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报道的最大一颗水稻“卫星”。报道说：
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成功地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钱的高产新纪录（当时1斤为16两――引者）。这块高产田面积一亩零七厘五，黑壤土，二等田，共收干谷140217斤4两。
这颗超级大“卫星”是这样发射升空的：
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早稻每亩36956斤的“卫星”放出后，广西环江县委主要负责人决心放出一颗更大的“卫星”，并提出了“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的口号。环江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柳州地委一些领导的支持。地委有一位领导还暗示说：“湖北亩产3万斤的卫星是把多亩稻子移并到一块地里的。全国卫星一亩没有10万斤恐怕放不出去。”
这年9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报喜说，将要发射一颗亩产超过10万斤的中稻“卫星”。自治区和地区对此十分重视，特地向各新闻单位和有关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请其进行现场采访，还组织了一些部门的干部以及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有关教授、专家，组成了验收团进行现场验收。
浮夸风带来的历史性灾难
1958年放出的各种“卫星”难以数计，但基本上都是按这样的程序放出的。这样放“卫星”的结果，不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助长了各级干部弄虚作假的作风。在放“卫星”的过程中，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干部社员，被当作“保守派”、“观潮派”而被压制甚至遭辩论批斗，而那些制假造假者反而被提拔重用（麻城建国一社的社主任在“卫星”放出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区长，并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因放“卫星”有功，被提升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西平和平社的社长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还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伴随放“卫星”的是浮夸风盛行，造成了1958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特大丰收的假象。于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这样荒唐的言语，竟出现在党报党刊上，以至于想当然地认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地步，并提出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紧随而来的所谓“三年暂时困难”成因虽然很复杂，但以放“卫星”为特征的浮夸风，无疑是造成这一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