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行文精神，我们为主席正名。
是谁搞的让人们吃大食堂？
一般都会说是毛主席。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大抵人云亦云尔！
1957年，刘去苏联访问，参观了苏联的集体农庄。
回国后，刘给主席说：
“苏联的集体农庄吃的都是集体食堂，一百多号人只有五六个炊事员，又于净又卫生，其他人都在农庄劳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搞集体食堂？”
毛主席说：
“苏联属欧洲国家，他们喜欢吃冷食；我们是亚洲国家，喜欢吃熟食、热食，况且我们还有老人、小孩，对我们不适应。”
刘：“我们是不是可以搞点试点？”
主席：“搞试点只能先搞一个试试看。”
随后，刘在安微省肥东县搞起了吃大食堂试点。
几个月后，刘见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
“安微都行动起来了，你河南省为啥还不动啊？”
吴芝圃
吴芝圃为之诺诺。
一夜间，河南就行动起来了，全部搞“三集中、六统一”！
于是，“五风”在河南刮的最紧。
1959年初，在成都召开全国工作会，吴芝圃在会上大放厥词，春风得意：“今年河南的粮食在去年丰收的基础上，实现翻一翻。”
毛主席当场勃然大怒：
“吴芝圃，你不要吹牛皮放大炮，我是农民出身，如果风调雨顺，一亩地增长一百斤、二百斤就很不得了。”
站在稻田上，亩产十万斤，禾苗之上可以站人！
就这样，吴，照吹不误。
1958年河南粮食总产量51亿公斤,
1959年河南上报中央的粮食总产量113亿公斤。
河南粮食“如此显著”的大丰收！
大批的粮食外调！
最后，调的河南省人均毛粮只利284斤。
除去城市、军队等需供应细粮外，老百姓几乎没有粮食可吃了。
张钦礼的典型意义超过焦裕禄
反潮流是马列的一个原则，
张钦礼就是一个敢于反潮流的马列主义者。
当时有“三高”，即：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是潮流。
但老张敢反这个潮流。
好县长张钦礼
张钦礼在大会上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秆能榨出油。
他说他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
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并没有因为和张钦礼的父亲是老战友而“关照他”。
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回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
从五八年秋冬批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都没有批倒他。
随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住在地头看庄稼用的草庵里，到村里吃派饭。
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
那时群众含泪对张钦礼说，等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要煮只老母鸡给他补补身子。
从外地讨饭回来的群众向他反映，说光山县有的村庄饿死人了。
张钦礼再也沉默不住了。
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他开始给周总理写为民请命书。
他是用农民惯用的顺口溜写的，大意是：
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现在向总理反映河南实情。
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
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问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不敢贸然从邮局发出。
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信阳地委封锁了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
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两千封反映饥饿和饿死人的信件......
固始县县委书记杨守绩，冒着杀身之祸，绕过各种障碍，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写信给省委。
有一个村的支部，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余下三个写了血书，千难万难送到省委，呼求省委快快派人来救救村上的群众。
吴芝圃与秘书长戴苏理把这些信件都被扣下，并要查处严办。
身陷绝境的张铁礼，决心为民请命，赴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兰考的实情，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胆识啊!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里，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若见不到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几经周折，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
总理第一句话就说：
“您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
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
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
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
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
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
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
说着流了泪，
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这些菜团是用树皮、树叶、花生壳和一点点杂粮做成的。
周总理为了保护张钦礼，想把张钦礼留在中央工作，张钦礼一心只想回到老百姓中间。
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周总理把情况报告主席，
主席批示：
“食堂不散，天理不容！”
这样，大食堂才被解教了。
当然，吴芝圃也被免了职，调中南局。
吴芝圃被免职后，他在给主席的检查中写道：
“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罪责一辈子都还不清。”
猛回头，警世钟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声称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
主席批评他说大话！
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
“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
吴芝圃置若罔闻，越搞越离谱，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搞供给制。
在郑州会议上，吴拒听毛主席的批评。
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给吴芝圃写了亲笔信，信中说：
“你不要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而吴芝圃却始终固执己见，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
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
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
1959年征购67.65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5.5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
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
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
紧接着，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率领中南局工作组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进行调查。
当他们来到光山县时，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
村村断炊，处处有新坟；
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房屋倒塌，遍地瓦砾，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反瞒产反得农民没有饭吃，还不准写信、不准要饭、不准逃荒、不准挖野菜、不准冒烟。
面对如此局面，此情此景，性格刚烈的李先念哭了。他说：
“西路军失败那么惨，我没有流一滴泪，到光山看到这个情况，我再也忍不住了！”
一旁的陶铸，王任重也黯然神伤，神色凝重。
在实地调查后，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5人小组的一个报告上批示：
1961年1月18日，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反革命利用新官僚和糊涂人，把坏事做尽。1959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240亿斤粮食，硬说有450亿斤，多估了210亿斤。出现了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放开肚皮吃饭。”这个省就是河南省。又说：“对地主复辟，我们也缺乏调查研究。”
1961年1月9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汇报时，意味深长地说：
“我国5亿农民不满意，政权就不能巩固。”
毛主席从“信阳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
全国不是什么地方都是形势一片大好，而且也会有信阳地区这样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有大信阳事件，必有小信阳事件。
毛主席由此认为：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有必要开展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
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存在大量证据表明，吴对河南省大跃进运动以及其中出现的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例如见徐明写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及其他。
张钦礼
功过是非,任后人评说
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
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张钦礼在新安监狱服刑时，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张钦礼。
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几斤水果糖，去探望张钦礼。
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
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永远活在百姓心中
2004年5月17日，河南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
超过十五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
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
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
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
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
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徒刑。
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
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