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经济结构从重生产轻消费的重工业基础建设，转向轻重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合理发展；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两步走目标，达到小康水平，社会消费不断升级；当前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变迁，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上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的是生产力均衡布局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客观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偏差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改革开放在探索试验中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蓝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自此，中国拉开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特区建设和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由萌芽、建立直至日臻完善。
“大包干”改革，激发了中国农村民营非农产业蓬勃发展
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全国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改革，这实质是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经验扩展到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财政收入的竞争，也为各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政策和制度空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由农村改革全面扩展到城市改革，掀开了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高潮，也推动了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
在那个改革开放的青葱岁月，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激发个体积极性的成功发展模式，诸如福建的泉州模式，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广东的中山模式、东莞模式，天津的静海大邱庄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一个共性是都注重非农经济发展，发展中都注重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
随后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殊途同归，成就了长三角成熟的江浙经济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家提出了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苏南藉此机遇成功地走向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浙江轻工制造则更多地参与到全球贸易中。江浙民企开始“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不断升级，自身的城市化不断提升，城乡统筹亦不断改善。
从特区建设到全方位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蓝图初现
与农村改革大致同步，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步伐。1980年5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以此为起点，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展。配合对外开放带来的机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由原来的偏重工业转向重视轻工业的发展，这为沿海地区开始发展成为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基础。长三角的江浙乡镇企业、个私民营经济，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和来料加工，闽南三角的纺织服装制造，等等，其发展和兴盛都得益于沿海开放和国家重视轻工业的发展。
1984年5月，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1985年2月，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确定以及在这些地区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是这一时期国家在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战略举措。这种政策上的优势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包括轻工制造业的集中直接落地，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实质就是抛开所有制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进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成分和资金技术要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在沿海地区的先行，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陆省份要求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发展机遇的呼声高涨；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极大提高，内陆省区提出了希望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强烈意愿。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趋于缓和，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逐步发展繁荣起来，促进了边境省份的经济发展，于是边境省份和中央政府都把发展边境贸易作为振兴边疆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沿边开放”与“沿江开放”的提出，加上沿海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在空间上开始了“三沿开放”，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
改革开放形成了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历了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攀升的经济结构提升过程。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GDP比重约30%，到2007年下降到10.97%；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1983年以后迅速上升，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18年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第一产业7.2%，第二产业40.7%，第三产业52.2%；各自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8%和60.1%；显然，服务业和工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我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的排不进世界前10位，实现了从2010年开始稳居全球第二位的历史性飞跃；2018年中国GDP总量超过90万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8年的64000多元，增长了近200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农业与服务业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以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以乡镇工业的发展为主体和动力，以农村人口非农转化与空间集聚为特征。农村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集聚中心——工业城镇。江苏的苏南和浙东北的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走的就是这样自下而上乡镇企业发展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道路。尽管这一地区农村乡镇集体工业的早期发展也得益于城市国有企业中的技术扩散，特别是当地农村历来有人在上海和杭州等周边大城市国营企业中做技术工人，这部分技术工人在退休以后回流苏南农村和浙东北农村，形成江浙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最早技术动力。毫无疑问，这种来自农村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制度创新的动力，配合来自城市的技术扩散的支持，使得乡镇工业发展迅猛，直接带来苏南和浙北的农村工业集聚和农村城市化。
这一时期，珠三角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区域城市化更多得益于香港加工制造业的转移落地。而闽南三角的泉州、晋江、石狮等地，则是在农村一些人口较集中的村落形成纺织、服装、玩具等的非农产业生产和集聚，推进当地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远在黑龙江的漠河因为靠近俄罗斯远东地区，边境贸易的发展带来生产加工企业的落地，这一地区亦很快形成民营制造企业集群优势。
1978年到1992年的乡镇工业化，主要是轻工业产值连续上升，重工业投资有所压缩，资源向农业和轻工业倾斜，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生活。1981年我国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50%，反映了改革开放初侧重发展轻工业，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造成的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况。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我国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由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0116.9亿元，反映了农村乡镇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强劲发展。
市场化改革目标的明确与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发展是从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镇化起步的，但基层的制度创造还是需要政府在大的制度环境和导向上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安排。中国政府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向纵深发展。政府需要放松对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控制，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政府需要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提高城市对经济的规模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
规范市场建设与管理，提供公共产品。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借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东风，浙东北地区对乡镇企业进行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学习温州个私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结合的经验，政府在原来乡镇工业形成的产业基础上引导发展块状特色经济；政府主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地方区域接轨周边大市场的交通条件，充分利用周边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浙东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豫东豫西、西北内陆、西南边陲，各地都陆续拉开了学习浙江市场建设经验的步伐，加快了本地市场建设。重点是扩建小商品市场、新建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功能，加强地方区域市场与全国大市场的对接，促进区域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对接，使市场能够对区块特色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各地积极进行块状特色经济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积极促使特色区域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随着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开发区建设，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同时，开发区各有关涉外部门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得我国的投资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始，开发区在我国很多地方，已经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开发区建设带来外向型经济崛起，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拓宽了地方区域城市化的空间与视野。
这一时期，全国各类开发区数量增长惊人。这一方面说明各地开放型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开发区建设过多过热的发展乱象。原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10月开始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经半年多整顿，到2004年4月，全国6000多个开发区已有3000多个被撤销。在整顿的同时，各地发现土地违法行为数十万件，收回土地面积5878.4公顷。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如此数量规模的发展，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本无法想象的。
建设大都市圈，提升重化工业化和经济的服务业化
大都市型的城市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业型城市，其经济集聚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更加强大，产业的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比例适度均衡，产业竞争力强，重工业比重与服务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
改革开放的前半期，工业化主要集中于轻工制造业的集聚和规模扩张，既增加就业，又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偏重重工业、国防工业造成的轻重工业失衡，弥补轻工业发展的不足和解决轻工产品的短缺、匮乏，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我国社会主义消费品生产已经由短缺转为供给过剩。那时的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大限度地增加出口，这可以是我国化解过剩产能的一个途径。
而消化产能的另一个更主动路径是推动城市化更高水平的发展，建设大都市和都市圈，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更大规模投入与产出。目前，我国的大都市圈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武汉地区、长株潭地区等，这些大都市圈规划的主要考量是加强都市圈中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紧密协作，加强城市群、城市带的联动，以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前，全国在都市圈战略安排下，共规划有19个国家级城市群，这其中有三个成熟城市群，分别是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要稍稍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当然，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发展。
这些都市圈、城市群的规划，加上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等规划，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布局和经济发展的梯度雁阵式安排，是我国都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这些都市区、城市群、经济带的建设本身，对基础设施需求很大，对自身服务业的比重提升亦有明确诉求，都直接推动重化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平衡我国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的合理经济结构比重。
都市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更高阶段，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同时，也实现了大量农民由农村自然村落居住方式转而变为城市社区集中居住，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对于服务业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生活性消费升级，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也带动了重工业发展。1993年以后，为了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我国再度进入重化工业化时期。进入新世纪，“十五”“十一五”开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区都进军工业化中后期，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重化工业园区和大型基础工业基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更高水准的工业化道路，打造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日臻成熟
新中国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开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十分艰巨的伟大工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去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了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步勾画了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新的奋斗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入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还是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都面临新的考验，有许多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病”需要解决。诸如如何破解资源、环境的约束阻碍发展的矛盾，如何打破产业结构长期传统低级化的循环怪圈，如何实现区内、区际和国际的经济整合协调，等等，都是需要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要求的进一步科学和规范，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也在“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社会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走进国人的生产、生活，体现了贯彻人与自然及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中国开始走上了更加包容性增长的开放经济发展道路。
市场经济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带动经济增长
市场经济丰富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
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乡镇工业集体经济、个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渐次走到发展的前台，使得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社会的商品、物资和服务日渐丰富，就业与民生收入同步增长，百姓消费也随之改善。今日中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昔日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为标志的千元级商品，提升到住房、汽车、家电、电脑等大宗商品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消费级别。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大家电不断更新迭代，手机、电脑现在是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必备，电子可穿戴设备也正日益流行，信息消费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消费和机器人服务也开始走进寻常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些变化正说明中国在经济取得成功发展的同时，消费也在不断升级。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个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抑或是经过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这些不同经济体的企业，都已按照公司制要求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实现了法人治理结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企业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创造了一个开放、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做强国企，还是壮大民企，亦或是做大外企，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
“吃饭+穿衣”的生存型、温饱型消费，带动轻工制造业规模发展
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使得中国在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群农民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制度安排的创新激励，就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大量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纺织、食品、服装、小五金、小塑料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等轻工制造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大量吸纳了农村劳动就业人口。苏南乡镇企业、温州个私家庭作坊、珠三角来料加工等模式，迅速在沿海地域集聚规模扩张。纺织、服装、食品等传统制造业，起初是解决国人的消费，而随着90年代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推行企业自营贸易，这些制造业企业集群迅速获取国际市场的贸易份额，形成长、珠三角轻工制造业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长、珠三角传统制造业集群，更加强化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名号。
“住房+出行”的改善型消费，带动房地产、交通和通讯等产业壮大
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既改善了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也推进了城市化建设，给地方政府带来充足的财力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及改善民生。房地产还带动上下游几十个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经济带动效应非常巨大。
交通运输、通讯、旅游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关联产业增长效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光纤宽带网、移动通讯网络都居于世界领先行列，我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5G网络通讯技术，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消费满足感、幸福感。中国的高铁如今将城市串成线，形成同城生活，并以线带面，推进了城市群、城市带和都市圈的联动发展。
文化休闲、体育健康类消费，带来文体产业和健康产业繁荣
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是现代都市人民生活娱乐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乐于观看欣赏体育赛事，乐于体验健康休闲娱乐活动，乐于参与运动健康休闲趣味活动，这些都是体育健康类消费需求，也是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的消费增长，带动了我国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的大发展。
智慧生活与手机支付的享受型消费，激发新经济的成长
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应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慧医疗、智慧办公的推行，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消费体验和消费幸福。特别是我们的手机支付已经非常普及，这使得互联网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提供个人金融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金融支持，享受信用消费，更好地支持保障创新、创业、投资和生活，激励全民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焕发强大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调结构、补短板，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健康、美丽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多边贸易自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等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重申和强调的。2018年11月1日总书记在其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正名，为民营企业家鼓气。个体和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也必须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持续艰难探索，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与要求也是高度契合的。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制度和管理经验。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更要保持清醒，正确评估和预判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阻止中美关系走向对立或交恶。我们要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开拓其它国家经贸合作的市场和空间，最大限度减少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社会主义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理念，也包含了充分激励个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的思想实质。我们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用前进的、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学习领会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奋力前行，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
一、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新中国诞生时，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达到412119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80万和90万亿元大关，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二）财政实力由弱变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建国初期，我国财政十分困难。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62亿元，1978年增加到1132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000亿元。进入新世纪后，财政收入实现连续跨越，2012年达到117254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达到183352亿元。1951—2018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5%，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13.6%，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外汇储备相当紧张，1952年末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1978年末也仅为1.67亿美元，居世界第38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稳步增加，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
二、从结构单一到百业兴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基础作用不断加强，工业主导地位迅速提升，服务业对经济社会的支撑效应日益突出，三次产业发展趋于均衡，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一）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综合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生产基础单薄，“靠天吃饭”现象明显，粮食产量较低。上世纪60—70年代，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推进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61223万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397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86342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机械化程度持续提高，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其中谷物、肉类、花生、茶叶、水果等产量持续位居世界第一。回首7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52年的18万千瓦提高至2018年的10亿千瓦，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6万公顷扩大到2018年的6810万公顷，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二）工业体系逐步完善，多项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建国之初我国工业部门十分单一，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加工业，大量工业产品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我国工业化的大幕，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初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之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宝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进入腾飞期，2012年工业增加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38.2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日益增强，并逐步向中高端迈进。2013—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1.7%和9.5%。目前，我国已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4倍；钢材产量11.1亿吨，增长8503倍；水泥产量22.1亿吨，增长3344倍。电子信息产业应运而生，实现快速发展。2018年，移动通信手持机和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达到18.0亿台和3.1亿台。
（三）服务业蓬勃发展，满足生产生活需求能力不断提高。建国初期直至上世纪70年代，生产资料行业优先发展，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195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仅为195亿元，到1978年也只有905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随市场繁荣而日益兴旺，进入发展快车道。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469575亿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51.0倍，年均增长10.4%。其中，交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9.0%、10.1%、10.3%和12.0%。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保障就业、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
（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以依赖单一产业为主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占比较高，工业和服务业相对薄弱。195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0.5%、20.8%和28.7%。上世纪50—70年代，随着工业化建设推进，第二产业比重不断提升。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27.7%、47.7%和24.6%。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业基础巩固加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12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协同发展。201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7.2%、40.7%和5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2%、36.1%和59.7%。
三、从瓶颈制约到优势支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实现重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交通邮电快速发展，基础产业地位不断巩固，能源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交通运输发展成就斐然，综合运输网络四通八达。建国初期，我国交通十分落后。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逐步加快，交通网络日益完善，运输能力和效率明显提升。交通线路长度随现代化建设成倍增长，2012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里程分别比1978年末增长0.9倍和3.8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服务保障能力大幅提升。2018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比1949年末增长5倍，其中高速铁路达到2.9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60%以上，以“四纵四横”为主骨架的高铁网基本形成；公路里程485万公里，增长59倍，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18年末达到14.3万公里；内河航道里程12.7万公里，增长72.7%；定期航班航线里程838万公里，比1950年末增长734倍。
（二）邮电通信水平全面提升，现代信息通信体系加快构建。建国初期，我国邮政通信发展水平很低，邮路总长度仅为70.6万公里，长途明线仅为14.6万对公里。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邮电通信业规模不断扩大，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信息化网络化后来居上。2018年末，全国邮政营业网点27.5万处，比1949年末增长9.4倍；邮路总长度985万公里，比1978年末增长103%；光缆线路总长度达4358万公里。党的十八大以来，邮电通信全面发展，“宽带中国”建设加快实施，2018年移动宽带用户达13.1亿户，已基本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动宽带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方兴未艾，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三）能源供给能力大幅提升，基础保障作用日益增强。建国初期，我国能源供给严重短缺。1949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只有0.24亿吨标准煤，远远满足不了国内需求。经过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努力，我国能源供给能力明显增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源供给体系。2018年我国能源生产达到37.7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58倍。2018年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9亿千瓦，比1978年末增长32.3倍。党的十八大以来，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清洁能源利用大幅增加，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生产比重从2012年的15.3%上升为2018年的23.5%，我国成为全球非化石能源的积极引领者。
四、从城乡分割到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稳步实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逐步形成，不同地区比较优势有效发挥，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旧貌换新颜。
（一）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建设多姿多彩。建国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1978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仅为17.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6%，比1978年末上升41.7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制度推进实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断提高。2018年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3.4%，比2012年末提高8.0个百分点。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逐步加速，城市数量持续增加，城镇网络体系不断完善。1949—2018年，城市数量由132个发展到672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由65个增加到297个，县级市由67个增加到375个；建制镇由2000个左右增加到21297个。
（三）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带蓄势崛起。建国初期，我国地区差距很大，工业基础薄弱，且都集中在“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城市。上世纪50—70年代，在工业化建设中，生产力布局逐步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率先发展等地区协调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区域发展新空间不断拓展。2018年，东部地区[1]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2.6%，比1978年上升9.0个百分点。中西部后发优势不断显现。2018年，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1.1%和20.1%，分别比2000年提高1.9和2.7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扎实推进，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
五、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经贸往来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抓住全球化机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再到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显著拓展。
（一）贸易大国地位日益巩固，货物贸易规模跃居世界首位。建国初期，我国外贸落后失衡，进出口规模十分有限。1950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11.3亿美元。上世纪50—70年代，进出口略有扩大但仍处于较低水平。197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居世界第29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201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6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223倍，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服务进出口总额7919亿美元，比1982年增长168倍，居世界第2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多边经贸关系和区域经济合作全面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效果显现。2016—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增速持续快于全部进出口。
（二）引进外资大幅增加，日益成为吸引全球投资的热土。建国初期直至上世纪70年代，我国利用外资渠道单一、规模很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准入不断放宽，投资环境持续优化，引进外资规模大幅增加。2018年，我国实际使用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1350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146倍，年均增长15.3%，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1979—2018年，累计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20343亿美元。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不断拓展，服务业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2018年达68.1%。
（三）对外投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参与国际分工能力明显加强。建国以来至上世纪70年代，我国只有少数企业开展对外交流。改革开放以来，外贸迅速发展，带动了企业逐步走出去。进入新世纪，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1.3倍，年均增长28.4%。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18年为156亿美元，占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额的13%。
六、从发展落后到创新驱动，科学教育事业欣欣向荣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教育普及程度逐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人才队伍日益壮大，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一）科技实力显著增强，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建国初期，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落后，科研人员和机构短缺，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专门科技机构仅有30多个。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科技事业，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体系初步建立，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成果，但科技总体水平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一系列重大科技计划出台，产学研结合不断强化，科技领域投入持续增加，带动创新产出不断扩大。2018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1995年增长55.4倍；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8%，比1995年提高1.61个百分点，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2018年末，全国有效专利达838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160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1.5件。我国自2013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连续6年和8年居世界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卫星导航等诸多领域取得重大成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不断显现。
（二）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高，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建国初期，我国教育水平低下，人口文化素质差，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全国80%以上人口是文盲。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重视发展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义务教育不断完善，高等教育逐步加强，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2018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2831万人，比1978年增长32倍；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9.6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进展，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达到10340所。教育事业发展有效提升了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资源。
七、从相对滞后到全面进步，社会事业繁荣昌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大力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医疗卫生体系逐步完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硕果累累，环境保护日益加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
（一）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国家软实力明显增强。建国初期，我国文化事业发展落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广播、图书、报纸等严重不足。上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总体上仍难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体系逐步建立，文化事业实现快速发展。2018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3个，比1949年增长56.7倍；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9.3%；全年出版各类图书95亿册（张），比1950年增长34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文化软实力逐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汉语学习热潮在众多国家兴起。2018年末，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
（三）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竞技体育迭创佳绩。建国初期，我国体育发展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上世纪50—70年代，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竞技体育取得突破。1956年，举重运动员陈镜开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959年，容国团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我国体育代表团所获金牌数首次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1949—2018年，我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3458个。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各种健身场所迅速兴起，有力促进群众体育运动开展。近年来，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6平方米以上，近4亿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我国运动员在各项国际比赛中捷报频传。
八、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不断改善民生，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增加居民收入，逐步提供社会保障，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
（一）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逐步改善。新中国成立前，经济凋敝，城镇劳动力多数处于失业状态。1949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1808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仅有1533万人，城镇失业率高达23.6%。上世纪50—70年代，通过积极发展经济，我国就业状况逐步改善。1978年末，我国就业人员达到401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9514万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就业优先政策实施，我国就业总量大幅增加，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2018年末，我国就业人员增加到77586万人，其中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7.6%和46.3%，比1952年末分别提高20.2和37.2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新兴就业岗位不断涌现，第三产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就业形势稳中向好。2013—2018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连续6年超过1300万人。
（二）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之初，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很低。195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98元，人均消费支出仅为88元。由于人口增长快，积累和消费关系不合理等原因，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为171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51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24.3倍。随着收入较快增长，居民消费能力显著提升，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853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9.2倍；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降低35.5个百分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加，居住条件显著改善。2018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彩色电视机拥有量分别达41.0辆、121.3台，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彩色电视机拥有量分别达22.3辆、116.6台，比改革开放初期大幅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2018年已下降至2.69。
（三）社会保障不断加强，织就广覆盖的民生安全网。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保障尚属空白。上世纪50—70年代，开始由国家和单位对城镇职工提供劳保等一定福利，并由集体对农民实行少量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建，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2018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1848万人，比1989年末增加36138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9643万人，比1994年末增加11675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23868万人，比1994年末增加22046万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
（四）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对全球减贫事业贡献巨大。新中国成立前，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贫困如洗。上世纪50—70年代，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农村贫困问题始终突出。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和扶贫开发大力推进，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2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至989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0.2%。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力度进一步加大，精准脱贫政策陆续出台，尤其是脱贫攻坚战大力推进，贫困人口脱贫明显加快。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过去6年共减少823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过去6年下降8.5个百分点。我国农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灭绝对贫困，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
风雨砥砺不忘初心，春华秋实继往开来。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勠力同心，奋斗不息，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意味着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历时28年之久的军事较量终于决出胜负。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取胜这个现实，有些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人进得了城市，却管不了城市。他们打天下能得90分，而治理经济却要得0分。进入刚获解放的城市后，熟悉农村泥土和作战用的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看到它们混乱状况，的确有些发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制定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发展目标，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工业建设，加速了中国的初级工业化进程，巩固了社会主义新政权，维护了国家安全。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多元经济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全球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客观上又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于是，我国进行了第二次经济体制选择，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虽然说建国后两次经济体制选择存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观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有一段非常精辟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经济体制选择：一是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市场经济，每一次选择都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以科学发展观来重新审视建国以来两次经济体制选择的历史原因，也许会给人们一些新的启示。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时代背景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何种经济体制并不是完全由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该国家的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历史条件决定的。建国初期，我国之所以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由建国初期的生产力状况和实现初级工业化目标决定的。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从一个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地半封建的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改变这种畸型的工业体系和贫穷落后的中国面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这就决定了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既要适应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又要保证工业化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是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要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经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举全国之力，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加速初级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计划经济是经济落后国家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的有效手段。建国初期的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必须从加强重工业起步，才能加速初级工业化的进程。
再次，建国初期的经济基础为计划经济的实行提供了可能性。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特点，即封建官僚占整个社会工业的大头。二是数量不多的企业为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三是建国初期计划经济选择也出于国家安全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政权的考虑。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建国后，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也逐渐减弱，并开始在某些方面和环节阻碍中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
其次，实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客观条件。
再次，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认识上的重大转变，也为我国第二次经济体制选择铺平了道路。
总之，一个国家采取何种发展模式，决定了该国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是复杂的、客观的、动态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综合运动的结果。虽然这种选择也存在着人为因素，但任何主观因素必然受客观条件支配，偶然性背后有必然性在起作用。无论是计划经济的选择，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都具有历史必然性。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站在不同的历史高度，紧密结合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新需要，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才能对建国以来的我国两次经济体制选择作出客观公
正的评价。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那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过着贫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70年经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诸多重要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再到新时代提出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党总能顺应时代潮流，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从推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到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总能发挥其他政治力量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创新发展理念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高储蓄率引致高资本形成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本。中国人历来具有储蓄的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使投资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村富余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本，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综合动力。我们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主体的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外开放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历程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积极引进和利用国际上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资本，坚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本和技术缺口，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今后，应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注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