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是浙江省浦江县的一座不知名的小土丘。2000年秋冬之际，这里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定名为上山遗址。经碳十四测年，遗址年代距今约11000年至8500年。2006年11月，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被命名为“上山文化”。
2007年至今，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陆续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4处。分布区域以钱塘江流域的金衢盆地为中心，向南至灵江流域。区域面积约2万多平方公里。这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为密集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约10000年前，钱塘江上游及附近地区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如此规模的上山文化遗址群？答案是这里发现了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农业起源是人类文明史中的重大事件，它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与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上山文化的聚落群特征，所呼应的正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也称之为“农业革命”。
这是有依据的。在上山文化遗址群中，普遍发现了水稻栽培、水稻收割、水稻脱壳、水稻食用的物证。比如，通过对小穗轴落粒形态、细胞植硅体、米粒长宽比等特征观察，植物考古学家确定遗址中发现的稻遗存为经过了驯化的栽培稻。又比如通过微痕分析，在遗址出土的石片石器的刃部发现了“镰刀光泽”，确定这就是水稻的收割工具。还有，上山文化诸遗址中，普遍发现石磨盘、石磨棒，这是配合使用的组合工具，相互磋磨，能有效将稻谷的外壳除去，加工出大米。
上山文化的村落定居证据，则主要体现在用来居住的房址和作为村落界址的环壕的发现。尤其是被称为东亚地区最早的环壕，反映了由此开启的漫长农业社会对土地的拥有意识和家园意识的出现。
上山文化与上山文化遗址群的横空出世，正是“农业革命”带来的崭新气象，这一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形成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以浦江上山遗址为命名地的上山文化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上山文化万年水稻起源、发展的证据，是对世界农业起源认识的一次重要修订。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题写“万年上山，世界稻源”，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誉之为“远古中华第一村”。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是对上山文化价值意义的简明概括，也是对上山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中特殊地位的高度评价。
因此，“东亚中心”的最重要一翼是“长江中下游中心”，这个概念的首功归于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学术界一度认为河姆渡遗址就是稻作农业的发祥地，但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与西亚地区的早期农业遗址比较，年代的弱势较明显。
因此，可以认为，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文明的先进区域。这里的早期农业遗址与西亚早期农业遗址的年代相近。稻、麦两种分别哺育了东西方文明的粮食作物很可能在距今10000年之际同时诞生、并行发展。
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在其经典的关于“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的论述中，认为农业起源是文明形成的开始，而城市出现则是文明形成的标志。以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以稻作文明为发展主脉，其起源优势和发展的延续优势，造就了钱塘江—杭州湾—南太湖区域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版图中的突出地位。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认识是：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上山文化遗址无疑是“奠基”阶段中华文明的代表性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重要的具有观念形态分析价值的遗存现象。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而彩陶纹饰中出现太阳纹和线条组合极似“卦符”的神秘图案。太阳属于天象系统，在解析中华文明时，“观天象，授农事”被视为知识体系与礼仪体系形成的重要源头。上山文化的彩陶“卦符”，其中之一被研究者释读为“雷地豫卦”，它是否是后世“八卦”系统的源头？鉴于《周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