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大地上除了军事决战之外，还发生了一场主要由北海币、法币、伪联银券角力的货币斗争。本文多维度、立体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日伪三方政策制定、措施实施、胜负对决的货币博弈全过程；诠释了北海币之所以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取得货币斗争伟大胜利的丰富内涵；分析了北海币取得成功的深层次原因，揭示了北海币货币政策选择的现实指导意义。
货币是经济的血脉、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故欲掌握战争主动权，必先控制货币这个命门。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大地上，伴随着枪炮轰鸣、战场厮杀，上演了一场同样复杂、残酷、激烈的货币斗争。
一、山东地区货币发行流通概况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山东地区的货币金融状况较为混乱，既有国民政府银行发行的“法币”，又有地方银行发行的“民生券”，又有日伪军联合银行发行的“伪币”，还有充斥市场的“土杂票”等。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北海银行和北海币。
（一）币制改革催生的法币
1933年6月19日美国政府通过购银法案后，世界银价大涨，中国白银飞速外泄，日本落井下石，在占领区大肆搜刮白银。白银外流，导致中国货币“被升值”，经济陷于困境，直接动摇了中国货币的银本位。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流通货币改银元为纸钞，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偿货币，在全国通行，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现金（银元——笔者注），先与英镑、后与美元相继捆绑，无限制买卖外汇。1936年1月20日，中国农民银行亦加入法币体系，发行货币以1亿元为限，但不得买卖外汇。法币放弃银本位，实行汇兑本位，流通全国，欲占货币制高点。在山东省，民生银行和平市官钱局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仍可发行小额辅币上市流通，到全面抗战之前“法币流通量为4640万元，约占82.2%”。1948年8月，法币被金圆券取代，退出市场。
（二）掠夺成性的伪联银券
（三）狂印滥发的民生票
韩复榘主鲁期间，于1932年7月1日在济南成立山东省民生银行，隶属山东省政府财政厅，实收资本320万元，其中各县地丁项下附缴300万元、省金库拨款20万元。关于民生银行发行货币一事，1944年11月3日《大众日报》进行了详细报道：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民生银行发行辅币数量，战前为2000万元，自沈鸿烈主鲁后，又增发1200万元以上。1939年夏，敌人扫荡鲁南时，民生银行票遭受部分损失，当年下半年，沈鸿烈将票版改为兰版继续出伍角辅币，继又印发伍元、拾元钞票，后来沈索性将票版与全部机器、工人寄存在原秦启荣部下、已投敌的伪山东中部民团司令陈逆三坎司令部驻地——新泰翟家庄。从此，汉奸陈三坎得到沈的默许，也在发行民生银行货币。1940年秋，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即将民生银行全部机器和工人运抵济南，由伪山东兴农委员会接管山东省民生银行，发行民生票币。这样沈鸿烈的民生银行券和敌伪的民生银行货币合二为一了。若问民生银行发行的总数量究竟有多少？连沈鸿烈也不知道，但据估计总数至少在1亿元左右。民生票到了失控状态，并且没有基本保证。
（四）毫无信用的土杂票
日军入侵山东后，国民党正规部队南撤。1938年1月，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对行政机构和地方武装进行了重建。在政权方面，实行“主席行署制”，省政府的指挥权下放，以适应战时需要。在武装方面，省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各专署、县府根据武装规模成立保安旅、团或大队，一切费用、给养完全自理，部队指挥权也归各地。为解决辅币不足的问题，国民政府允许各战区发行“单一地方券”，全省27个军阀抓住这一机会，冠以各种名义，大肆印发自己的票币，他们只管印发、不顾后果，“出门不管、完粮纳税不收”，毫无信用可言。胶东顽匪赵保原就是其中之一，到1945年1月仅莱阳发行地方流通券就达20亿元，小麦曾经达到140元/斤的高价，老百姓市场大宗交易，由于数量太多，都是用秤称，一元一张的纸币1万元约合22斤多，差个一星半点也不在乎，有的甚至当“冥币”使用。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阀、顽匪发行的各种票券不计其数，但随着他们投敌成伪、溃败解散而成为废纸。
此外，还有各地商会、商号、店铺甚至货摊发行的各种杂票，面额以分币、角币为主，主要是弥补辅币的不足，多用于区域性或定向性找零，方便了商品交易，但由于发行面广、量大，良莠不齐、充斥市场，随着全省解放进程的发展逐步被清理。
（五）根据地的“希望之星”北海币
二、斗智斗勇的货币博弈
山东沦陷后，日军占领了津浦路、胶济路沿线及各大中城市；国民党顽匪盘踞在一些小的县城和大的集镇；八路军分散在山区农村。为了争夺货币制高点，北海币、法币和伪联银券三者展开了激烈的货币斗争。
（一）日军的阴谋
1.伪币“一元化”
2.套取外汇
抗战初期，日军利用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的政策，用发行伪联银券收兑来的大量法币到上海套取中国外汇，再向英、美购买战备物资，利用这些装备回过头来再打中国人，这就是“以战养战”——用中国人的钱打中国人。“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华北出笼后，上海外汇市场上日伪金融势力套汇活动颇为猖獗，每日向中央银行提出购汇的数额，由以往的5万余英镑猛增至50万英镑！与此同时，法币币值则一路下跌。从1938年3月到8月，1元法币兑英镑从14便士降到8便士，兑美元则从30美分降到16美分，5个月间贬值一半！”英、美考虑到自身利益，对日军的物资购买需求予以基本满足。“美国对日输出的战略物资和战略设备1937年开始增加、1939年其数额超过2.32亿美元。英国除出售战略物资外，1937年还为日军提供了把军队和军需物资运往中国所用船舶的40%,1938年租给日本的船舶也大致如此。相反地，英、美实质上拒绝了对中国的援助，对中国的输出只相当于对日本输出的15%上下，有的甚至希望中国对日屈服。”这就是国际社会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日伪这一招起到了一石双鸟的作用，既用法币购买了物资继续发动战争，又用外汇拖垮了法币。
3.劫掠物资
同时，日军还盯上了中国的黄金、白银、铜元，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大肆掠夺，运回国内。由华北运往日本的黄金折合日元，1943年是5.09亿元、1944年是9.4亿元，分别占当时中国向日本输出总额的20%、26.6%。
4.假币之祸
（二）国民政府的对策
1935年11月4日币制改革之后，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的币制，集中了货币发行权，完善了新型银行金融体系，为统一国家财政奠定了基础。改革初期，由于实行慎重的货币发行和无限制外汇买卖政策，法币发行量与市场的需要量还是相适应的，出现了物价回升、利率降落、经济复苏、市场活跃的景象，甚至改革之后头几个月外贸由逆差变为顺差，法币信誉较好、流通范围较广。“七七事变”之后，因日军的军事占领、货币进攻而打破了平衡，在与日军的货币对决中，由于对内实行赤字财政、对外依赖经济援助，没有从源头上发展经济，使货币流通呈畸形发展，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1.筑起法币的“长城”
2.千方百计稳汇率
3.只解近渴的外援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提高中国的抗战能力，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英国也随之提供贷款5000万英镑，以此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取代了平准基金委员会。这笔巨额外援资金在后续的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再一次将法币牢牢地捆绑到了美、英同盟的战车上。
4.饮鸩止渴的赤字
5.被扭曲的银行信贷
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大举内迁，百业待兴，国民政府实行了宽松的信贷政策，扶持经济恢复。但是，信贷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没能取得实效。一是银行信贷资金被挤占。截至1945年，在国有银行的全部贷款中，对政府垫款占88.8%，商业性贷款仅占11.2%，大量信贷资金被政府占用，影响了银行对经济的扶持能力。二是银行信贷资金被挪用。战时状态，物资供应短缺、物价暴涨，就形成了“生产不如囤积”的怪现象，企业的贷款资金没有真正发挥实效。“信贷用于投机者多而用于生产者少。”私营银行大多将贷款投向自营的附属企业，以保障资金的盈利和安全，也有的用于投机牟利。三是银行信贷资金投向结构失衡。农业是经济的基础，而在抗战中，国民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贷款至1945年余额为51.2亿元，仅占3%，农业似乎被遗忘了，更甚者“他们在取得农贷后，也用于囤积居奇而不用于增加生产。”银行信贷资金不但没有很好地支持经济发展，反而对通货膨胀起到了雪上加霜的负面作用。
6.限制打压北海币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攻略
山东沦陷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山区或边远农村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并且被日军分割、封锁，呈区块状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交通不便、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为了能够长期、持久地开展抗日斗争，山东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经济、货币政策，将发展生产、物资贸易、稳定货币等举措紧密结合、整体实施，不但取得了货币斗争的胜利，还保证了军队需要、促进了民生改善，从而提振了抗战信心、凝聚了抗战力量、增强了抗战能力，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1.经济政策：发展生产、开源节流
山东抗日根据地积极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坚决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开源和节流两大方面出台了经济政策，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了根据地的面貌。
（1）双减一增。近代山东的农村，地主占有土地的大部分，占有农业产品收获的一半以上，租佃关系普遍，高利贷较多，占农民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生活非常艰难。为了既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又兼顾到地主的利益，调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1938年中共胶东党组织在蓬黄掖抗日根据地率先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普遍掀起减租减息斗争的高潮，中共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随后，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制定了“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一人养一人（或通用粮食300斤）”的最低执行标准。通过减租减息运动，广大贫农减轻了负担，增加了收入。“胶东的贫农负担从1938年的16.3%降为1945年的1.9%”。“1942年全省减租户数18294户、减租亩数39.3万亩，减租粮食320.7万斤，减息151户、减息粮食2.5万斤、减息款数11.1万元，增加工资人数40406人、增加粮食819.3万斤、增加款数2.3万元。”到1944年底，全省根据地“双减一增”村庄达1.47万个，约占全部村庄的63%。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便以极高的热情支持抗战。
（2）发展生产。为了度过困难时期，1943年春，山东分局在根据地开启了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要任务的大生产运动。通过开展劳动发家、劳动致富、劳动竞赛，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组织换工组、变工组、互助组、合作社等新型劳动生产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通过改进生产技术、精工细作、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措施，增加了农业产量；通过提倡家庭副业，如纺织、印染、运输、榨油等，扩大了农民家庭收入；通过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开展全面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兴办实业、开展贸易，减轻了群众负担，增强了自给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全省根据地公营工业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有工厂扩大了规模，又增加了许多新工厂，年末工厂数量达到88家、职工人数达到3590名、投入资金3002万元。门类包括染织、丝绸、肥皂、造纸、化工、机加工等。生产布匹1.4万余匹、毛巾1万余打、肥皂60余万条。此外，还投资125万元与民间合营金矿、煤矿，职工达到1万余人，产金1000余两、产煤1800万斤。各地群众也积极开展手工业生产，特别是纺织业增加了一倍以上，全省拥有纺车50万辆、大小织机8万台，生产土布可达180万匹以上。”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增产粮食6亿斤、扩大耕地面积70余万亩、打井5.2万余眼。山东分局及部队等机关经常性费用自给率达到50%，极大地减轻了群众负担。“1942年不同区域农民平均每月每亩的负担分别是：游击区49.39元、敌伪区23.56元、顽占区22.5元、根据地2.57元。”根据地的部分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不仅完全自给，而且还可输出销售，换回急需的军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为抗战胜利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4）精兵简政。面对抗战的严峻形势，同时为了节约财政支出，1942年1月山东分局在全省党政军民机关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通过合并、缩小、撤销等措施，减少机关人员编制、部队非战斗人员配置，节省了财政支出。通过一年的精兵简政，到年末，“全省政权机关干部共减少7000人，服装节省700万元；粮食574.7万斤，以每斤5元计算，共节省2873.5万元。”部队“裁减了5000人之多，如果按每人一年所需4560元计算，共减少2280万元。”
（5）厉行节约、惩治贪污。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山东分局眼睛向内，在党政军机关开展倡树勤俭节约、治理贪污腐化活动。时任财政厅长艾楚南在1940年8月的一次题为《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最早提出了“提倡节流、反对浪费”的意见。要求尽量节省各项开支，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反对浪费粮食，严防贪污现象发生。1941年山东分局正式提出生产节约号召、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山东党政军对各项办公费用、生活开支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关于惩治贪污现象，山东分局先后出台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条款，起到了有效警示作用。
（6）加强物资贸易管理。抗战爆发后，日军对根据地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并用兑换来的法币向根据地倾销，掠夺物资，致使根据地物资匮乏、供应紧缺。初期根据地通过商人或灰色商店（与可靠商人合营）进行外部物资采购，1941年成立贸易局（后改称税贸局），负责对重要物资进行统制，对外（根据地以外）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回急需物资。为进一步加强物资贸易管理，1943年10月29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在各级行政区设立工商管理局，主要职责是：货币斗争、贸易管理、生产建设。使货币、贸易、生产三项工作密切结合、共同发力。在贸易管理上，对内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允许根据地商品自由交易；对外实行贸易管制政策，通过税率调节，鼓励输入军需民用必需品、限制输入奢侈品，对输出品进行管制，调节剩余产品输出、禁止紧缺物资输出。在物资管理上，对重要大宗物资，如食盐、花生油、粮食、棉花、布匹等实行专营，既能对外提高价格、增加收入，又能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2.信贷政策：扶持经济、强筋壮骨
抗战时期，尤其在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中，北海银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发放各类贷款，为激活源头、促进生产、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北海银行从创建初期为219户民众和商户发放5.6万元贷款开始，发放贷款一直是北海银行的主要业务。综观抗战时期北海银行的信贷业务，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重点培植农业。由于根据地地处农村，贷款发放以农业为主。1939年至1945年农业（含渔业、盐业）贷款余额合计为18173万元，占总贷款的62.6%，主要以优惠利率发放季节性贷款，帮助贫苦农民、烈、抗、工属解决种子、肥料、农具、牲畜、水利改造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大生产运动之后，农业贷款开始大量增加，“1939年至1942年四年贷款余额合计为579.3万元，到了1943年贷款余额就达到2512万元，1945年贷款余额增加到1.2亿元。”
（2）扶持纺织业。手工纺织业主要以民间为主，解决根据地穿衣问题，是银行的重点扶持行业。在滨海区，1942年发放贷款200万元，帮助群众发展纺织业，解决布匹自给问题；在胶东，1943年春天东海地区最先开始发展手工纺织业，北海银行提供贷款280万元，纺织业普遍发展起来，既解决了根据地衣服问题，又使妇女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地位。
（3）培育工商业。抗战时期的工商业贷款是以党、政、军自办直属企业为主，其他私营业户，凡对根据地军需、民用有利或购进必需品的，经介绍也可适当给予贷款，工商业贷款利率高于农业贷款，期限一年以内。从1941年开始到1945年末，“全省工商业贷款余额为10206.8万元，占总贷款的35.1%。”
3.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繁荣经济
北海币从发行那一天起，就面临复杂的货币斗争环境，在日军打击、国民党压制、顽匪冲击下，北海银行斗智斗勇、积极应对，取得了货币斗争的完胜。
（3）联合法币、共同抗敌。西安事变之后，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与政治、军事政策相适应，货币政策也是在统一战线总框架之内制定和实施的。北海币自发行之初至1942年6月，根据地的货币政策就是“保护法币、打击伪币、取缔杂钞”。当时发行的北海币和各地临时发行的流通券，都是以保护法币信用为前提，与法币等值流通，严禁法币流入沦陷区；对伪币进行重点打击，禁止伪币在根据地流通；停止使用民生票、土杂钞，逐步进行清理。同时，加强防假、打假宣传，严厉打击假币贩卖和使用。在游击区，分散集市、划大为小、易于分散，以防范日伪对集市的破坏。主动出击，到沦陷区宣传、推广北海币，提高北海币的声誉，群众也愿意暗中使用北海币，胶东掖南县的集市上称北海币为“屋里钱”作为暗语进行货物交易，甚至有的日军据点里也在使用北海币。由于对法币的维护、支持，使这一时期的法币在市场上仍占主导地位。胶东区1940年10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当时的流通市场上，法币占40%、伪币占30%、地方杂票占11%、顽匪土票占10%、北海币占9%。
（4）独占市场、统一本币。太平洋战争之后，日军将从外地运进的和低折兑换来的法币，大量倾入山东抗日根据地，高价抢购物资，引起根据地物价暴涨、法币急剧贬值，连带影响北海币也大幅度贬值。从当年的资料看，情况很是严重。山东根据地物价变动以1937年为基期，1940年物价指数是693%，1941年陡涨到2000%。以1941年为基点，之后物价一路上涨。1942年12月25日《大众日报》报道：“最近沂蒙、滨海各地，物价陡然上涨，同一东西，在同一集上，一天即涨到五、六次之多。各种物价都比过去贵一倍到两倍的样子。”
三、北海币完胜的深层原因
综观北海币的发展历程，它走出了一条筚路蓝缕、艰难曲折的道路。北海银行人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终达胜利彼岸。北海币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同时，独特的货币政策，也是其制胜的法宝。
（一）人民性。“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北海币发行始终围绕保持物价稳定来进行，就是上述宗旨的具体体现。北海银行把稳定物价作为衡量货币发行适度与否、货币斗争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只考虑战争的需要、自身的需求，因为战乱年代人民更加渴望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稳定的生活环境。
（二）保障性。北海银行从最初的全额现金准备到后来的“物资本位”，无不体现了北海币可靠的信用基础和对社会负责的坚定信念。特别是物资准备，表现出货币政策的适用、灵活、可操作的特点，这也是新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所遵循的原则。
（三）独立性。抗战初期，北海币的发行是以法币的辅币出现在流通市场上，完全依附于法币，这是符合统一战线政策的总要求，但深受法币贬值之苦。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北海币果断脱离法币、切断联系，建立独立的本币制度，独占市场、统一流通，走出了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困境，这是与法币依靠外援、附庸外币的本质区别，胜负早已注定。时至今日，货币独立性仍具有借鉴意义。
（四）生产性。早在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论政策》一文里明确指出：“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抗战时期北海币的发行有一半以上是投向了生产建设，培植源头活水，而非解决财政困难，为根据地抗日战争持久开展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这与现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真是穿越时空的高度契合。
（五）综合性。在抗战最困难时期，通货膨胀加剧、物资极度匮乏、敌方破坏打压，北海币依然能够取得货币斗争的完胜，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项政策措施的整体运用。在第二次“排法”斗争中，将货币斗争、贸易管理、生产建设三位一体、整体发力，从而牢牢掌握了货币斗争的主动权、取得成功，成为货币斗争的典范。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六）灵活性。货币政策是一项原则性很强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招不慎，有可能满盘皆输，但它又具有灵活调整的属性和要求。在与敌斗争中，北海币不论是联合法币和脱离法币的不同选择，还是全现准备与物资准备的变换，都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作出的科学抉择，体现出货币政策洞察时局、因时而变的灵活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货币政策之灵活性仍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