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水稻与番薯玉米等作物放到“大历史”中去诠释新闻频道

中国现有农作物约600种，其中本土农作物约300种。除了明清时期引进的玉米、土豆、番薯等，其他粮食作物基本来自我国主要农业区。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便逐渐开始了对本国农业史的研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有关我国农业史的普及读物长期欠缺。因此，东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国科技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昕升博士撰著的《食日谈：餐桌上的中国故事》（以下简称《食日谈》），便弥足珍贵。作者近年已出版过《中国南瓜史》《番薯的故事》《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等6部专著，这位“南瓜博士”也是B站上的人气Up主。

作者也真正将这样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了本书之中，重点探讨所谓“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和“美洲作物决定论”。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北方至迟在魏晋时期，南方至迟不超过南宋，便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旱地和水田耕作体系。技术形态在此基本定型，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影响至今。我国北方种植制度多是两年三熟、麦豆秋杂或粮棉、粮草畜轮作，南方则多为水旱轮作。种植制度的差异导致了地域饮食文化的差异，南方吃米、北方食面的差别最为明显。正是种植制度和饮食文化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造就了所谓“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

作者认为，由于口味、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国人适应新作物的过程相当缓慢，外来作物发挥影响往往要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缓冲。“美洲作物”研究能有今天的局面，应归功于20世纪著名旅美华裔史家何炳棣先生。近些年出现了过分夸大“美洲作物”的言论，作者称之为“美洲作物决定论”，他认为何炳棣先生早年创造性地指出了清代人口增长与“美洲作物”之间的关联，但并未刻意夸大“美洲作物”的意义。

作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代表，不少论者深信，番薯对于明朝的生死存亡起着决定性作用。明朝亡于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则起于天灾人祸。如果当时番薯、玉米等作物能够在全国推广，百姓赖以活命，或可不生民变，明朝也可存续。这一观点影响甚巨，而且多有论著宣称正是“美洲作物”的推广才导致了清代的“人口奇迹”和“人口爆炸”。李昕升基于长期深入研究，不认为“美洲作物”未能推广是明朝灭亡的原因：“朝代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算这些高产粮食作物都传播了，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如小冰期、通货紧缩等。”事实上，番薯、玉米清末已在全国普及，可结果，清朝还是走向了灭亡。

对于清代“人口奇迹”“人口爆炸”之论，作者认为当时人口增长的成因极为多元，不应单纯将“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放在一起讨论。比如，清代人口出生率大涨，死亡率随之下降，必定导致人口增加。康雍乾时期气候温和稳定，也利于人口稳步增长。清朝强化了地方统治，巩固和开拓疆域，吸纳各民族人口，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样推动了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明清易代对地主阶级造成沉重打击，形成所谓“人口真空”，由此造成了地权的分散，提高了佃农的地位；且有清一代，农民对荒地的垦殖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利于容纳更多人口，在籍在册之人数遂大大增加，也有助于造成清代人口数突然暴增这一局面。

由此，作者得出了新观点：虽然“美洲作物”的传入给明清时期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但不应对“美洲作物”过分推崇，彼时中国养活规模庞大的人口主要还是依靠本土作物水稻——水稻支撑着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如果连水稻都未能阻止封建王朝的灭亡，则外来作物玉米和番薯也无济于事。

（刘啸虎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黄静系该院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