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粟在中国古代的粮食作物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唐代，粟居“五谷”之首，宋元之际紧随稻麦之后位列第三，明清时期仍是北方地区的重要粮食作物和救荒作物。
粟米一直是华夏民族的传统主食之一，古人用其煮饭、熬粥、酿酒、作醋和配药，日常生活离不开它。另外，粟抗旱耐贮藏，其救荒功能在粮食作物中尤为突出。古人对仓储备凶年非常重视，仓储的粮食又多是粟谷。《通志·食货典》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又《金史》（卷五十上）记有金代中叶以后，全国常平仓每年积粟二千七百八十六万石，米八百一十万石。在灾荒之年，政府向灾民出粜的粮食也是以粟为主。《唐会要》（卷八十八上）载：“（元和）六年二月制……闻京数之内，旧谷已尽，宿麦未登，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旧唐书·食货志》又曰：“（贞元十四年）是冬岁，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粟七万石出粜。”粟的救荒防灾功能使得古代政府和民间对粟的生产和储备不敢掉以轻心。
中国古代赋税主要有田赋税和人丁税，其他还包括各种田亩附加税和杂役，如牲畜税、渔税、茶税、贡赋等，这些赋税一般以实物、货币和劳役等形式征收，实物之中又以粟、布等为大宗。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延熹八年（165年），“初令郡国有田者，亩税敛钱”，虽然至此始有以钱代粮的规定，但对于农业劳动者来说，粟谷仍是最重要的纳税形式之一。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的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至明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粮食在税收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仍能看到用粟谷交纳租税的记载。实际上，粟谷作为税收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在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之时，这种税收形式往往盛行。
从《尚书》记载还可以看出，上古时期根据农田与王城之间的距离远近，交纳实物税的种类不一样，原则是远轻近重，粟的秸秆、穗头、谷、米皆可入税。其中，禾（粟）、稿（秸）税收形式在秦汉时仍较普遍。如《秦律·田律》规定：“顷人刍三石、稿二石。”《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曾向刘邦请求，“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
粟可以救饥活命、纳粮充税，自然就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象征，人们由此养成储积粟谷以聚财谋利的传统。洛阳烧沟汉墓出土有陶制粮仓，粮仓上有“粟万石”的字样，表示期望墓主人在阴间生活富足。20世纪70年代，湖北江陵楚故都纪南城内凤凰山秦汉墓葬所出土的陶仓中，都装有粟米、稻谷等粮食。另外，在上古时期或是社会动荡不安之时，粟还充当一般等价物执行货币功能，其本身就是财富的代表。
▲汉代陶仓手绘图
▲汉代陶仓内稻谷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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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层面
1．关于粟的典故传说
2．语言文字中的粟作文化
粟之寓意和谶纬。粟由于自身特点蕴含或被赋予了各种意旨和寄托。由于粟在粮食中占据首要地位，故常常和“菽”“稻”等搭配，组成“菽粟”“稻粟”等词语，作为粮食的代称。《国语》卷十《晋语四》曰：“黍稷无成，不能为荣。”此外，含有粟类作物名称的成语大多数有明确的出处，其中一些成语今天仍较常用。粟还是古代重要的作物、百姓必备之口粮，又被赋予各种寓意，往往成为诗歌创作的一部分，或寓情于景或咏物明志。
3．“贵黍而贱粟”的中国古代饮食习俗
黍为先秦佳肴，常出现在古人待客的宴席上。《论语·微子》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遇见隐者，隐者“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管子·轻重》载：“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谷之美者也。”汉代文献《淮南子·时则训》亦有天子“以雏尝黍”、天子“食黍与彘”的记载。与黍在餐桌上的尊贵地位相比，粟在古代常用来指粗鄙食物。《礼记·玉藻》中记载：“逢子卯，稷食菜羹。”这里说“子卯”是指“甲子”和“乙卯”，分别代表夏末代君王夏桀和商末代君王商纣的灭亡日子。桀和纣都是腐败奢侈的帝王，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礼记》特别指出，在这两个帝王灭亡的日子要“稷食菜羹”以自戒自贬，劝帝王要清廉，以免走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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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层面
粟作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的生态文明遗产。农史学家游修龄指出，中国的农业哲学观是从“天雨粟”的神话传说发展成为日益完善的天人合一及天、地、人“三才”说。“三才”理论是华夏民族在长期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述：“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在“三才”理论中，人既不是天与地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者和调控者。因此，传统粟作经验的核心和灵魂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粟作中的“三宜原则”。种谷的原则是，因时宜因地势定深浅定耕作方法，并根据作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不同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这是在物性可变论下的“三宜”原则（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的具体运用。
第二，用地养地相结合的耕作措施。传统粟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展起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改善农业环境，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粟作起源的黄土地带，在地理条件上不同于其他发明农业的地区，表现在气候恶劣、降雨少、植物资源的相对不足以及地块零乱不整。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季干旱多风，土壤水分容易蒸发的劣势，人们逐步探索出了一套“耕—耙—耢—压—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体系。贾思勰总结了“谷田必须岁易”的经验（《齐民要术·种谷》），指出谷子在连作时“莠多而收薄”，就是杂草多而产量少。为了消除连作障碍（连年种植一种作物的弊端），传统粟作一直采用轮作套种制，具体包括了禾麦与豆谷轮作复种、间作套种、换种；掌握需水规律，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农谚“谷子拖泥秀，还要太阳炙”，反映了谷子从抽穗（秀穗）期到成熟期间的不同生理需求。我国历代农民掌握并利用粟黍的需水规律，使得旱地谷田充分利用自然雨水，获得高产。
第三，利用生态方法防治害虫。农谚云“不怕苗儿小，就怕蝼蚁小”“谷没没坐根，蛴螬攻断根”。蝼蚁、蛴螬都是谷田的地下害虫。华夏先民从长期的耕作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害虫对粟类作物的危害，并采取了人工防治、生物防治、药物防治等多种措施。传统粟作的栽培技术，如深耕翻土、耕除杂草、轮作倒茬，均有避免或抑制虫害的功效。害虫尚未化蛹的春天是消灭害虫的最好时机，处理根茬是消灭谷田钻心虫的最好办法，正如农谚所说“谷田根茬拾个净，来年少生钻心虫”“露心乌霉拔个净，来年地里就干净”。露心指谷子白发病，乌霉指谷子黑穗病，均是谷子主要病害。这两种病株一旦被发现应立即拔除，连年拔除效果最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