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认识，即以人与自然互相冲突、对抗的具体形式与内涵之演变作为主要线索，我们试将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距今1万年左右，至东汉末年（公元3世纪初）。是农业社会早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人地关系形态主要表现为人类生存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然环境的局部破坏。
大量资料表明，农业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物质匮乏，食物的获取相当不易，经济体系非常脆弱，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摧残，乃至于导致经济的崩溃，从而带来地区文明的衰退。其关键在于人类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弱，而长江中游地区却又正是洪水灾害频繁而且严重的地区。在距今5800—5500年间的洪水期，江汉平原腹地的大溪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7]在距今5000—4800年间，洪水也曾使屈家岭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遗址数量锐减。[8]据文献记载，在公元前21世纪时，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始居民三苗族曾经历过一次剧烈的环境变化，并因此而陷入混乱，被夏禹趁机征服：“昔者，有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9]可以想象，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类对于自然在心理上更多的应当是敬畏，而不可能是亲近与和谐。
青铜时代人类对抗自然的能力，较之于新石器时代，并没有质的重大进步。“在青铜时代开始之前与之后的主要农具都是耒耜、石锄与石镰。没有任何资料表示那社会上的变化是从技术上引起的。”[10]长江中游地区青铜农具的出现虽然可上溯至商代中期，但其使用并不普遍，大量使用的仍然是石质农具。[11]从中商到西周乃至春秋早期，虽然在长江中游地区也出现了宏伟的城池与巍峨的宫殿建筑，土地开垦也逐渐扩大，但这主要是依靠社会资源（主要是人力资源）的高度集中、社会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的增加，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技术能力并没有根本性进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就不会有质的变化。[12]
铁农具的出现与普遍使用是人地关系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13]在长江中游地区，铁农具的出现始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晚期已得到普遍推广。铁农具的使用使农耕区域大幅度扩展，也使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成为可能，生产效益得以提高，人类在人地关系中的主动性不断提升。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地关系的基本格局，艰苦的生活环境与状态及其所导致的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仍是这一时期人地关系的主流。《史记·货殖列传》叙述西汉前中期南方地区经济生活的形态云：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執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最为核心的问题则是人类基本上还没有抵御洪水的能力。研究表明：春秋战国以至汉晋时期，江汉一洞庭平原、鄱阳平原主要表现为河湖交错、湖沼密布的地貌景观，长江中游及汉、湘、沅、资诸支流下游河道亦相当不稳定，且存在着众多的分流穴口与分流河道。因此，每当洪水来临，长江分流与其支流洪水交搏，一片汪洋；洪水退后，低洼地带积水成湖，水草丛生，淤泥阻隔，热病流行。[17]这样的自然环境显然并不适宜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所以当时人均将长江中游地区（荆楚地区）视为蛮荒之地。西汉文帝时，贾谊谪居长沙，闻“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18]。东汉末年，王粲逃亡至荆州，登江陵城楼而作《登楼赋》，其句云：“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湿之沃流。”而《七哀诗》之二首句即称：“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19]此虽为文人夸张之辞，但依然可以看出当时观念中的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平原地带乃卑湿之区，不宜居住。
因此，我们认为，从距今1万年前后农业起源，到公元3世纪初，长江中游地区的人地关系并不和谐，而是充满着紧张与冲突，这主要表现为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当然，并不是说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就没有破坏或破坏较小，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前引《史记·货殖列传》所记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特别是火耕，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不会比精耕农业更小，而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山伐”活动所带来的破坏则更大。云梦睡虎地秦简所出《秦律十八种》之《田律》中对砍伐山林作了严格规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于乱砍滥伐已带来一些生态危机。[20]当然，由于地广人稀，这些破坏只是局部的。但人地关系状况本来就是相对于“人”的生存与其生存环境而言的，“无人区”或与人类生存没有直接关联地区的人地关系是不存在的，也没有讨论的必要。
第二阶段。从汉末三国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5世纪中期）。其人地关系的基本特征是：随着人口增加和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量和索取能力日渐加大和增强。人类抗拒自然（主要表现为抵御旱涝灾害特别是洪水灾害）、利用自然的能力逐步增强，对自然的敬畏有所降低；同时。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干预也逐步加大。但从区域整体上看。还未引起自然系统的失衡与紊乱。
（2）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各省区人口数及崇祯三年（1630年）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人口数，均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有关部分推算（分别见第231～234、241～243页）；弘治六年（1493年）各区人口数及崇祯三年（1630年）南阳、陕南人口数则为作者之推算。
人口的增加给本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源，也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从而使本区人地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此期本区生产力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连种制逐步取代撂荒农作制，并向复种制发展。自东汉后期始，长江中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开始突破“火耕水耨”水平，陂塘灌溉技术得到了较大发展，连种制也逐步推广。[28]隋唐时期，在陂塘灌溉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水车排灌技术也得到推广；中唐以后，又出现了主要表现为稻麦复种的轮作复种制；[29]南宋时期，轮作复种制首先在江西地区普遍推广开来，荆湖南北路一些条件较好的地方也逐步实行。[30]这些耕作制度与技术的进步提高了集约化水平，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使农业生产向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生产发展，从而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降低了同等人口水平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第三阶段，明中叶以后至民国时期，以江、汉及洞庭湖、鄱阳湖堤防体系的逐步形成、平原湖区垸田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中上游山区的全面开发为标志。长江中游地区的人地关系逐渐进入全面紧张状态-主要表现为人类活动对本区自然环境的全面破坏以及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不断加剧。
据表3-1计算，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崇祯三年（1630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的年均人口增长率约为4.2‰，与全国平均增长率4.1‰大致持平。[45]虽然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使本区人口大幅度衰减，但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藩之乱”平定后，本区保持了长期的社会安定，给人口繁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不仅很快弥补了明清之际社会动乱造成的人口损失，而且很快超过明末崇祯三年（1630年）的明代人口峰值（3573.4万），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5470.6万；之后继续增长，到太平天国运动前的1850年，达到7704.8万，较之明末的人口峰值增加了一倍余（见表3-2）。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耕地增长速度，人地矛盾遂越来越尖锐。实际上，早在明代，江西地区“田少而人多”的现象就已相当突出[46]。到乾隆中期，两湖地区的人地矛盾也日渐突出，这主要表现为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册载人均耕地下降到不足两亩。[47]此种情形虽然在清后期因太平天国运动造成本区人口衰减而有所缓解，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自然环境的恶化特别是水旱灾害之加剧，直接影响到本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清后期至民国时期，本区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局部地区甚至出现衰退），固然有多重原因，但水旱灾害日益频繁、加剧显然也是重要一因。在平原湖区，洪涝灾害导致人口大量外流；洪水溃堤破垸则使大片垸田重新沦为湖泽，土地荒芜，地力下降。在山区，水土流失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单位面积产量呈下降趋势，人民生活愈益走向贫困。人地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已经成为制约本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注释：
[1]一般将宜昌南津关至江西湖口段的长江河段称为“中游”。本书所讨论的“长江中游地区”，即以自然地理概念上的“长江中游”为基本框架，同时考虑到历史与现实情况略加调整，主要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江西省大部（鄱阳湖流域）、豫东南唐白河流域和陕南汉中、安康、商州三地市的大部分地区。
[3]《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人地关系论”（第350～351页）、“适应论”（第383～384页）等条。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人地关系论”（第469页）、“地理环境决定论”（第27～28页）等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受威胁的未来”，第31～51页。王恩涌：《“人地关系”的思考——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等等。
[4]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了解之同情”与人地关系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中已作了辨析，请参阅。
[5]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江西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14000—9000年）、湖南道县寿雁镇玉蟾岩遗址（距今10000年）、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7600年）、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距今8000—7000年）、湖南澧县李家岗遗址（距今7600—7400年）、湖北宜都枝城北遗址（距今7000年）、陕西西乡李家村与何家湾遗址（距今7000年）发现有人工栽培稻的证据。参阅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孢粉实验室：《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探讨》，《文物》1990年第8期；何介钧：《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湖北先秦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5页；何介钧：《洞庭湖区的早期农业文化》，《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魏京武等：《从考古资料看陕西古代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关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有云贵高原说（柳子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遗传学报》1975年第1期）、华南说（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年第3期）、长江下游说（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等不同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长江中游地区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参见上揭何介钧、裴安平文，及严文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
[6]参阅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组《我国野生稻资源的普查与考察》，《中国农业科学》1984年第6期；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7]在此次洪水期之前，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曾经到达江汉平原腹地的监利福田、柳关一带，并分布于今汉水河道右岸荆门、沙洋附近的低洼地区；在此次洪水期中，关庙山类型退出江汉平原腹地，沿长江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往西到达巫山大溪，往东到达鄂东巴水、举水之间；分布于汉东丘陵地带的大溪文化袖子岭类型也沿水系向北（向上）迁移，影响所及达南阳盆地及丹江中上游地区。这说明洪水不仅给江汉平原地区的人类生存带来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对长江支流河谷地带的居民生存也带来巨大影响。参阅朱诚等《长江三峡及江汉平原地区全新世考古与异常洪涝灾害研究》（《地理学报》1997年第3期）、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鲁西奇《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聚落地理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
[8]属于此期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在整个两湖平原腹地只发现三处，且都位于地势较高的低丘上，即石首走马岭、华容车轱山、澧县城头山。参阅湖南省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3辑，1986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2期）及前揭王红星文。
[9]《墨子·非攻下》，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清光绪初浙江书局辑本，第240页。
[10]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8页。
[11]参阅徐学书《商周青铜农具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陈振裕《湖北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等。在江陵荆南寺、沙市周梁玉桥、松滋博宇山等商周遗址中均不见青铜农具，大量使用的仍然是石质农具。即使在青铜农具比较集中的黄陂盘龙城、樟树吴城遗址中，青铜农具的数量也远远赶不上石质农具。参阅《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10期，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湖北松滋博宇山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10期，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等考古发掘报告及有关分析。
[12]从现有资料看，商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生产方式与前此的屈家岭、石家河等文化时期有所进步，但并没有质的进步，仍以水稻种植为主、畜牧渔猎业并存。参阅陈振裕《湖北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胨钧等《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4页。
[1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14]先秦两汉乃至于隋，长江中游地区巫风炽盛、“信鬼而好祠”，已为学界所公认。此种风俗之形成，有复杂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论者于此已多有辨析。我们认为，这种风俗文化之形成和长期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与生存环境的恶劣及人们由此而产生对自然的畏惧有着密切关联。
[15]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之甲表3、4、7、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9、22～27页。显然，两汉时期，南阳郡在长江中游地区中人口最为密集，其元始二年的户口数超过了荆州其余六郡的总和（其中郡治所在之宛县即有47474户）；西汉时人口密度居第二位的是南郡（其人口又主要集中在江陵、宜城一带）。至东汉时，位于湘南、湘中的零陵、长沙二郡户口均有较大发展，人口密度超过南郡，分居第二、三位。而以江汉平原为主体的江夏郡则一直人口稀少。同时，在长沙国（郡）所属13县中，位于北部洞庭平原者仅有益阳、罗县二县。这说明两汉时期江汉一洞庭平原及鄱阳平原的人口远没有其周围的丘陵地区密集。另请参阅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右关章节。
[16]关于“火耕水耨”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耕作方式，日本学者西岛定生、中国学者牟发松等都有细密考究。西岛氏认为，所谓“火耕水耨”，是一种一年休耕制的直播式水稻耕作法，尚未实行插秧。牟氏认为它是南方撂荒农作制时期的水稻耕作方式，主要是在熟荒地上进行。地力耗尽以前可能连续耕种一个时期，但仍属撂荒制范畴。“火耕”就是用火烧掉荒地上的野草，然后下水播种。“水耨”是稻田除草的重要手段，但仍需刀割配合。我们倾向于牟氏的意见。参阅西岛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生等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66页；前揭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第9～17页
[17]参阅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复旦学报》1980年《历史地理专辑》）、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修桂《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蔡述明《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说是不能成立的》（《海洋与湖沼》第13卷第2期，1982年3月）、周凤琴《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谭其骧与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等。
[18]《汉书》卷三八《贾谊传》。另请参阅《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
[19]分别见《文臣注文选》卷十一、卷二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7～209、428～429页。按：王粲所登之楼，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谓为江陵城楼，而《水经注·漳水》则谓在当阳之麦城。兹从李善注。由王粲赋中可以看出，江陵以西至当阳、昭丘一带沮漳河流域地势稍东，为“坟衍之广陆”，“华宴蔽野，黍稷盈畴”；而江陵以东则为皋湿之区，“川既漾而济深”，形成鲜明对照。说明直到汉末，江陵以东平原的开发还远远落后于其西部的低丘岗地。
[2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页。
[21]参阅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5～580页。当然，并不是每一区域的人口升降均与王朝兴衰相对应，事实上，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在内的南方各地区人口的上升往往正是在王朝衰落从而引发北方人口南来的时期。
[22]表3-1对晋至元代长江中游地区人口数量的估算是非常粗略的。随着近些年来人口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的出版，对本区历史人口的推算还可以更准确一些，这里仅取其大概；同时，其中今之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均有一部分不属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范畴，因此，总的说来，本区各代实际人口数可能要比表3-1的推算少一些。
[23]其中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及宋崇宁元年（1102年）的人121数未必是本区在唐代、宋代的最高值，唐后期（“安史之乱”后）与南宋时期本区人口均有进一步的增长。参阅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247、253～265页；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宋辽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7～496、508～517、528～534页。
[24]宋代崇宁年间本区人口数是隋代大业五年（609年）人121数的4.25倍，而同期全国人口数的比值据一般估计计算不过2.2～2.5倍。如果以明末崇祯三年（1630年）达到明代人口峰值的人口数35734366计算，则其增长幅度更大。
[25]参阅前揭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第65～76页，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25～26页，魏嵩山《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第37～55页，以及宋传银《古代湖北人口发展的空间过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辑）等。
[26]参阅前揭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497页。
[27]张耒：《柯山集》卷五十《吴天常墓志铭》。
[28]参阅米田贤次郎《陂渠灌溉下的稻作技术》（《史林》第64卷第3号）、前揭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第27～30页。按：长江中游地区陂塘灌溉的兴起，或可上溯至西汉元帝建昭间召信臣在南阳“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数十处，以广灌溉“（《汉书》卷八九《循吏传》）。至东汉、魏、晋时期，南阳、汉中地区的灌溉农业已相当发达，此点由《水经注》之《清水篇》、《湍水篇》、《丹水篇》、《沔水篇》及《后汉书》卷三十《杜诗传》、张衡《南都赋》等文献中均可看出，汉中所出土的汉代陂池模型更可为证（秦中行：《记汉中出土的汉代陂池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同时，至迟至东汉中期，可以肯定连种制已经在南阳、襄阳地区之平原地带得到普遍推广。参阅前揭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第218～240页。
[29]对于长江中游地区轮作复种制何时出现及何时得到推广的问题，学术界向来有不同看法。牟发松曾引元稹《竞舟》、《赛神》二诗的描述论证唐代长江中游地区已开始出现稻麦复种制，有一定的说服力（前揭《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第46～48页），但对于此种耕作制度是否普遍推行却未能举出可信证据。从现有材料特别是宋代的有关材料看，我们认为，稻麦复种制在长江中游地区不仅唐代甚至北宋均未得到推广。参阅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8页；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6～499页。
[30]南宋时期稻麦复种制在南方推广的直接原因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此点前人早有论证。显然，就长江中游地区而言，江西接受的北方移民较多，且接近长江下游地区，故而复种制得到较早的普遍推广；荆湖南北路特别是荆湖北路接受的移民较少，且处于战争前沿地带，人口稀少，故复种制不甚普遍。参阅前揭许怀林《江西史稿》第273～277页、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4～99页、前揭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第358～363页。
[31]时至今日，江汉—洞庭平原上还残留着一些带有“坮（台）”、“墩”的地名，这些台和墩，既有天然的，也有人工堆筑的，其功能主要是躲避洪水。
[32]天门石家河城濠聚落与荆门马家垸古城的始建年代都在屈家岭文化三期，而此时正当洪水期，因此，修建这些城垣的直接动因应与洪水有关，可能主要是出于防御洪水的需要。在城址的选择上，这两处古城都充分利用地形条件，依托岗丘和自然河道，在岗丘的边缘堆筑土垣，其防洪功能显而易见。参阅《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荆门马家垸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年第7期）、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等。
[33]见《三国志》卷十八《庞惠传》，《水经注·沔水篇》。
[34]襄阳护城堤，当始筑于南朝刘宋时，见《宋书》卷四六《张邵传》、萧纲《临雍州原减民间资教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全梁文》卷九）；华山郡大堤，当位于今宜城县北境小河镇附近，亦始筑于刘宋时，见《宋书》卷三七《州郡三》雍州刺史“华山太守”条、《梁书》卷一八《康绚传》等。
[35]《水经注·江水篇》云：“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造。遵善于方功，使人打鼓，远听之，知地势高下，依傍创筑，略无差矣。”陈遵所造江陵金堤，一般认为是最早的荆江堤防。参阅李文澜《江汉平原开发的历史考察（上篇）》，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程鹏举《古代荆江北岸堤防考辨》，《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6]参阅前揭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第95～158页、程鹏举《古代荆江北岸堤防考辨》等。唐后期赣江沿岸堤防，则有元和中江西观察使韦丹所筑之捍江堤（见《新唐书》卷一九七《韦丹传》）；鄱阳湖堤，则有长庆中江州刺史李渤所筑之甘棠湖堤及太和、会昌中所筑之秋水堤、断洪堤等。参阅前揭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第81～89页、魏嵩山等《鄱阳湖开发探源》第40～41页、许怀林《江西史稿》第122～126页，等。
[37]江汉—洞庭平原垸田的兴起与发展，近年来论者已多，参阅前揭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87～134页、彭雨新与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第184～2叭页及有关论文。而关于鄱阳湖平原圩田的兴起与发展则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前揭《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第98～112页于此略有论列，认为南宋前期鄱阳湖圩田已经兴起，并已有初步发展，但未予充分展开论述。
[38]直到南宋中期，长江中游沿岸地区还未得到全面开发，江汉平原腹地还保留着大量湖沼荒地。《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记淳熙三年（1176年）臣僚言：“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汙莱弥望，户口稀少。”陆游《入蜀记》记乾道中他自鄂州西行，经沌水至监利，沿途所经“陂泽深阻，虎狼出没，未明而行，则挽卒多为所害”。七年之后，范成大自上游下行，经过同样的水路，“行过所谓百里荒者，皆湖泺茭芦，不复人迹，巨盗之所出没”（《吴船录》）。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都反映出江汉平原腹地直到南宋中期尚未开发。
[39]樊绰《云南志》（《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云：“蛮治山田，殊为精好。”向达先生注中精辟地论证了所谓“蛮治山田”，就是梯田。参阅杨德炳、王延武《魏晋南北朝时期蛮族对长江中游地区开发作用之探讨》，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17页。
[40]范成大：《骖鸾录》，见《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3页。
[41]杨万里：《诚斋集》卷十三《西归集·过石磨岭，岭皆创为田，直至其顶》。
[42]参阅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7页。
[43]王建：《荆门行》，见《全唐诗》卷二九八。
[44]参阅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26页；前揭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第150～151页；何业恒、文焕然：《湘江下游森林的变迁》，《历史地理》第2辑。
[45]1393—1630年间的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据曹树基的推算，见前揭《中国人口史·明时期》第281页。
[46]江西地区“田少人多”现象，在明前期即已见于记载。《明太宗实录》卷五七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太宗问曰：“闻江西民众而田少，农家有亦给足否？”这种情形到明中后期更趋严重。成化五年七月，吉安府上报称：“地方虽广而耕作之田甚少，生齿虽繁而财谷之利未殷……小民不得安生。”（《明宪宗实录》卷五六）。成化间丘浚在《江右民迁荆湖议》中更明确地说：“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明经世文编》卷七二）所谓“江西填湖广”之移民运动之发生的原因之一，即是江西地区的人口压力。参阅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见《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233页）、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2～93页。
[47]根据龚胜生的研究，两湖地区的人均耕地，万历初年（1570年左右）为19亩，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近20亩，此后便不断下降，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下降至不足五亩，嘉庆二十五年为两亩，此后基本维持在1.9亩上下。参阅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
[48]曹树基的研究表明，自洪武二十四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391—1776年），处于鄱阳平原腹地的九江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4‰，高于南昌府的2.6‰和江西全省的3.4‰（前揭《中国人口史·明时期》第278页）。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主要包括鄱阳平原及其周边丘陵地带的南昌府、南康府、九江府、饶州府、临江府的人口密度分别达到每平方公里172.5人、184.3人、197.2人、116.9人、223.4人，特别是临江府的人口密度居全省第一位（前揭《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709～710页）。在两湖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也是位于江汉—洞庭平原上的汉阳、荆州、安陆（承天）及岳州、常德等府（在明代中期，这些地区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可能在6‰左右），到1820年，上述五府的人口密度分别达到每平方公里252.1人、126.3人、88.8人、135.0人、106.5人（前揭《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710～711页），其中汉阳府与岳州府的人口密度分居湖北、湖南省的首位。
[49]清代湘鄂西山区及秦巴山区人口数量的增加，是与移民运动紧密相联系的。一般认为，向山区的大规模移民开始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中后期达到高潮。在此之后直至道光间，山区人口仍有稳步增长。曹树基的研究表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处于湘鄂西山区的沅州、辰州、靖州、永顺、郧阳、施南等六府州的人口密度分别是每平方公里69.6人、60.8人、53.6人、38.5人、27.5人、43.0人，而处于秦巴山区的兴安、商州、汉中三府州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则只有5.1人、6.2人、26.0人（前揭《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710～711、717页），说明湘鄂西山区大规模移民的进入主要是在乾隆中期以前，而陕南秦巴山区则主要是在此之后。自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初年（1776～1851年）的75年间，陕南地区的人口增加了3倍多。另请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张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区的开发及其影响评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50]一般认为，荆江两岸堤防在明嘉靖中即已连成一体，汉水下游两岸也在嘉靖、隆庆、万历间也逐步形成较系统的堤防；自明中后期至清前期，荆江以下长江两岸又相继修筑了四邑公堤、黄广大堤、金口长堤等，长江干堤遂渐次形成体系。参阅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一、《湖北堤防纪要》及《湖北水利志》（1988年征求意见稿）、《湖南省水利志》（1989年内部刊印本）第3分册等。
[51]一般认为，江汉—洞庭平原的垸田在宋元时期即已出现，但大发展是在明清时期：明中叶渐多，明清之际萎缩，清初恢复发展，清中叶形成高潮。其中湖南垸田发展比湖北迟，但发展迅速且面积更大，至清末洞庭湖平原垸田数量达1000余座、500多万亩；江汉平原垸田发展在清中期形成高潮并趋于饱和，清后期屡垦屡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参阅前揭彭雨新和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第186～196页、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103～134页、谭作刚《清代湖广垸田的滥行围垦及清政府的对策》（《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等。
[52]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长江中游山区的灌溉水利》，《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张芳《明清时期南方山区的垦殖及其影响》，《古今农业》1985年第4期。
[53]这突出地表现为“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出现与流传。对此谚语的传布及其所反映的经济现象，论者已多，参阅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前揭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136～188页、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第252～269页、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188～199页等。
[54]参阅张修桂《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周凤琴《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袁樾方《下荆江河曲的形成与演变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历史地理专辑”；林承坤等《荆江河曲的成因与演变》，《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5年第1期。
[55]《楚北江汉宣防备览》卷上《上湖广讷制军筹议江汉宣防略》；《荆州万城堤志》卷末《志余·疏筑备考·荆江大概情形禀》。
[56]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理学报》第22卷第4期（1956年11月）。
[57]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开穴口总考略》。
[58]参阅周凤琴《荆江堤防与江湖水系变迁》，《长江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蔡述明等《人类活动对长江中游湿地生态系统的冲击》，《地理科学》1992年第2期，及前揭彭雨新与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第254～258页、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198～201页等。
[59]参阅张国雄《清代江汉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与垸田生产的关系》，《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旱灾害与经济开发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以及前揭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第258～264页、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189～215页等。
[60]嘉庆《汉南续修府志·风俗》云：“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即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又须寻地耕种。”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不俱举。
[61]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张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区的开发及其影响评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见李根蟠、原宗子、曹幸穗主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208页；鲁西奇等《秦巴山地生态恶化贫困区历史成因分析》，《山地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