南早在1941年就已经呈现灾象，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却好大喜功，不察民情。他不但隐瞒灾情，还拼命地征粮，按额完成了当年的征粮任务，受到嘉奖。1942年二麦歉收之后，秋收又告绝望，李培基还是向中央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11］李培基等不但自己隐瞒灾情不报，还压服地方不让报以实情。蒋介石对灾情也是漠然视之，对来重庆报灾请赈的代表，“不惟拒见他们，还进一步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12］对灾情实行严密的新**，从其对待《大公报》、白修德的态度可见一斑。随着灾情的恶化以及媒体的曝光，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也不得不做出一些相应的救灾姿态，派张继、张厉生到河南查勘灾情，宣慰灾民。但他们勘灾是幌子，其真实的意图是来为中央催粮。看见灾民在剥食树皮，张厉生诬蔑说是地方上故意做样子给他们看的。所以张继眼中的河南灾情就平淡得多，“豫省虽亢旱成灾，但各地情形尚称良好，至灾区善后问题，中央及邻省均在办理中，本年豫省冬耕业已竣事，耕地较去岁增加甚多，如雷雨及时，则豫省明夏丰收已可预卜”。［13］
李纶的《难民曲》描写了国共两党对灾民的不同态度，在鲜明的对比中反映了民心的向背。崔老头一家已经断粮三天了，孙子饿得不停地哭叫，连树皮草根也找不到。在这种情形下，国统区的副官还派崔家交100斤军草，王保长也来催收地租和卫生捐。儿媳为了保全崔家一条命根，自己卖身救家人。崔志发用卖妻的钱买了一小袋糠，刚刚到家，副官就拿枪威逼抢走了媳妇卖身剩下的100多块钱和那袋糠，而王保长逼着他们以房屋作为抵押。崔家父子只好弃家逃荒，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崔志发被抓去当壮丁，崔老头和孙子被边区自卫军搭救送往边区，安置到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农村，受到了热情欢迎。崔志发后来也被八路军解救出来，来到了边区与家人团聚，他们高唱着“共产党就是咱中国人民的太阳”。
《温故一九四二》中日本人救了河南人的论点便不攻自破，大灾之下倒是日伪统治的地区十室九空，人民争相逃亡。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救灾中赢得了民心，老百姓都把根据地看成是一个“新世界”。“灾荒愈发展，三个世界的对照愈清楚，从安阳到玉峡关的封锁线，虽然可以和敌人的封锁沟墙相比拟，但封锁不了饥饿发疯的灾民，沿着美丽的清漳河，褴褛的人群，日以继夜地向根据地内流着，涌着。”从这不断奔涌的灾民的流向中我们能够看出历史的真相。河南大灾荒就如同一块神奇的试金石，检验着各种政权的执政能力与民意所向。各种政权面对这份特殊的答卷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描画出了一个鲜明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