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三年(1951~1961)困难时期我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00~500万人(以饥饿死亡类型为主、其他死亡类型为次;以抗灾能力不强为主、地方救灾失误为次)。这些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分布上存在地域结构、年龄结构以及性别结构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可能为深入研究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口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
詹志华，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三年(1959~1961)困难时期我国非正常死亡3000万人是个值得商榷的观点，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的考量和分析。以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基准，结合1953~1964年死亡漏报及其纠正的状况，估算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00~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地域、年龄及性别结构上的差异。造成此次非正常死亡的原因非常复杂，难以从单一的因果关系中寻求答案。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以饥饿死亡类型为主、其他死亡类型为次;以抗灾能力不强引起为主、以地方救灾失误引起为次。尽管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教训值得反思，但不能抹杀中国政府应对饥荒所做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效。
1.1.1概念的界定与梳理
1.1.2数据的估算
(1)死亡人口估算
(2)少出生人口估算
一些学者经常纠结于三年困难时期少出生人口的问题，并把造成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当时的政策和制度，甚至于执政者的个人意愿，这是有失偏颇的。任何时期，任何国家在发生严重的饥荒、瘟疫、动乱和战争时，由于营养缺乏和颠沛流离等原因都会造成出生率下降(杨松林，2013)。但死亡和出生毕竟不是一回事。在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家庭由于生活困难而放弃了生育，但过了这一困难期就开始多生育;一些到了适婚年龄的青年，也因为同样的理由没有结婚，但过了困难时期就马上结婚生孩子，造成一个生育高峰(李若建，1998)。这就是所谓的补偿性生育问题。按表2推算：1959~1961年中国少出生人口约为2315万人。如果考虑补偿性生育问题，这一数字将大为缩小。因此把“少出生人口”的数字作为加罪于当时的政策、制度，甚至是执政者的证据，显然是行不通的。更有甚者，一些学者把少出生的人口直接等同于“非正常死亡”人口，甚至是饿死的人口，实在过于荒谬。
表11955~1965年各年份人口死亡数据
注：当年死亡人口=(当年年初人口+当年年末人口)/2*当年的人口死亡率。
表21959~1961因饥荒少出生人口估计
注:(1)出生率增减指与1955~1957[2]年平均出生率相比出生率变动的千分点。(2)出生人口增减数=当年年中人口数*出生率增减数。
(3)非正常死亡人口估算
非正常死亡人口=全部死亡人口-正常死亡人口。对于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估算，可以有下列两种方法：一是如表1所示，用三年困难时期全部死亡人口3608万人减去正常年份，即1955~1957年3年全部死亡人口2143万人，得到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465万人。二是按表3推算，以1955~1957年的平均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对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行估计，得到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317万人。
表3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估算
注：(1)把1955~1957年平均死亡率作为标准;各年份的超高死亡率等于各年份死亡率与1955~1957年平均死亡率之差。非正常死亡人口=当年年中人口(见表1)*超高死亡率。
1.2非正常死亡人口差异的解释及重估
1.2.1非正常死亡人口差异的解释
表41954~1961年我国人口机械增长人口统计
1.2.2非正常死亡人口重估[6]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必须对此进行更为准确的估算。由于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死亡人口”是给定的，即3608万人，依据非正常死亡人口=死亡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的公式，只要对正常死亡人口进行合理的确定，就可以对非正常死亡进行估算[7]，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表51952~1957年死亡人口与漏报死亡人口推算
鉴于随着1959~1961年《户口登记条例》的完成，这3年的正常死亡人口与调整死亡漏报后的1955~1957年死亡人口相比，肯定有较大的出入，因此方法一的偏差较大。又由于在三年困难时期，许多高死亡率年龄人口，如60岁以上年龄段人口的提前死亡，[15]使得1962年、1963年死亡人口有明显的下降，因此方法二亦有偏差。较之，方法三、四更为可行。据此推断，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为400~500万人[16]。
2.1地域结构
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地域差异。在没有考虑人口机械变动、死亡漏报及纠正的情况下(下同)：从省级差异来看，据表6推算，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有668万人之多，而北京、天津、上海、山西、内蒙古、浙江、江西、陕西、宁夏和新疆等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均在10万人左右;从比率看，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省份还是四川省，该省3年非正常死亡率为32.90‰;而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广东、云南、陕西、宁夏和新疆等地3年非正常死亡率均在5‰之内，差异甚大。
表61959~1961年我国分地区平均死亡率和死亡人口汇总表
就城乡差异而言，据表7推算，以1955~1957年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地区非正常死亡率为7.42‰，而城市人口非正常死亡率仅为3.63‰，还不到前者的一半。[1]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数量远远大于城市人口数量，完全有理由相信当时的非正常死亡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而当时的3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3市非正常死亡人数极少。3市在饥荒期间的平均死亡率是9.01‰，而正常年份的平均死亡率是8.25‰，二者仅差0.76‰。而上海市更甚，其在正常年份的死亡率为6.97‰，而在饥荒期间平均死亡率仅为7.13‰，二者仅差0.16‰。
表71955~1957年与1959-1961年全国、城乡人口死亡率(‰)对比
2.2年龄结构
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可能对不同年龄段人口造成的死亡威胁有着较大的差异。这是有迹可循的。如表8所示，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53)到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各年龄段人口变动的趋势看，中老年人(45岁以上)的增幅较为缓慢。而65岁以上年龄段人口甚至呈现负增长状态，这是极不正常的。本来随着生活状况的好转，1964老年人的寿命应该比1953年前后有所延长。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究
表8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年)和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全国各年龄段人口数变动[6]
表9饥荒严重的省份65岁以上人口变动(1953~1964)
2.3性别结构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饥荒对不同性别的人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现有的文献大都认为，男性受到饥荒的威胁更大。如表10所示，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口分布的性别差异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金辉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差异，认为“由于中国人口数量的巨大，各省区、各部分之间对于总人口增减的相互补偿、抵消的能力也是十分巨大的。比如男女之别。”(金辉，1993)这个观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他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见表10)推算出三年困难时期男女非正常死亡比例为5：2的作法未免太过于简单。此外，有的学者认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发生的大量人员在工作中的伤亡情况是影响死亡人口性别构成的重要因素，因为因工伤亡者以男性居多，导致非正常死亡男性比例相对高一些。这也许可以为研究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性别差异提供新的线索(李若建，2001)。
表101958~1961年按性别划分的年末全国人口数及其变化
[1]即7.42=19.26-11.84;3.63=12.03-8.40。
[2]1964年统计的65岁以上人口，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实际年龄为60~62岁。
[3]还有一种可能，即1959～1961年800万死亡漏报人口纠正中有相当部分人口年龄为60岁以上。或许是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才引起65岁以上年龄段人口出现负增长现象。
[4]1964年统计的45岁以上人口，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实际年龄为40~42岁。
[5]1964年20~24岁年龄段，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实际年龄段是15~19岁。
[6]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478~481页、602~605页。
3.1我国政府的应对措施
3.1.1宣讲事实与坦承失误
由于饥荒爆发的不平衡性，造成许多城市居民和部分农村群众对饥荒的严重程度缺乏深刻的认识，思想上还没有做好节约度荒的准备。针对这一情况，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紧急文件迅速地让各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灾情的严重性。196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全党全民再作一次深刻的政治动员，反复说明两年灾荒给我们带来的严重困难，并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广大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村群众宣讲，一起为纠正错误、扭转困难局面而奋斗(高粱，2013)。此外，在饥荒发生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下也坦承了工作上的失误，如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以及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东北、华北小组讨论汇报时，两次坦承党在工作上的失误，并做了自我批评。
3.1.2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
在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中央接连发出指示，指导紧急调运粮食，并动用包括军车和进口汽车等各种运输工具为运粮服务。经过多方努力，粮食调运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但由于绝大多数粮食调出省也陷入无粮可调的境地，因此粮食调运的任务完成得不很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果断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以缓解危机。1961年，我国共计进口粮食580.97万吨(见表11)。为了保证粮食进口计划的顺利进行，国家还通过延期付款、减少工业设备进口、尽力组织农副产品和工矿产品出口以及大量出售黄金和白银等形式筹措外汇，支持粮食进口。此外，党和政府还不顾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果断停止对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还债性质的粮食出口。(尚长风，2009a)
表111957~1963中国粮食进出口概况
3.1.3大力调整农业政策
(1)减少粮食征购。由于地方政府受“浮夸风”影响虚报产量，以及“大跃进”活动增加了粮食的需求量，导致了超额的征购。如表12所示，1959~1961三年的粮食征购量大大高于1955~1957年3年。虽然1959~1960年两年政府加大粮食返销农村的力度，但这两年的粮食净征购比重还是高于常年。针对上述情况，国家开始着手减少粮食征购，提出“在规定国家农产品收购任务的时候，应当注意给农民留下必要的自用量，增产多的要适当多留一些。”
(2)提高粮食价格。1961年1月，中央批转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间题的报告》，决定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20%，连同1960年已经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的加价奖励全国平均5%，共计提高25%，粮农出售农产品的收人增加65亿元到75亿元左右(尚长风，2009b)。
(3)调整农业税。我国政府在1960、1961年连续两年调整农业税。农业税由1958年的388亿斤降至1961年的215亿斤。
(4)加大粮食返销力度。国家向农村返销大量的粮食。据表13推算，1959`1961年3年共返销农村粮食1093.3亿斤，平均每年返销农村粮食364.4亿斤，占这3年平均征购量的34.4%;而1955`1957年3年共返销农村粮食909.6亿斤，平均每年返销粮食303.2亿斤，占这3年平均征购量的31.5%。可见，无论从绝对数量和所占比率来看，三年困难时期对农村返销粮食的力度都比1955~1957的3年大。
表121955~1963年中国粮食产量、征购量、净征购量及其占总产量比重
注：征购量即社会收购量;净征购量即净商品粮，是征购量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
3.1.4压缩精简城镇人口
3.1.5节约度荒“瓜菜代”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建立起严格的票证供应制度，在粮食极度困乏的情况下，以“均贫”的方式，尽量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供应，最大限度地减轻饥荒的危害。然而，尽管采取降低口粮的紧急措施，但仍有一些地区达不到最低标准。在这种状况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瓜菜代”寄予厚望。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就强调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并在同年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具体落实瓜菜代的任务。但在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广大农村早无瓜菜可吃。瓜菜代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开发代食品，如人造蛋白，制人造肉，繁殖小球藻，人造肉丸子等。
此外，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投人大批财力、物力对重灾区进行救济，如大幅度提高救济款支出、保证灾民的基本口粮、组织大批医护人员深入灾区救死护伤等。在党和国家的动员和领导下，全国各地齐心协力，共同抗击旱灾、水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组织全国人民开展形式多样的生产自救工作。
3.2我国政府应对措施的效果
如表3所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分别为1959年(14.59‰)、1960年(25.43‰)、1961年(14.24‰)，在成灾面积更为严重的1961年，我国死亡率却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在当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对纠正错误、缓解灾情、扭转困难局势起到积极作用。宣讲事实与坦承失误，一方面促使广大群众充分意识到饥荒的严重性，使之更为自觉地投入救灾活动;另一方面也使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继续享有威信和号召力，使救灾活动能够更为有序地进行;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对缓解粮食短缺，保证各地区基本口粮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减少征购，提高粮价、调整农业税以及奖售农产品，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加了国家粮食库存量;大量压缩精简城镇人口，不仅减少了粮食销量和粮食征购量，有效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局面，而且增加了农村劳动力，有利于加快农业的恢复(尚长风，2009);节约度荒“瓜菜代”等措施对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以乐观顽强的精神去面对困难，克服困难;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形式多样的生产自救运动，增加口粮，改善了生活，增强了抵御灾荒的能力，同时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保证对重灾区的救济(尚长风，2011)。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三年(1951~1961)困难时期我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00~500万人(以饥饿死亡类型为主、其他死亡类型为次;以抗灾能力不强为主、地方救灾失误为次)。这些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分布上存在地域结构、年龄结构以及性别结构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可能为深入研究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口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尽管非正常死亡400~500万人在数量上与3000万人有天壤之别，但无论怎么样，这都算得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
诚然，造成这次饥荒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仅有自然的因素、经济的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大食堂”、“坏干部”等，确实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当然，在反思之余，我们也不能否认党和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为救灾所做出的贡献。而时下一些中外论著，选择性地叙述史实，任意歪曲历史真相，极力夸大饥荒规模和政策失误，上纲上线，其意图无非是要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高粱，2013)，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注释：
[1]指流出国外的人口。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部分人口极少，在学者们的研究中通常被忽略不计。
[4]即自然增长人口。
[5]对于这次抽样调查的可信度，国内外学者已经提出质疑。见乌特萨帕特奈克、杨松林等人的研究。
[6]下文主要结合杨松林的估算方法进行阐述。
[7]当然也可以通过“死亡率”作为研究的指标，本文表3也曾用过。但考虑到新中国人口总数从建国之初的5417万人迅速增长到1964年的7050万人，增长近30%，即使每年死亡同样数量的人口，死亡率还是会有明显的下降。因此以死亡率作为研究指标，难免会引起误判。
[8]以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口714万人减去1962年的死亡人口667万人，得到差额为47万人。以1957年死亡人口为714万人作为起点到1962年做线性递减，每年递减9.4万人。据此可求得1959～1961年的线性死亡基准点。
[9]1957年我国人口总数为64653万，其中市一级人口为6902万人，县及县以下人口为57751万人。根据调查死亡率8.59‰和13.43‰，分别计算出市一级死亡人口59万人，县一级死亡人口776万人，即全国死亡人口为835万人，除以当年年中人口63741万人，可得当年人口死亡率为13.10‰。
[10]1952年的死亡人口和死亡率是通过估算，而不是登记所取得的。1953年在我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同时，内务部通过抽样的方式，对全国3018万人进行了人口动态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为37‰，死亡率为17‰，自然增长率为20‰(路遇、翟振武，2009)。这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一致。
[11]此处采信杨松林的估算。
[12]即800=680+100+20，这与蒋正华先生所指“第二次人口普查前进行的户口整顿发现应销户口未销者共约800万人”说法相近。虽然在《户口登记条例》真正落实后的1962、1963年两年也会产生极少量死亡漏报现象，在杨松林先生的研究中，这两年的死亡漏报人口计为30万人，分别是1962年10万人，1963年20万人。故调整后1962年死亡人口为677万人、1963年死亡人口为705万人。本文采信这个说法。
[13]1962-1963年产生的少量的死亡漏报人口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中得到纠正，因此1962-1964年的全部死亡人口不变，三年的平均死亡人口也是不变的。
[14]按官方公布数据推算，1965年全国死亡人口为679万人，1966年全国死亡人口为649万人。由于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又发现1965~1981年有800万人左右的死亡漏报(黄荣清，2013)，因此必须增加这一时期的死亡数量。又鉴于1979年后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死亡人口几乎不可能继续要求分责任田，因此可以判定死亡漏报主要发生在1965~1979年，由于没有调整标准，就把800万人的死亡漏报平均分摊在这15年当中，每年53万人(杨松林，2013)。经调整后，1965年死亡人口为732万人、1966年死亡人口为702万人。1964年全国死亡人口为803万人，其中含1962年、1963年两年补报死亡人口30万人，因此调整后1964年死亡人口为773万人。综上所述可得，调整死亡漏报、补报之后1964-1966年平均死亡人口为736万人。
[15]见本文第三部分“年龄结构”。
[16]当然这一推算数据并不能指代因饥饿引起的死亡人数，更不能指代饿死的人数，因为它还包括其他类型的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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