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或许在现代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下，粮食的生产已经看上去不像那么艰难，但实际上，小小禾苗的背后有着万年的文化积淀，有着无数先民对于生存的渴望，有着现代科学的倾力投入和“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深切情怀。不信你回头看一下，那儿正有一位先民在稻田里望你。
在湖南的乡郊野外，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天的田野考古发掘如往常一样，并没有给人太多的惊喜，此时发掘工作已经到了尾声，考古领队袁家荣正准备组织收工撤离，他把前一天没来得及筛洗的最后一袋发掘土样提了出来……
这是1993年11月17日下午五点多，袁家荣和同事们一起对土样进行筛洗。所谓筛选，其实就是“浮选法”，是一种植物考古学里面用的田野工作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水的浮力将夹杂在泥土中的炭化物质选出来。一些植物的遗骸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万年而不腐，就是因为它们之前被火烧烤过，变成了炭化的物质。到第二洗的时候，袁家荣听见身边的同事储友信说，有稻壳，没多久吴志洪又发现了一枚稻壳。因为氧化，稻壳是黑色的。
发现稻壳的地方叫玉蟾岩遗址，位于湖南永州道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从1993年起，考古工作人员陆续在该遗址发现了数枚古栽培稻，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古栽培稻，同遗址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陶釜，由此，湖南玉蟾岩遗址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普通野生稻和人工栽培稻有着显著的区别。野生稻的稻粒容易脱落，也会有较长的芒，而人工栽培稻的稻粒成熟时不易脱落，且谷穗少芒，此外，人工栽培稻的稻粒要更大一些，产量更高，品质更好。玉蟾岩遗址出土的古栽培稻就具有“大粒性”的特征，这种稻粒长度不变，宽度变宽的变化，被认为是水稻演化历史阶段的表现。也就是说，在对水稻的驯化过程中，先民会有意选取谷粒较大、更加饱满的谷粒加以培育。
那么是谁最早教人播种五谷呢？在中国的古老传说中，有一位上古时期的帝王叫炎帝神农氏，传说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贾谊也说“神农尝百草之实，教人食谷”。这位最早将农耕技术传授给民众的农神，被尊之为“先农”，也得到人们的祭拜。祭祀先农的情形如何？2002年出土于龙山里耶的一组简牍记录了这样的内容：
“卅二年三月丁丑朔丙申，仓是佐狗出黍米四斗以祠先农。”
“卅二年三月丁丑朔丙申，仓是佐狗襍出祠先农余彻食七……”
“……头一足四卖于城旦赫所，取钱四。率之头二钱四足□钱。令史尚视平。”
“卅二年三月丁丑朔丙申，仓是佐狗出祠（先）农余彻食七斗卖□”
这些都是对于祭祀先农活动及之后售卖祭品的记录，既有祭品的数量又有售卖价格，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祭祀先农的重视，以及祈求丰收的心理愿望。
我们今天能以得知战国至秦时期的这段祭祀先农的描述，以及留存下36000多枚里耶秦简（远超以往国内出土秦简总和，且内容丰富），得益于当时的考古工作者心怀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克服各种困苦和艰难，进入到17米深的井内，不顾随时可能塌方的危险，最终坚定而及时地保护了下来。现在当地已建成里耶秦简博物馆和里耶古城遗址公园。这个偏居于湘西一隅的小小古城遗址因为秦简而倍感份量厚重，对于它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难以磨灭的印记。
湖南另一个在出土数量上惊人的考古遗址，是在湖南北部的澧县八十垱遗址，这里相比较于湖南南部的玉蟾岩遗址来说，年代要近一些（距今约8000年），但是在该遗址中却出土了近万枚彭头山文化的炭化稻谷，并且发现了类似田埂的遗迹。
正是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修正以往人们对于稻作起源地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人瓦维洛夫主张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中国水稻是由印度传入，而我国的著名农学家丁颖则提出“水稻起源于中国”的学说，七十年代，日本人渡部忠世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地在印度阿萨姆—中国云南半月形地带。在湖南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没有发掘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长江下游地区是稻作起源的一个中心，因为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稻谷和农业生产工具——骨耜，但是随着普遍掺有水稻壳的陶片在彭头山遗址出土，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彭头山遗址的水稻遗存将栽培稻的年代提前了1000多年，而后，八十垱遗址则出土了近万枚炭化稻谷。在河南贾湖遗址、浙江上山遗址等地也有关于水稻的考古发现，综合这些考古发现来看，目前不少专家认为中国最早的栽培稻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向北扩展到淮河上游地区。
既然有稻谷，就有种植水稻的地方，世界上最早的古稻田遗迹在哪里呢？还是在澧阳平原。正是在此地，一座中国最早的古城城头山古城拔地而起。城市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有观点认为是稻作的起源与发展催生了长江文明，而长江文明是以稻作文明为核心。还有专家提出了澧阳平原稻作传播路线的假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袁家荣在评价玉蟾岩文化遗存的历史地位时这样写道：“中国南方是水稻农业的发祥地，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为人类农业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说作为起源地之一足以让湖南彪炳史册，那么还看今朝就当属杂交水稻。
1865年，奥地利人孟德尔通过豌豆杂交试验揭示了生物的遗传规律，为现代育种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杂交水稻的原理正是采用不同的水稻品种进行杂交，使得优势互补，从而得到更为优良的水稻品种，产量更大就是“优良”的标准之一。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在湖南这片热土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如果说湖南地区一南一北，考古发现的古栽培稻是遥远的先民遗留给我们的神秘宝藏，那么古栽培稻和杂交水稻的一古一今，就是这把稻作文明薪火的传承接力。今年11月，第三代杂交水稻衡南示范区举行晚稻测产仪式，宣布双季稻亩产超过1500公斤，证明第三代杂交水稻实现了重大突破，袁隆平院士再次创下了新的记录。
虽然水稻产量喜人，但是古人早就告诉我们：“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今年8月，习近平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万年的水稻驯化过程，到细致入微的考古发掘以证实水稻的中国起源之说，从远古的神农氏传说，到袁隆平团队对杂交水稻的摸索，从“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到让考古“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先民的智慧、时代的精神，都要求我们必须节约粮食，杜绝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