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初步统计，2019年度出版的以新石器时代为主的考古报告8部简报65篇专著19部论文集11部译著4部图录26部各类论文220篇刊发的期刊以文博类期刊和辑刊为主，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期刊的比重较低见诸报道的学术会议17次，其中论证会9次专题研讨会8次(MQB图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效果显著，考古发现亮点较多，但区域不平衡海岱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等地的工作稳中有进，半月形地带的河套燕辽及东北川渝及西南地区持续亮眼，淮河中下游华南西北地区相对较少(见图三)
一考古发现
(一)东北及燕辽地区
小河西文化概念的提出，曾引发了学界讨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等机构在区域系统调查基础上，2015年试掘了阜新市贾家沟西遗址，仅见一处椭圆形房址，陶器多为质地粗糙的平底筒形罐，系列测年距今7850~7650年，明显晚于以往的推测(《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吉林大学等对阜新市塔尺营子遗址试掘，发现半地穴房址，陶器多见平底筒形罐束颈罐和杯，人面纹石雕像最具特色，距今7450~7350年，属于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
北方草原地带以往工作较薄弱，国家博物馆等单位2016~2019年对河北康保县兴隆遗址进行发掘，揭露出连续四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以房址室内灶和居室葬为代表，遗物多见陶石和骨牙角蚌器，属常年性居住聚落，兼具大本营和冬季营地性质测年距今8800~5200年，初步构建起该区域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序列(《中国文物报》10月11日第8版)
(二)河套地区
阿拉善盟文物局等单位2015年对阿拉善左旗乌兰布和遗址进行初步调查，收集了部分陶器和石器，初划为两组，距今5000~4000年或稍晚，可能受阿尔泰山地区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文化影响(《草原文物》第1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有关单位2019年对吕梁市德岗遗址抢救性发掘，其中仰韶中期F1达137平方米，是目前所见最早大规模采用片石铺筑的房址(《光明日报》7月7日第4版)该所及有关单位2012年抢救性发掘了灵石逍遥遗址，揭露出仰韶晚期的房址陶窑和灰坑等，出土器物以罐钵盆为代表，不见尖底器，与白燕遗址一期遗存相当(《考古》第1期)山西省文物勘测中心2014年对定襄西社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测与调查，采集到较多龙山文化时期和少量二里头至商周时期的遗物(《文物春秋》第5期)
陕北南部的工作以往相对薄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2016~2018年对延安芦山峁遗址的发掘，揭露出一批庙底沟二期遗存，有大型夯土台基院落式建筑群窑洞式房址和居室葬等;遗物有筒瓦板瓦钩形石厨刀，及玉璜牙璧环钺和刀等，距今4350~4250年院落式建筑群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中轴对称式四合院，板瓦和筒瓦也是目前最早的，居室葬则是辽西和坝上地区以外首次公布的墓穴式居室葬(《考古》第7期)
(三)西北地区
为配合民和县喇家遗址公园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2015年在施工范围内发掘，揭露出齐家文化壕沟房址和墓葬等，为探究聚落布局结构和性质提供了关键证据(《四川文物》第4期)四川大学等2017年对喇家遗址Ⅷ1区进行了小范围发掘，发现了马家窑文化晚期遗存，而齐家文化灰坑堆积再次显示出地震迹象(《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还对民和胡李家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少量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以尖底瓶钵深腹罐和盆为代表(《华夏考古》第5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8年对宁县石家墓地进行调查，在李家咀及线湾遗址发现有常山下层文化的房址灰坑和路基等遗存(《大众考古》第6期)
(四)中原地区
洛阳盆地是龙山时代文明演进的关键地区1997~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开展了近1120平方千米的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从裴李岗文化到东周的遗址(地点)456处，展示了早期中国文明的核心区从零散的聚落到王朝统治中心的社会发展轨迹(《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
为进一步了解新密古城寨城址的年代和布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2016~2017年解剖了东城壕，全面了解了城壕墙体护坡城墙基础和城墙主体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出土遗物具有王湾三期的特征(《华夏考古》第4期)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为配合遗迹厅场馆建设，于2010~2011年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仰韶龙山时期各类遗迹204个结合2017年勘探结果，掌握了遗址的总面积和布局概况(《华夏考古》第6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于2018年发掘了淮阳平粮台城址外西北部，发现的造律台晚期文化遗存与城内堆积一致(《华夏考古》第4期)该院等在淮阳时庄遗址发掘出一处龙山时期的粮仓群，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粮仓遗址之一(《光明日报》12月3日第9版)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于2006年对邯郸薛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其文化面貌与后冈二期相似，并显示出与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邯郸薛庄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6年抢救性发掘了临汾桃园遗址，庙底沟和西王村类型遗存丰富，其中H359部分遗物具有典型庙底沟类型特征(《文博》第5期)该所2018年抢救性发掘的运城辕村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中国文物报》7月19日第8版)
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于2010~2011年对西安米家崖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和客省庄文化遗存(《考古与文物》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16~2018年抢救性发掘了西安马腾空遗址，首次发现关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环壕聚落(《中国文物报》7月19日第8版)
(五)海岱地区
城子崖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2013~2015年揭露出龙山文化环壕聚落，并证实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存在，还复掘了20世纪30年代的探沟(《考古》第4期)该院2015年抢救性发掘曲阜果庄遗址，揭露出丰富的大汶口中晚期和少量的龙山文化遗存(《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
滕州市公安局于2015年破获滕州岗上遗址文物盗掘案时，收缴玉器59件，其中包括铲佩牙璧环镯等，具有明显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特征(《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
为了解沭河上游及陵阳河地区龙山文化面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7年对日照薄板台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龙山文化早中期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沭河上游地区史前城址的空白，也扩大了对尧王城类型内涵和范围的认识(《考古》第12期)。
济南焦家遗址的调查发掘是海岱地区的亮点之一。山东大学等单位于2016~2017年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片墓地及祭祀坑房址城墙，揭露出墓葬215座，出土大量精美的白陶彩陶和玉器等，特别是大量玉器的发现为探讨中国南北方玉器的交流和东西向传播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其墓葬体量棺椁形制随葬品多寡等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考古》第12期)。1999年该校对济南周河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大汶口中晚期的典型墓葬，其中M8有明显的等级差异(《文物》第11期)。2015~2016年该校对滕州官桥村南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出北辛文化17个不同形制的灰坑，遗物以鼎钵小口双耳罐为代表(《东南文化》第1期)。
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2018年对菏泽何楼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应该是菏泽地区首次科学发掘的大汶口早期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5月5日第8版)。
（六）淮河中下游地区
淮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谱系，随着顺山集文化的发现和确立而进一步清晰。南京博物院等单位2012年对泗洪韩井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的遗迹主要有房址墓葬灰坑和灰沟，出土遗物包括陶石骨角器(《东南文化》第1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了1985~1986年定远侯家寨遗址发掘材料，一期遗存以平底釜祖形支脚和陶器刻划符号为典型，属双墩文化。二期遗存以釜形鼎罐形鼎和大量彩陶为典型，发掘者命名为侯家寨文化(《考古学报》第1期)。该所及有关单位2018年对阜阳迎水寺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少量具有王油坊类型特征的遗存(《中国文物报》11月29日第8版)。
（七）长江下游地区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年开始对凌家滩遗址开展聚落考古工作，钻探发现了内外壕沟和大面积生活区等。对所在裕溪河流域的区域系统调查，为研究凌家滩的兴起衰落过程提供了大量支撑材料(《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
皖江东部地区以往虽有凌家滩玉器为热点，但整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聚落变迁等情况并不清晰。国家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2011年对马鞍山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展开了大规模区域系统调查，全面了解了该区先秦时期的聚落变迁过程(《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先秦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
宁绍平原的考古工作，近年来发展迅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2017年对奉化何家遗址和下王渡遗址方桥发掘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何家遗址从河姆渡文化晚期延续到钱山漾文化时期，明确了钱山漾文化在宁绍平原的分布(《南方文物》第1期)。该所方桥发掘区从河姆渡文化晚期延续至良渚文化中晚期，文化因素复杂，反映了宁绍地区与浙北地区活跃的文化交流(《考古》第9期)。
南京博物院等单位于2017~2018年抢救性发掘常州青城墩遗址，其中一件崧泽晚期龙首纹玉器最为精美(《大众考古》第9期)。
（八）长江中游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7~2019年对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王家塝地点进行了钻探和发掘，清理出屈家岭文化墓葬112座陶器坑3座，并发现了结构多样的独木棺葬具。是迄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显示了明显的社会分化(《考古》第7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5~2017年发掘了京山屈家岭遗址，揭露出丰富的油子岭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遗存，初步确认了外壕为屈家岭文化，内壕为石家河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一批经焙烧的铜矿石，为探索铜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第3期)。此外，2018年对屈家岭的殷家岭地点进行了全面勘探和局部发掘，发现了油子岭文化中晚期遗存(《江汉考古》第1期)。该所及有关单位2017~2018年对保康穆林头遗址进行主动性勘探和发掘，发现屈家岭文化晚期墓葬，随葬的玉钺玉牙璧象牙管等为探讨屈家岭文化的社会分化提供了重要信息(《江汉考古》第1期)。其于2005年对麻城梅家墩遗址进行发掘，出土遗物以鼎罐盆豆等为代表，与黄梅陆墩和武穴鼓山遗址具有相似性(《江汉考古》第1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12年对郧县肖沟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朱家台文化中期和煤山文化乱石滩类型两类遗存(《江汉考古》第4期)。
伴随“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的开展，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8年对华容七星墩和澧县孙家岗遗址开展了勘探和发掘，在七星墩遗址中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外圆内方双重城壕结构。孙家岗遗址的墓地墓区墓群墓列和单体墓葬的具有层级意义的复杂结构，折射出聚落内部的社群组织状况，大量玉器也成为研究后石家河文化的重要材料(《中国文物报》2月22日第6版)。
（九）岭南地区
近年来的考古工作一直刷新着学界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认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6~2017年发掘了英德青塘遗址，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角骨器等一万余件，建立起距今25~1万年完整的地层与文化年代序列，为华南—东南亚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标尺(《考古》第7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5年对广州茶岭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墓葬灰坑和窖穴等遗迹，以鼎豆罐等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与石峡文化有一定关系，但又有自身特点(《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2~2015年对闽西汀江流域进行了区域调查，初步构建了该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发展序列(《福江省汀江流域考古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
（十）川渝及西南地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2018年对会理河头地遗址II区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房址和灰坑等，以壶罐等为主的文化面貌与猴子洞和李家坪遗址早期遗存相当。为研究早期石棺葬的墓葬形制葬俗提供了新资料(《四川文物》第3期)。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于2013年抢救性发掘巫山柏树梁子墓群，揭露出大溪文化早中期的墓葬和灰坑，出土器物中碗豆盘等圈足器以及拱嘴形支座较为典型(《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涪陵渠溪口遗址于2013年发掘出土了高领壶和折沿罐等，具有玉溪坪文化晚期特征(《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巴南熊家湾遗址2013年的抢救性发掘揭露出玉溪坪上层文化二期玉溪坪文化晚期和最晚段三期遗存，为研究原始祭祀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四川文物》第5期)。2018~2019年对合川吊嘴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遗物以卷沿罐高领罐和敛口钵等为代表，与玉溪坪文化早期遗存具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物报》8月23日第8版)。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7~2018年抢救性发掘广南大阴洞遗址，该遗址墓葬葬式多样，出土了陶石骨器和炭化稻等，年代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之间，是云南已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洞穴墓地(《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二专题研究
(一)“最早的中国”与文明起源
关于“最早的中国”，孙庆伟强调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庙底沟类型所反映的黄帝时代是“最早的中国”(《中原文物》第5期)。韩建业认为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形成于庙底沟时代，具备有中心有主体的多元一体结构，以农为本和祖先崇拜是其最基本的特质和最核心的观念(《中原文物》第5期)。张国硕认为这一概念应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据优势等三项基本条件，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当为陶寺文化之邦国(《中原文物》第5期)。叶舒宪认为不必拘泥于文字的有无，玉文化催生出龙山及三代文明，已经具备了万年中国说的历史深度(《遗产》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易建平强调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是华夏族文明的源头，而且是各个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的源头，因此要跳出“中原中心论”，找寻更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29日)。
关于中华文明，刘庆柱认为核心理念是“和”与“中和”，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文明(《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孙庆伟认为其早期阶段形成了三个基本特征:重瓣花朵超稳定结构理性化与人文化的文明路径家国一体的文明进程(《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12日)。马新认为自龙山时代诞生并连续发展的早期村落组织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陈胜前从整体的视角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种体系的形成，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是奠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17日)。高江涛认为形成的总趋势是多元一体，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与碰撞(战争)是演进的外动力，而务实与创新则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史学月刊》第6期)。《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汇集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项成果，张弛指出距今5500~5000年类似于酋邦的社会组织形成；而距今5000~4300年西辽河陕晋豫交界处凌家滩等衰落，良渚石家河陶寺等古国兴起，昭示了区域文明的出现(《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
关于各区域文明，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礼制和祭祀文明的重要源头，构成了中华文明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光明日报》1月24日第9版)。朱乃诚认为屈家岭文化局部地缘性政治组织既有冲突又和平共处，不仅奠定了江汉地区文明的基础，也对中原的文化发展与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郭伟民认为石家河文化在一个广域空间里达成了聚落的高度整合，构建了一套自身的社会行为和文化风格，创造出自身独特的观念体系，其吸附力比良渚和陶寺更明显；石家河聚落揭示的早期国家形态，无法套用现有国家概念，与陶寺石峁那种暴力社会和权力强化的社会有所区别，与良渚那种过分渲染意识形态和强化宗教信仰的社会也有较大差别(《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韩建业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虽非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直接前身，但其本身就是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报》8月5日)。
(二)综论与跨文化比较
曲彤丽等梳理了欧亚大陆早期雕塑，认为中国早期雕塑的出现可能受到了欧亚大陆西部的影响(《考古》第10期)。李新伟认为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与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彩陶虽然相似，但因中亚没有发现有桥梁作用的彩陶文化，还难断定两者之间有直接的文化交流(《中原文物》第5期)。陈坤龙等梳理了近年传统考古和冶金考古成果，提出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末，铜冶金生产已在河西走廊实现本土化，中原同样可见本土化进程，冶金技术知识融入已有的传统，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独特的冶金传统(《考古与文物》第3期)。
陈国庆认为燕辽地区与周邻持续存在文化交往，但并不强烈，且周邻地区对燕辽地区的影响要远大于燕辽对外的文化输出(《燕辽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兼论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科学出版社)。
段天璟等认为东北南部小珠山中层文化特有的短线刻划纹催生了左家山下层文化，引起了左家山上层文化西向波及哈民忙哈文化，向东对莺歌岭下层文化施加了强大影响(《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王月前认为之字纹席纹弦纹和几何纹等均在西辽河流域孕育发展和传播，而彩陶和条形堆纹则来自东北之外并使西辽河流域率先进入东北地区文明的门槛(《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朱乃诚认为红山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弯板状玉臂饰的渊源可能与凌家滩文化有关(《文物》第8期)；夏商时期常见的玉虎造型尽管在凌家滩文化中初露萌芽，但其源流还应是石家河文化晚期(《中原文物》第2期)。
丁品比较了钱山漾文化和禹会村类型的器物，认为龙山前期环太湖与皖北淮河中游有明显的文化互动，后者对前者的辐射和影响占绝对主导，这种接近单向的文化传播可能是由人口迁徙和流动造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1辑，科学出版社)。
邓聪等通过对涌浪甘草岭等遗址出土玉器的分析，认为良渚玉器特别是玉琮向外跳跃性的辐射数千公里的扩散，其动力须成为重新评估良渚文化早期复杂社会的一项重要因素(《南方文物》第2期)。
叶舒宪考察西部古代玉矿资源后认为齐家文化与庙底沟类型关系密切，用玉皆以蛇纹石为主，而已知蛇纹石的主产地是渭河上游武山。随后齐家文化将西部玉矿资源区向西拓展，并生成玉石之路的路网，奠定商周秦汉用玉的资源基础(《中原文化研究》第4期)。
(三)文化性质与年代
杜占伟等以查海遗存为基础，将兴隆洼文化划为三期五段，距今8150~6950年(《考古》第3期)。陈伟驹辨析了小河西文化为距今7850~7700年，兴隆洼文化为距今7730~7100年，缩短了二者的年代跨度，小河西文化的命名需再探讨(《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高云逸将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修订为红山文化中期，认为坛庙冢并非红山文化晚期共存，综合崇拜对象的变化推论红山文化于距今约5250年或略早进入文明社会(《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徐昭峰认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距今6670~4070年，时代越晚，来自海岱的文化影响越重。文化演进中的多元性，造就了经济和农业的多样性以及族群迁徙交流的常态性(《辽东半岛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华书局；《考古学报》第2期)。他还认为后洼下层是与小珠山一期有较强亲缘关系的独立考古学文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小珠山四期应属偏堡子文化范畴，含部分大汶口和土著文化因素，偏堡子文化的源头应在下辽河流域探寻(《考古》第10期)。
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内涵和范围一直有争议。魏坚等认为已知最早的仰韶时代白泥窑文化可分为鲁家坡白泥窑和王墓山三个类型，距今7000~5800年，深受中原和辽西影响，直接后继者为庙子沟文化(《考古学报》第7期)。老虎山文化分布于环岱海地区，距今4600~4300年，与庙子沟类型有渊源，且受阿善文化寨子塔类型晚期影响，与永兴店文化分属不同谱系，与陕北晋中和冀西北地区的文化有较大差异(《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
杨谊时等利用一年生炭化植物种子的14Ｃ年代数据检测河西走廊已有炭屑和骨骼14Ｃ年代的可靠性，发现模型年代与已有的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年代基本一致，而青铜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却存在明显的误差(《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第12期)。
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相对完善，但讨论仍在继续。龙腾文等通过贝叶斯模型方法提出了各文化阶段可能的绝对年代分布假说，后李文化的起始应提早1000~1500年；大汶口龙山和岳石文化的模型结果的重叠，表明可能存在不同文化群体共存的情况(《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饶宗岳等从地层学和类型学角度对该假说提出异议，认为以往判断是相对严谨的(《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
东南地区的福泉山遗址是良渚文化分期的关键材料，赵肖楠将良渚文化墓葬分为五个阶段，距今5300~4300年(《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王清刚分析了好川墓地典型器物，认为钱山漾初期环太湖地区主要遵循良渚末期的文化传承，龙山初期以后，大汶口文化因素才产生强烈冲击并催生出典型钱山漾文化(《四川文物》第6期)。白国柱等认为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与太湖流域淮河流域滁河流域甚至海岱地区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难以归属其中，建议称为“朝墩头类型”(《东南文化》第1期)。
(四)聚落与通道
1.聚落形态
杜启明基于建筑学语境，认为石峁遗址最初居民应来自北方牧区，大型土石建筑时代应较晚，具有宗教场所的特征(《中原文物》第1期)。
孙波以区域为空间单位，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区域性聚落布局的基本轮廓大体上与地理分区相合，不同地域以城址为中心形成区域性实体和围绕自身的聚落群。其繁荣在于持续积累与环境稳定，而宗教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政治成为社会运作的杠杆(《海岱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
牛世山等讨论了石家河聚落群和陶寺城址的营建形式，前者是以城为中心向周围随机扩展，后者则具有宫城(宫室)居前其他功能区居后的总体安排，代表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圈的城规思想，影响深远(《江汉考古》第5期)。
郭立新等利用卫星地图并结合已有材料，提出古云梦泽周边自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阶段的城址经历了由圆而方的变化，该区的连城体系特点之一是特别重视城内外水运和灌溉体系(《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刘辉认为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月牙形带状分布，是由本区特殊的地貌特征水热条件及生业形态决定，城址兴废与全新世气候波动有高度的耦合(《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墓葬和其他遗迹
对于葬具葬式的研究，郭明提出同时具备墓葬石墙和积石三种要素才能称为“积石冢”，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具有历时性和相似性的特征，只流行于特定时期和特定人群(《华夏文明》第7期)。马金磊认为新石器时代土洞墓至迟在距今5300年出现在黄河中游，距今4500年前后流行于黄河上游，同时出现合葬迁葬和调整葬式的行为(《文博》第4期)。彭小军等认为仰韶时代中期到龙山时代早期，独木棺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流葬具，龙山时代晚期独木棺葬俗逐渐式微，但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因被陶寺显贵继承。随着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不断强化，历经近两千年的史前独木棺传统最终被板棺习俗取代(《南方文物》第6期)。赵江运认为俯身葬最早发现于马家浜文化中晚期的太湖西部，并扩散到太湖东部和江淮宁镇地区，崧泽早期之后大幅减少，成为非正常死亡者的特殊处理方式。“崧泽化”进程对葬制的转变有一定作用，但太湖东西部的文化整合或许才是葬制改变的主要诱发机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张弛对葬仪的研究较为特别，认为大汶口M10东山村M91和八里岗合葬墓M13M14都存在以棺椁分隔的葬仪空间，不同空间随葬了象征“饮”和“食”的器具乃至猪骨，其中饮具更为靠近墓主。饮具都是成对，并且大都成套，饮用方式多为热饮。不同案例存在不同饮具组合，说明当时有多种酒类或不同产源的酒类，不同的酒类也许还有不同的喝法(《江汉考古》第1期)。
曾丽结合“烧烤坑”的认识，论证了烧烤坑遗迹的存在，并强调在发掘中要将烧烤坑从灰坑中分离出来(《文博》第2期)。于璞对王墓山坡下遗址仰韶文化聚落的用火遗迹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在建造房屋过程中，可能用火对居住面和部分窖穴进行了烘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期)。
3.文化通道
高江涛系统研究了洛阳盆地与晋南地区早期的文化通道。至少在庙底沟类型以来有一条中条浢津道，而盐道很可能是其功用之一，寺里—坡头遗址可能是当时的交通控制点(《中原文物》第1期)。虞坂巅軨道极可能在史前已存在，应该有“盐道”和“军事道路”作用(《中原文物》第2期)。轵关陉道也可能在史前已存在，先秦时期作为军事要道和盐铜矿等重要资源的运输通道(《中原文物》第3期)。吴艾妮通过梳理遗址，认为新石器时代湘粤古道已经存在，但属于民间自发的探索阶段，没有形成明确的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
(五)器物研究
1.玉石器
邓淑苹以《周礼》“六器”为引，提出玉琮的必要条件是方形，主要功能是祭地。黄河上中游史前玉琮是原生型，而良渚晚期突变出来外壁平直的为次生型。早期外弧壁的方镯是被清末金石学家误导而命名为“琮”(《中原文物》第2期)。郭明建将良渚文化划为良渚遗址群太湖东北部和东南部三个玉器风格区，有大中或小型的玉器工业。大中型应有专业制玉工匠或集团，产品自用外还部分输出。玉器资源的不均衡性，导致各地贵族使用奢侈品的不同策略(《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
崔天兴等认为淅川沟湾遗址的玉坯废料为砣具切割而成，部分玉(石)环可能是史前原始砣具，这也是目前史前砣具切割工艺的完整证据链(《南方文物》第6期)。杨晶认为良渚人已经普遍使用了线切割和片切割，砣切割技术尚未有明确证据。玉器纹样基本为直接刻划(《南方文物》第1期)。
翟少冬分析了陶寺遗址的石器和石料，认为大崮堆山的变质砂岩应是其主要石料，产品主要为镞，可能有产品输出。精英阶层对石器工业的控制和管理可能更多地表现在对石料资源和产品的分配上(《中原文物》第5期)。刘莉等考察了灰嘴遗址的石器生产，认为仰韶人群主要是满足自身需要，石料来自周围；龙山晚期时成为石器生产地，主要生产白云岩石铲，其生产的专业化可能是由社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实施(《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科学出版社)。孙瀚龙结合类型学分析了“石犁”的考古学背景，整体建构了“石犁”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1辑，科学出版社)。付永旭认为华南地区的凹石有内陆和沿海两个明显分布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战国秦汉时期甚至更晚，用于加工坚果和处理贝壳，或是穿孔石器的半成品和加工石器的工具(《考古》第8期)。高云逸通过人类学的比较分析，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凹窝石器至少有一部分是作为钻木取火工具——钻帽而制作和使用的(《文物春秋》第3期)。
2.陶器
3.其他器物
洪石认为新石器时代嵌绿松石漆器仅见于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以腕饰和头饰为主，胎骨多木胎，基本为散点式或拼合式平嵌，使用者等级很高(《考古与文物》第3期)。马萧林梳理了西坡遗址的朱砂并比较了民族志，认为其表达思想观念在仰韶文化中期已发展到较成熟规范阶段，也是社会角色和身份差别的重要标识物(《中原文物》第6期)。
4.科技分析
(六)生业研究
1.生业综论
美国新考古学先驱弗兰纳利在墨西哥奎拉那魁兹洞穴遗址的发掘而形成的著作成果，首次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是第一次将系统论应用于一个具体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并对农业起源的动因进行了检验和阐释(《奎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上海古籍出版社)。
袁靖等分析了全国400余处遗址的动植物遗存，概括了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生业内涵及特征，探讨了中国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生业状况及生业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郭静云等对旧新石器的生业资料重新分析，认为农业是人类改变生态的副产品之一，不宜以农业为指标探讨新石器革命的含意；人类从狩猎到渔业因而定居，因定居而到食用谷类，再生产食物，提出将新石器革命称为“蓝色革命”(《中国农史》第4期)。邓振华认为粟黍农业在北方完成驯化后，有三条南传路径:由甘肃向西南传播至四川盆地，由山东向东南传播至福建台湾等地，由南阳盆地传播至两湖地带(《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14日)。
徐紫瑾等从废弃过程角度分析上山文化储藏坑的行为意义，认为上山文化居址形态呈现出周期性迁居非稳定性定居的特征，虽然已有农业生产，但仍保留着较高的流动性，农业形态比较原始(《南方文物》第4期)。张俭通过对东南地区石镞的多视角分析，分出“狩猎”“渔捞”“战争”三种功用，推测有三种生业模式:沿海贝丘的渔捞狩猎模式；内陆山地的狩猎采集模式；河谷的原始农业模式(《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陈国鹏等通过对民族志中橡子利用资料的梳理，结合考古遗存，基本确定了浙江新石器时代橡子的利用模式是用作食物或饲料，复原了橡子加工的操作链。橡子的加工利用还与社会流动性的降低有关，甚至促成人群定居(《北方民族考古》第7辑，科学出版社)。
2.植物遗存分析
大植物遗存的分析工作较多，植硅体淀粉粒分析也日益受到重视。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工作较突出。
在黄河下游，陈松涛等对烟台午台遗址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遗存植物分析认为以粟黍为主，可能存在小规模稻作农业(《江汉考古》第1期)。郭荣臻等对菏泽十里铺北遗址的浮选分析，发现大汶口晚期农作物种类仅见粟和黍，龙山文化则呈现出多种农作物并存的现象(《中国农史》第5期)。张飞等认为章丘黄桑院遗址龙山文化的农作物仅见粟黍，粟的比重更为重要(《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宇田津澈朗等对栖霞杨家圈遗址北侧的低平地段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在大汶口晚期和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密度较大的水稻植硅体和芦苇等喜水植物伴出，推定这片扇形低地可能是水稻田和河道的交错分布地带(《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
淮河流域的工作成果不多，赵珍珍等认为淮阳平粮台龙山时期呈现出稻旱混合的农业经济模式，发现的2粒小麦无测年数据，其年代不详(《中国农史》第4期)。程至杰等对临泉宫庄遗址分析显示，稻作农业从大汶口早中期稳定延续到龙山时代，综合淮河中游其他证据和该遗址粟黍的缺失，认为大汶口早中期该地区可能没有形成稻粟兼作农业模式(《农业考古》第3期)。
长江中游地区，姚凌认为荆门屈家岭遗址距今约5800年起形成了稻作农业占主体的生业模式。距今5600~5300年粟作农业开始出现，但比重始终很小(《江汉考古》第6期)。田洁等认为房县计家湾是典型的稻旱混作农业，随着屈家岭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水稻一度成为次于粟的农作物(《南方文物》第5期)。唐丽雅等认为鄂西南山地的穆林头遗址除了粟黍水稻等农作物之外，还包括一些果品类植物遗存，属于山地生业模式(《南方文物》第5期)。
长江下游的皖东南地区植物考古以往相对空白。邓振华对马鞍山姑溪河流域3处遗址的植物浮选，发现该地区自马家浜至崧泽良渚时期的作物结构均以水稻为主，立新遗址的粟未确定是否为崧泽早期，如若确认则是目前邻近地区最早出现粟的遗址，对探索粟的南传具有重要价值(《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郑晓蕖等对宁波鱼山遗址开展了植物浮选，证实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生业模式从以采集狩猎为主逐渐转变为依赖农业，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也由野生植物逐渐转向以水稻为主(《农业考古》第6期)。戴锦奇等对闽侯县白头山遗址进行植硅体分析，发现距今5000年左右闽江下游已种植水稻，旱作农业在距今4700年左右传播至闽江下游，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农业格局。认为闽江是稻旱农业向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第四纪研究》第1期)。夏秀敏等综合广州茶岭遗址植硅体等证据，认为至少在距今4000年前茶岭先民已有粳稻为主的栽培稻，呈现出水稻种植和狩猎采集结合的多样化经济模式(《第四纪研究》第1期)。
淀粉粒分析开展不多。陈涛系统梳理了国内已开展的石磨盘石磨棒微痕分析和淀粉粒分析研究案例，认为中国史前时期的石磨盘石磨棒是多功能石器，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包括野生类)坚果和块根块茎类植物(《农业考古》第6期)。刘莉等对偃师灰嘴的带流陶壶进行了淀粉粒及植硅体分析，认为是用于过滤米酒，很可能是对发芽的黍和稻谷进行糖化，壶外底烟痕应是温酒所致，这类器形的突然出现可能受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影响，反映了一种新的饮酒方式和距今5000年前后跨地区文化交往加剧社会等级化发展的情况(《中原文物》第6期)。孙青丽等对凌家滩的刻槽盆进行了淀粉粒分析，认为其主要用于研磨杵捣和烹煮野生植物(薏苡禾本科小麦族等)，刻槽盆功能在不同时期无明显变化(《人类学学报》第1期)。
3.动物遗存分析
4.同位素分析
侯亮亮总结分析了中国已发表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猪狗的CN稳定同位素数据，发现部分时空框架内先民与猪狗的稳定同位素特征相似，证实了家猪和家犬可作为重建生业经济的替代性指标，可以大致反映先民的生业经济(《南方文物》第2期)。陈相龙等对洛阳中沟遗址仰韶晚期和王圪遗址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的人骨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认为两地虽均以粟黍等C4类食物为主，但后者水稻比重有所增加，显示出本地与南方稻作文化的密切交流；两地墓葬人群的肉食比重明显高于灰坑人群，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仰韶中期以来中原地区社会分层的现象(《第四纪研究》第1期)。戴玲玲等对河南下王岗遗址的猪骨(牙)进行了牙齿形态和食物结构分析，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猪以野外放养为主，而龙山时期变成圈养，其中部分可能为反野的家猪，突破了以往“非家即野”的认识(《江汉考古》第6期)。管理等通过对宜兴骆驼墩遗址猪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形态学鉴定，认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该遗址马家浜文化早期存在家猪驯养行为(《南方文物》第1期)。赵春燕等对凌家滩和韦岗遗址的动物遗骸进行了锶同位素分析，推测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狗和鹿是当地动物，而韦岗遗址出土的猪也可能为本地出生(《南方文物》第2期)。
(七)人骨和古DNA
JennaM.Dittmar等对临潭磨沟遗址齐家文化的一成年男性进行了体质人类学观察，其颅骨处有愈合程度较高的开颅术痕迹，穿孔切口特征显示由刮削法完成，开颅原因可能与巫术仪式有关(《人类学学报》第3期)。韩涛等梳理了宁夏新石器时代人骨材料，认为打石沟组菜园组和沙塘组虽都可归入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但打石沟组更接近“古中原类型”，菜园组和沙塘组则更接近“古西北类型”，至少存在两种不同体质类型的群体(《文博》第4期)。崔银秋等对瓦店龙山时期的人骨进行了古DNA提取，认为与现代汉族遗传距离最近，显示出中原已形成了现代汉族遗传结构的早期框架，外来基因对汉族遗传结构未造成根本改变(《华夏考古》第6期)。赵永生等结合大汶口文化独特的枕骨变形和人工拔牙等特征，对郑州西山淅川沟湾房县七里河枣阳雕龙碑的人骨进行了多视角分析，推测四处遗址应有从海岱迁徙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居民(《东南文化》第5期)。
蔡大伟等对德隆沙塘北塬遗址齐家文化早期的马骨进行了古DNA提取，发现了起源于欧洲的C1亚组谱系，支持甘青地区是外域家马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的认识，并由此经过驯化传入中原；还发现了一种源西南西伯利亚的新型野马Equusovodovi，纠正了中国野马全部是普氏野马的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
(八)环境和人地关系
陈强强等运用考古学关联建模方法推算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人口规模至少为50.61万人，耕地约102.22万公顷，垦殖率约为1.99%。遗址周围3000米范围内是单个聚落耕地的主要分布区，约占总耕地面积的83.43%(《地理研究》第12期)。刘威定量分析了澧县城头山遗址的房址及柱洞，结合环境考古成果认为柱洞随时代的发展直径长短不同，有可能反映了人口的持续增加或急剧减少(《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
何驽分析了陶寺遗址水资源利用和控制问题，认为汾河的支流南河与自然河流宋村沟为普通居址和手工业区提供生产水源，并将地表水引入宫城，形成自然池苑景观，宫城内饮水可能更依赖井水。陶寺中期宫城的排水渠系统以及中晚期的导洪沟槽是主要的水控制体系，而早期的“凌阴”储冰是一种特殊利用方式(《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1期)。徐峰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水资源管理范式进行了思考，认为厚实的经济基础和充足的劳动力为良渚人营建大型工程积累了社会实力成本，也展示了社会复杂化程度。对水资源的投资和管理刺激了大范围的共同体的合作，很可能也曾引发冲突(《中原文化研究》第5期)。
高蒙河等通过分析遗址分布边缘线和空白区，发现上海的岗身以西距今6000~4000年间，人类活动空间向东扩展了约20千米，并形成了数条“东缘线”，并产生了较大规模的聚落形态(《历史地理研究》第2期)。唐亮等重建了姚江—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以来的人地关系，在距今63004500年有两次区域性海侵事件，并与多个遗址的文化间歇层对应。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数量少，主要分布于山麓缓坡地带，而晚期显著增加且向平原地带扩散；良渚文化晚期遗址数量大幅减少，显示海平面上升及环境持续恶化制约古人类活动强度(《第四纪研究》第5期)。
(九)社会组织与族属
陈畅认为结构主义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构古代人群社会组织和认知方面的研究路径，赤峰大南沟墓地显示有三类人同时存在于墓地的整个阶段，彩陶和刻画纹样是整个墓地的性别象征符号，墓地人群的亲属组织为母系继嗣群体(《北方文物》第4期)；临潼姜寨遗址显示其人群内部借用自然分类体现文化分类，在居址布局的规划和安排中，不断强化社会分层的合理性(《江汉考古》第1期)。富宝财认为以辽西为重点的北亚西部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从氏族发展到部族社会，居住单位和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东北亚研究论丛》第11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建业通过文化谱系和古史传说的对应，认为老虎山文化南下与“稷放丹朱”相对应，石峁类型当属和后稷族系同源的文化；石峁类型末期的陶寺晚期文化因素，可能属周先祖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之“戎狄”文化；结合老虎山文化的重要源头是庙底沟类型(黄帝部族)，石峁人群当属黄帝后裔北狄先民(《文物春秋》第4期)。张溯等结合古史传说和文献认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主要是颛顼族及其后裔的文化，石家河晚期的衰弱和文化变迁，是北迁中原和文化重心转移的结果(《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靳松安等认为豫西南鄂西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或是华夏与苗蛮两大集团关系并非和平的直接体现(《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十)礼乐和精神文化
吕宇斐等对石峁外城东门和祭祀坑进行了天文学考察，认为它们明确朝向了夏至日出方位角，证明石峁巫觋已完全掌握了立竿测影的系统测量方法及建立营建都城宗庙和宫殿的平面直角坐标系方法(《考古与文物》第1期)。孙周勇认为石峁皇城台骨制口簧是通过绳子拉振实现簧舌振动发声，是世界口弦类乐器的祖先(《光明日报》10月9日第9版)。张蕾认为陶寺早期大墓中的音乐文物可能有固定的鼓磬组合，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初现(《中原文物》第3期)。
(十一)理论与方法
对于古史时代的研究，孙庆伟认为可疑之而不可尽否之，研究者应有史学上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爱”(《遗产》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韩建业认为“谱系法”(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和“变迁法”(文化巨变聚落巨变和战争迁徙)是研究古史传说的两个重要途径(《遗产》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十二)学术史
李新伟回顾了新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七十年历程:1949~1979年是资料积累和理论探索期，重在建立时空框架，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较多；1980~1999年是重大发现和理论建设的“黄金时代”，红山良渚和陶寺文化刷新学界认知，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被引入，共同促成了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2000年以来重要发现频出，多学科助力，在新旧石器过渡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蓬勃展开，初步具备了国际视野(《中国文物报》9月6日第5版)。
吕鹏等回顾了新中国动物考古学的七十年历程:1949年~20世纪70年代是开始期，侧重于定性研究；20世纪80~90年代是形成期，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研究实践广泛开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发展期，学科体系逐步完善，涵盖古DNA和稳定同位素分析在内的跨学科合作促进研究向纵深发展(《中国文物报》12月6日第5版)。
(十三)英文刊物
与中文刊物相近，生业环境与人地关系依然是发表的重点，但中国学者倾向于新材料公布，且材料重要性明显高于中文刊物所刊；外国学者侧重于多学科和跨区域认识，统计学和方法论占优。传统研究内容发表有限，作为国内热点的文明起源研究也十分少见，显示出中西方的考古学范式仍有差异。
1.综论与聚落
ZhangChi(张弛)等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发展进行了宏观考察，认为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等传统文化核心区在新石器晚期均发生衰落，而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顺势崛起。西北冶金技术与海岱制陶技术和宴飨仪式的结合成为中原社会政治网络的重要组成，玉器的强化利用限制了将青铜作为武器和装饰品的趋势，也使中原逐渐形成了欧亚大陆特有的青铜文明(Antiquity，369)。
LiuLi(刘莉)等在区域系统调查基础上，分析了伊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变化和社会发展趋势。裴李岗文化晚期出现最早的小型定居村落，部分地区可能形成了两级聚落等级；仰韶中晚期聚落数量和面积显著增长，两级聚落等级普遍形成；龙山文化早期聚落急剧减少，但晚期又显著增长，并首次出现了三级聚落系统，社会复杂化明显加剧(QuaternaryInternational，521)。YuShi-Yong(于世勇)等基于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之间的解析关系建立了一个分析经济不平等的方法论框架，通过对大汶口和良渚遗址的案例分析，认为墓葬面积是个人或家庭财富的可靠代表[ArchaeologicalandAnthropologicalSciences，11(9)]。DongYu(董豫)等对梁王城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的多视角分析认为，年长的成年女性具有特殊的丧葬待遇以及稀有食物消费，墓葬面积和遗物数量并不是衡量社会身份的唯一方式(Antiquity，368)。
2.生业经济
JoséM.Cobo等利用东亚和东南亚20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驯化水稻数据，估计了水稻在该地区传播速度每年0.75~0.92公里，明显高于考古学文化的影响速度，显示出该地区水稻传播主要是由农业人群的扩散导致(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101)。
SongYan-Bo(宋艳波)等对沂源扁扁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系统分析，鹿猪等中型哺乳动物是肉食资源的主要种类；动物骨骼部位缺失普遍较严重，显示出非本地宰杀利用的特征，指向扁扁洞可能非长期居住地(QuaternaryInternational，521)。WuXiao-Tong(吴晓桐)等对山西清凉寺山东尹家城和丁公遗址的鳄鱼骨板进行了锶同位素分析，发现均为土生土长，意味着4000年前扬子鳄的分布已北至黄河流域，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夏商时期可能将扬子鳄视为“龙”[ArchaeologicalandAnthropologicalSciences，11(3)]。
3.环境与人地关系
4.器物与技术
AnkeHein等对安特生1924年在马家窑和齐家坪等遗址发掘的陶器(收藏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进行了岩相和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认为尽管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在陶器类型上有明显差异，但对于陶土和掺合料的选择标准却具有连续性，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工艺传统(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Reports，23)。AndrewWomack等对洮河流域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也呈现出相同的结论(Antiquity，371)。IlariaPatania等对道县玉蟾岩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进行了显微形态和红外光谱分析，发现大部分沉积物是人为反复燃烧所造成的，其中陶土与火的组合主要用来煮动物骨骼和提取骨髓骨脂，推测玉蟾岩早期陶器的出现可能与此有关(Geoarchaeology，35)。LiWei-Ya(李为亚)等对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磨盘和磨棒进行了微痕和模拟实验，认为加工采用的是干磨而不是湿磨(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Reports，23)。
5.语言和古DNA
LiYu-Chun(李玉春)等分析了大量现代藏族人群的高分辨率mtDNA数据，结合不同海拔地区作物遗存的14Ｃ测年和人骨碳同位素值数据，证实了藏族人群中存在大量源自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组分，还表明粟黍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低海拔区长期定居后，采用了耐寒的大麦农业并向高海拔迁徙，最终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原。粟黍农业人群遗传组分进一步促进了现代藏族人群与其他东亚人群的遗传分化，表明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输入对现代藏族人群基因库产生了重要贡献[NationalScienceReview，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