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架构
已有的研究范式显示，音乐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这主要基于应用的资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总体目标上，可从音乐知识(包括“文化知识”、“乐器学知识”、“律学知识”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声音(16)，也可从音乐表演(17)到音乐文化(18)。根据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见下文)，以及上述音乐考古学的定义，我将研究的总体目标界定为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音乐考古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对过去的音乐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后者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阐述(19)，随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过进一步探讨。虽然大多数音乐考古学家倾向于研究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包括与依然存活的音乐文化做比较，但后者仅作为一种辅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家虽然对考古和历史问题感兴趣，但更倾向于研究现状并探寻其中尚存的过去的踪迹，从而将历史科学作为辅助的研究方法。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有价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对其交互关系的探究目前则所见不多(见下文)。
如果将现存的所有资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式。这可用一般的范式来表示(见图)，并可作为世界范围内个体研究的结构框架。这个范式由两个同心圆围绕总体目标构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为独立研究的课题。外圈联结着四组音乐考古材料(发声器、音乐图像、音乐文献资料以及存活着的音乐传统)，内圈是一些主要的学科，分析模式通常即从中产生(音响学、乐器学、考古学、音乐图像学、民族音乐学、民族历史学和文献学)。
音乐文献资料文献学音响学发声器乐器学民族历史学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考古学音乐图像存活的音乐传统民族音乐学音乐图像学
J52Y401.JPG
图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况各自不同，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意义，重要的是每种方法要针对不同的个案研究。最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只能在每项资料具有足够的信息时才能获得(23)，这意味着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特殊的原始资料及其互补性。材料经常是残缺不全的，但也要作为研究的课题，因此以一种或几种方法去处理它们通常是不够用的。音乐传统的年代越久远，研究就会变得越困难；文献资料越丰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础就会越好(24)。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和阐释的可能性确实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遥远的、仅遗留有极少物质资料的音乐文化时尤其如此。
音乐考古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
比较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出现。十分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科学(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来受到严厉批评的假设和臆断之外，它与音乐考古学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标。在研究的课题领域中，比较音乐学家重视音乐的起源，他们认为这在当今所谓的原始文化中可以进行考察，并可从单线进化朝着“文明的”方向来分析音阶构成和乐调体系(26)。20世纪60年代早期，作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历史问题包含其中，民族音乐学被视为音乐人类学(AlanMerriam)，重点研究音乐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在音乐与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过音乐和乐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历史科学如考古学和民族历史学的研究目标来说，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有价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学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乐和社会形态是特定文化认知过程的产物，在音乐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之间具有牢固的联系。根据这种理解，音乐文化依赖于人类组织和声音模式，声音的生成是有组织的相互作用的结果(28)。Blacking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研究文化结构及其音乐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文化与人为组织起来的声音是相互依存的。近来推断，对音乐结构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认研究文化样式与音乐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为音乐从未与它的创造者的个人经验相脱离，音乐的创造者深入地参与到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进程之中(30)。
当探索民族音乐学对音乐考古学的适用性时(31)，两个学科间的一项重要结构差异便显现出来。音乐考古学最明显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声机的发明为转折点)，过去的所有音乐都消失了。然而，音响考古学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这个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决。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乐谱形式，它们很难被解读，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译(多数例子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仪式歌曲和圣咏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历史文献中，表演实践、演奏技术乃至音响风格都是相互关联的(从不同程度的主位与客位角度观察)。现存的描述显示了乐器的种类和特有的演奏姿态(遵循着不同的艺术习俗和规则)，乐器的发现至少能帮助我们重建创作音乐的构成元素(例如基音频率、和声、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拥有大量的音乐考古材料，结果仍是有限的，因为在大多情况下，过去的音乐在节奏和旋律结构方面均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见下节)。
另一方面，音乐表演和与其产生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考古学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课题。事实上，有时会有丰富的研究材料。从有关音乐发现的考古学背景，到大量的图像和文献记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过去的音乐文化。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研究课题，由于资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异，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尽一致，但从研究目标来看，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一致的。就音乐考古学而言，在将过去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面貌呈现在面前的同时，过去的声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够得到复原。
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民族考古学
如果将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的比较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学则是通过对当今民族事象的研究，来了解过去的文化样式。Hodder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考古学与民族志器物如各种工具的形制比较(关系类比)；过去与当今技术处理相似性的比较(形式类比)(34)。在民族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历史研究法，当具备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条件时，直接比较便成为可能，而一般比较法则无需这样的链接即可构建其相似性(35)。当对不同文化资料的解释做多样性考察时(36)，应用民族志类比方法来理解考古资料的主观风险便可降低。
民族志类比方法对音乐考古发现的解释相当重要，这说明它与民族音乐学研究关系密切。确实，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可以作为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桥梁，但在探索它们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获经验并不多。直接历史研究法在众多个案研究中得以应用，如西班牙统治前的美洲音乐文化与当今美洲土著音乐传统的比较(37)。但间接的比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猎采集社会与史前音乐文化的比较(38)。
实验考古学
实验制作过程提供了精确的乐器学信息，其所需前提条件往往是对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对材料的产地、处理以及工艺的考虑，常使用直接目测观察和考古测量的方法(光谱学、X光照像技术、材料研究，等等)。这些分析还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识，以及制造完成后乐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迹。此外，也能够了解乐器独特的声学原理。实验方法还可通过仿真模型得以实现，即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必使用原材料来复制乐器(如气鸣乐器)。
以往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制造乐器并用来发音的问题，较之过去音乐的构成问题，在音乐考古学中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学研究中的局限，属于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臆测或即兴发挥。显然，这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乐家的想象，它相当于对音乐史的艺术化阐释，只是简单反映了目前我们对过去音乐的看法。
本文译自ArndAdjeBoth."MusicArchaeology:SomeMethodologicalandTheoreticalConsiderations."YearbookforTraditionalMusic2009(41):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释：
①我基本采用两个早期的释义：“通过古物遗存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Olsen1990:175)，“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考古学”(Lawson2004:61)。
②Blacking,John."EthnomusicologyandPrehistoricMusicMaking."InHickmann,Ellen,andDavidW.Hughes.Ed.TheArchaeologyofEarlyMusicCultures:3rdInternationalMeetingoftheICTMStudyGrouponMusicArchaeology.330-331.Bonn:VerlagfürSystematischeMusikwissenschaft,1988.
③Both,ArndAdje."AztecMusicCulture."In"MusicArchaeology:Mesoamerica,"ed.specialissue,TheWorldofMusic2007(49)/2:91-104.
④原文为：archaeologyofsound，译者注。
⑤原文为：soundarchaeology，译者注。
⑥原文为：musicarchaeology，译者注。
⑦原文为：archaeomusicology，译者注。
⑧Hickmann,Ellen.Aims,ProblemsandTerminology:CurrentResearchinEuropeanArchaeomusicology.Ed.GraemeLawson.CambridgeMusic-ArchaeologicalReports,6,Cambridge,1983;Vendrix,Philippe."Archéo-musicologieoumusico-archéologie."InOtte,Marcel.Ed.Sonsoriginelles:Préhistoiredelamusique.7-10.Liège:UniversitédeLiège,1994.
⑨Megaw,J.V.S."ProblemsandNon-ProblemsinPalaeo-Organology:AMusicalMiscellany."InStudiesinAncientEurope:EssaysPresentedtoStuartPiggott,ed.J.M.ColesandD.D.A.Simpson,333-58,Leicester,1968.
⑩Olsen,DaleA.MusicofElDorado:TheEthnomusicologyofAncientSouthAmericanCultures.Gainesville:UniversityPressofFlorida,2002.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1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在整理、研究考古发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为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荜路蓝缕。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他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傅斯年在考古实践，即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推进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贡献，借以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尽曲折，经过众多学者长期不懈、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发皇地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注：杨志玖语。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举其荦荦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分别组成古迹研究会，发掘了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中国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日本之手。该所仍在大后方坚持考古发掘不辍，先后组成几支考察团，发掘了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下面仅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所拟定的工作计划包括范围相当广泛，共列有九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以上属历史范围；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以上为语言范围。后在正式成立时合并为三组：（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设人类学，（第四组），1946年又设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别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各组主任。从先前把考古学纳入历史范围，到将其与历史学、语言学并列，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现了傅斯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当时的傅斯年，刚过三十，年富力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展的历史、语言、心理、哲学都有精深的认识，“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济：《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发掘。
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Crete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安阳发掘活动被迫中断。
1937年“七七”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而其几次播迁，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装箱，派员押运到香港，交与商务印书馆，存在九龙仓库中。可惜，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时，全部被炸毁了，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与傅斯年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战时的重庆，物价飞腾，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尚成问题，更不用说进行调查发掘和出版学术专著了。傅斯年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千方百计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其中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赵元任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的《殷历谱》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所撰著的《殷历谱》。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此，邓广铭有极中肯的评述：“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斯年，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注：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曾著有《史学方法导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这里所说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在报告中，傅斯年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注：参见《考古学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讲的考古学新方法，并不是传统金石学家所推崇的文字训诂、名物考订、音韵等项，而是西方考古学中使用的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方法，这在总体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余论
考古档案的管理特点
2考古档案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考古档案的形成始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而后在收藏、鉴定、修复、流动等过程中都将不断产生新的档案，直到该文物“寿终正寝”为止。这一特点说明，考古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只能采取跟踪追加的方式进行。
考古档案的归档范围
2考古工作文件，包括勘探发掘过程中形成的合同、协议、发票、初步鉴定文书等。
3工作方案、经费预算表，考古协议书、要求考古的申请及批复、考古完毕通知书、工作日记、探方记录、各类登记表格、各类图纸、照片、录像、专家论证材料、发掘报告或简报等。
4各类与考古业务有关的文件，包括对工作计划、工作记录与总结、研究成果报告等文件。
考古档案的管理要求
1考古档案资料的收集。收集工作是档案管理工作的起始环节，要求我们抓好源头，以确保考古档案的收集不繁杂也无遗漏。在考古工作之前，对资料进行规范统一要求，如记录本的规范统一、图纸规格的统一、摄录像及照片的统一等都应有科学规范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为规范管理提供保证。考古遗存所包含的信息是丰富多样的，但并非每个发掘者对这些信息都能认知，只有发掘者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全面、客观、真实地进行记录。考古发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尽量全面地收集资料。目前方兴未艾的科技考古正在大大地丰富考古学者的学术视野，在考古发掘中，专业技术人员要进一步完善应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技术手段，努力进行新的探索，使获取的信息资料更加丰富，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信息。
3考古档案资料的检索。检索系统可有两种模式：一种以地域为线索(如地市)，专题项目以项目为线，另一种是以时代为线索，按“分散制作、集中归档”的原则建档。为便于考古档案的管理和检索，考古档案应编制分类案卷目录和专题目录等检索工具。有条件的应当利用计算机建立机读目录。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与数据库管理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其在考古学资料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好的前提条件。图像信息的数字化便于考古图像信息的后期处理，有利于重要遗迹、遗物图像信息的及时回馈；文字资料的数字化便于快速检索、远距离传输、资料共享以及高密度存储。因而，其在考古资料的管理应用上前景十分广阔。
4考古档案资料的移交。考古结束后，资料的移交(或备份)是十分必要的。为充分尊重考古界流行的知识产权问题，应制定相应制度：备份资料在正式报告未发表之前，一般应不提供借阅(除经单位领导及发掘者允许外)。对于近期无编写发掘报告计划的发掘工地，发掘结束后也可将全部资料移交资料管理部门保管，等发掘报告编写计划制定后再从资料管理部门借阅，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资料管理之法。
在考古工作之前，对应移交的考古资料提出规范化要求十分必要，接收资料的规范是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基础。制定严格的考古档案移交制度，使考古发掘材料(即照片、摄像、绘图、年度发掘报告)等文字材料，按年度及时移交到档案室，由档案员经过整理、鉴定、归档。资料的规范性也应体现在新接收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上，如有的数码照片无明确的探方号、墓号或器物号等，这会给以后的查阅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新增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的规范要求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进行资料移交时，档案员应严格按照规范化标准接收资料，不合要求的，档案员有权退回发掘者重新整理完善后再行接收。
为避免档案移交拖欠现象，除建立严格的档案移交制度外，应把考古档案管理工作纳入各部门的年度工作目标，这样才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门及时将考古发掘材料和勘探材料移交到档案室。
如何对考古档案资料进行规范化管哩，使其更加有效地发挥利用，除加强瞄案资料的获取，整理，移交等到各个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外，还应做到：
首先，要提高对考古档案资料重要性的认识，考古档案是出土文物的附属档案，因而对其重视程度应上升到与文物同等重要的程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考古发掘单位要成立专门的考古档案管理部门，专人管理，这也是考古档案资料规范管理的基础。同时，考古档案应根据考古发掘及后续工作等不同需要，编制重要考古发掘报告等汇编资料，积极主动地为考古工作服务。
[关键词]甘肃岩画；原始艺术；岩画保护
一、甘肃岩画研究概况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原始艺术的研究都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课题。原始岩画是一门既显幼稚又显成熟的艺术，它的魅力也在于此。对它的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理解原始艺术的特殊形态与特殊规律，而且还可以使我们理解当代美术创作与审美意识的内在联系。也正因如此，它具有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
虽然甘肃省对原始艺术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岩画研究情况不容乐观，要认识到与其他省份的成果差距还很大。
二、甘肃岩画研究方法
那么，如何研究甘肃省岩画的构成形式、造型形态，并以此探索原始人的创作心态和原始意识，就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环节。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几下几种。
第一，图像学方法。岩画可以说是一门边缘性学科，是美术学、考古学、人类学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从美术学图像学的角度去分析甘肃省原始人的造型能力和造型规律是研究原始岩画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从图像学的方法出发可以发现甘肃省岩画自身独有的造型特点和创作手法，只有对岩画本身的题材、内容、形式、造型特点等进行细致研究，才能显现隐藏在图像背后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
第二，考古学方法。历史是研究原始艺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传统研究都是用考古学方法来研究岩画的。当然，甘肃省岩画研究也要构筑于考古学文化基础之上，通过大量的材料来证实原始艺术的审美价值。但是，我们一味地只使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最终还是无法向世人澄清原始人的创作心理与原始艺术的精神形态。这种人类早期精神内涵还是不能完全通过硬性的古文化来印证的。
第三，民族学方法。对于甘肃省原始人类审美意识和精神内涵的研究还需借鉴民族学方法。我们要从繁杂的图像中努力分辨出各地区岩画造型形态的手法和特点，其方法就是将许多复杂现象反复做比较。正如格罗塞在他的《艺术起源》中所说：“艺术科学，和其他全靠观察作基础的科学所处地位一样，一个简单的现象只能全做很少的证明，甚至全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将许多不同的事实不禅厌烦地做一些比较研究，才能得到相当的真理。”③将归纳总结出来的要素放在甘肃省原始文化背景中去分析，只有结合甘肃省特殊的地理情况才能印证原始人的创造心理和审美精神内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确定一件原始艺术品的原始特征。
第四，心理学方法。对于原始人来说，无论创作手法怎么拙劣，也是他们的精神产物。那么，对于岩画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运用到人类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原始岩画所反映出的象征性需要结合心理学理论来分析，也正是这种象征性才使得原始岩画具有了强烈的神秘感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第五，人类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是探究和研究原始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及功能的重要方法之一。人类各种精神形式的发展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以此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整体性质和特征。在我们试图确立原始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功能意义时，必须注意它曾置身于其中的人类精神的整体特征，注意在这一整体特征之下的各类精神形式的具体内容，然后探寻造型艺术所发生的复杂关系。
因此，我们要对纷繁复杂的原始资料进行全方位研究，以独特的方法演绎出蕴藏在原始艺术中的精神内涵。
甘肃岩画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现在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对甘肃岩画进行抢救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甘肃还没有专业的高层次岩画研究团队，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岩画保护也做得不太好，一些地方的岩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例如甘肃靖远吴家川千年岩画受风吹雨蚀和人为破坏严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亟待加强保护。从最初发现到现在的20多年，这里的岩画已经面目全非，原来清晰的图像已经变得十分模糊，甚至一些好事者在岩画周围刻画了他们自己的“杰作”。还有嘉峪关黑山峡的崖壁上，分布着自战国至明代的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共计150多幅。1981年，这些岩画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些宝贝长期以来屡遭人为破坏，一些画面或脱落或被盗割。除了人为破坏外，自然因素也对岩画构成了严重威胁。但由于受技术和资金等因素限制，目前很难找到有效的保护方法。可以说，在岩画的保护与发展方面甘肃还是个空白。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我们除了要参考学习其他省份的方法外，还要根据自身地理特点，研究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办法。
三、甘肃岩画保护措施
甘肃岩画究其破坏原因主要有两种：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针对这些破坏原因，可以采取以下保护措施。
第一，坚持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使得岩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这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应加强岩画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周边绿化环境，避免现代化的过度开发对岩画造成的破坏。
第二，建立甘肃岩画博物馆。应针对一些能够被移走的岩画建立博物馆，在馆内模仿当时岩画存在地的现状来放置岩画，使它们重现田野里的原始情况，给学者的研究和参观者提供最能接近它们原来表现形式的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持不赞成态度，他们认为岩画一旦离开原始位置，再考察其创作年代、民族、生活地域等显然就失去了意义。对于无法移动的除了在当地尽量保护以外，还要在博物馆内陈设仿真品。另外，馆内应有一套完整的岩画图像摹本数据库，除了省内所有岩画的高清照片以外，还要利用一切可能技术取得岩画图像摹本。
第三，以各种形式向当地人介绍岩画的重要性，让他们树立岩画保护意识。人为的破坏是导致岩画迅速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所以，首先要从思想上让普通老百姓认识到岩画的重要性，才能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特别是联合当地的教育机构，通过学校以教学的方式宣传岩画的有关常识，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保护岩画的观念。
第四，定期举办甘肃岩画文化节。当地媒体应该经常向广大受众大量宣传有关岩画的情况，在居民心中形成一种强烈的保护意识，让甘肃省居民为生活在一个岩画大省而感到自豪。
第五，举办甘肃岩画学术研讨会。有关部门应定期组织研究人员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外省学者来做讲座，这样一方面可以和其他省份及时交流，还可以督促甘肃省研究人员积极研究。
目前甘肃岩画研究正处于暂时的低迷状态，但有关的研究工作却从没停止，也有不少新的进展，我们经常还听到有关甘肃省岩画的报道，这些新进展一定会为甘肃岩画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注释]
①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②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20页。
③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参考文献]
[1]陈兆复.古代岩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盖山林.中国岩画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关键词：话语实践理论；价值；《知识考古学》
尽管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是其关于历史的理论，但也反映了福柯的后现代知识观。本文将依据福柯的著作《知识考古学》，在解读福柯话语实践理论的基础上，理解其对于文化分析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对历史连续性的质疑
针对传统的连续历史观，福柯根据历史中断裂的事实，力图建立关于解释这种断裂的话语实践理论。福柯首先归纳了历史断裂的两个特征。
福柯的目的就是要对历史的这种传统提出质疑，就是要建立一个关于历史断裂和断裂历史的理论，提出自己一种新的分析历史的方法。即试图测量出在历史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对传统思想史的方法、界限和主题进行质疑，并揭示这些传统局限的形成原因。福柯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在话语实践理论基础上的关于思想史的知识考古学。
二、话语实践理论
（一）话语及其层次
（二）作为功能的陈述
福柯认为，陈述不是可见的语言单位，不同于句子的成分或逻辑的命题形式，陈述是种功能，是“符号整体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陈述具有四种功能。
福柯指出，话语形成与陈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陈述与话语形成的四个维度的要求是一致的。“那些被作为‘话语形成’确定下来的东西强调在陈述的特殊的层次上被说出的事物的一般方面。我们在分析它时所涉及的四个方面与陈述功能实施的四个领域相吻合……这是因为它们以那种标志陈述层次的规则性涉及陈述的层次……”[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才同意对话语形成的分析就是一种陈述的描述。（2）话语形成的识别不受其他可能的统一原则的支配，它揭示出陈述的特殊层次，同时，陈述的描述和陈述层次构成方式的描述通向话语形成的个体化。陈述分析和形成的分析相辅相成。（3）陈述属于话语形成。陈述的规则性是由话语形成本身所决定的。标志话语形成的是事实的扩散，而陈述赋予这种扩散一种存在方式。（4）话语是陈述的整体，由有限的陈述构成，这些陈述的条件可以确定。
（三）话语的形成
话语的形成包含四个维度。即话语对象的形成、陈述方式的形成、概念的形成和理论（策略）的形成。这四个维度的形成都是关系的结果。福柯详细分析了实践关系如何决定了这四个要素出现的范围。
福柯认为，出现在话语中的对象具有模糊性，即将这一对象个体化时，会出现界限的扩散。对象具有不断流动的特点。福柯的话语描述不是要列举这些扩散的对象，而是要确定这种扩散的可能范围，即要寻找对象的形成原则。在福柯那里，这些原则指的是一种关系，包括对象出现可能地点、对象的审定主题以及对象所属的定位系统。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决定了对象可能出现的范围。
陈述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获得和提供对象的方法。比如定性的方法、定量的方法等。福柯同样认为，陈述方式也是有外在于对象的实践要素间的关系决定的。就医学领域来讲，某种医学话语的陈述方式由与这种话语实践的要素，如医院、医生的地位特征、法院等相互间关系所决定的。
福柯将具体的理论选择，叫做策略。策略决定于陈述的以下条件：（1）概念可能的衍射点。包括不相容点、相等点和某种分类的连接点等。（2）衍射点为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而实际策略的出现还需要描述特殊的需要以确定该策略出现的现实性。（3）非话语实践的影响。非话语实践指的是与话语功能没有关系的实践要素。
福柯总结到，“正像我们不能把对象的形成归纳于词与物；把陈述的形式归结于认识的纯粹形式和心理主体；把概念的形成归结于例行性结构和思想的连续性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把理论选择的形成归结为某个基本计划，或意见的次要作用。”[1]这四个维度的任一个形成，都有标志话语形成的意义。话语形成是话语的终极层次，或者是最高层次。话语的这四个维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垂直的隶属关系。话语可能言及的对象范围，主体同对象的可能位置，决定这话语的陈述方式，陈述的结构网络，各种陈述的关系和数量，可以说各种陈述方式的组合，决定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概念的分歧空间，又决定了理论或者策论的选择。话语分析就是分别对话语的对象、陈述方式以及概念的形成及分布原则、理论选择原则进行描述。
（四）话语实践
福柯之所以要把话语与陈述联系起来，目的在于说明话语的实践性。话语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分析话语的对象、主体的位置、概念以及策略是在一个怎样的客观的、历史的关系中产生的。而陈述功能的实施与这些客观的实践条件直接关联。
（五）把话语当做事件进行分析
把话语当做客观的事件进行分析，福柯的意图何在呢？因为话语事件具有独一无二的客观性，与其环境条件相联系，不同的话语事件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断裂的产生。话语本身就是这种断裂的标志。有这种话语系列构成的思想史，必然是一个断裂的，有不同的碎片扩散的空间，一个范围。这样，历史连续性就消失了，主体、主题的意识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话语之外。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就是一个关于历史断裂的理论。为他的知识考古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首先，它为文化的理解和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文化理论领域，一直存在着解释学、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争论。但无论是关于文化本质的理解，还是文化分析的方法，这三种理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主体主义的缺陷。受主体主义的限制，解释学和结构主义主张意义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但解释学没能看到意义的关系性，而结构主义却从语义的关系角度来理解文化意义；现象学直接站在主体的角度上，无限放大了意义的可能性。而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则将文化置于具体的历史系列、空间位置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着眼于文化背后的实践关系。从而为文化分析提供了“考古学”的视角；其次，为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分析提供了方法借鉴。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织和竞争。科学认识各种文化和科学的文化实践，意义重大。尽管的文化观为我们科学认识文化和科学的文化实践提供了依据，但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关于文化的分析方法，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国学”的极盛与“终结”
中国古代，当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但古代的教育，所教授的却全部是如今的国学内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鲁迅那一代人所写的书信，几乎每个人都称得上书法家，那是传统教育的最后一代精英。1905年，清廷取消了科举制，这是应对时局的无奈之举，但也相当有魄力。在此之前，人们是如何接受教育的呢？
古代也有官办教育，称为“官学”。这些学校由中央朝廷以及地方政府主办，是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前者称中央官学教育，后者称地方官学教育。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在汉代，官学的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最后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博士”一词起源于秦始皇置“博士”，汉代成为制度，西汉武帝时专尊儒术。当然，博士不是学位，而是一种称号。汉质帝在位一年就被毒死，当然没有在教育上有什么作为，这3万人的“博士子弟”更多是过去的惯性所留下的，也是东汉官僚体系庞大到极点的一个表征。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可能供养这么庞大的官僚队伍，东汉的崩溃也就在所难免了，汉代的官学，也就难以为继。
在历史上，隋炀帝是一个相当不靠谱的皇帝，但是他在位时却设立了国子监，这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的开始，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国子监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从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都很乱，官办学校也就时有时无，到了唐代，才又重新兴盛起来。在唐代（也有说是隋朝），中央政权正式开始了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与录取做官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复杂而完备的人才选拔体系。到了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考题范围越来越窄，不但读来读去，就是那几本儒家经典，考试形式也简单到只写作文，最终发展到八股文这样机械的制度。
中国教育史上，宋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宋代，书院开始兴起，南北两宋，有记载的书院就有397所，几乎达到了能够补充或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北宋书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北宋书院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睢阳书院等。到了南宋，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使得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终于成熟和完善起来。到理宗时，新建的书院达100多所，占南宋全部书院的2/3以上。南宋的书院是理学（儒家）的天下，在教授的形态上特别接近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他们推崇圣贤之道，要培养能传道济民的人才。在今天，“书院”成为一个相当有魔力的词汇，像王财贵那样的“国学大师”，心目中的理想，也许就是宋代的书院。
“国学院”不是你想的那样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清政府承认“西学”的主导地位，这样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过去延续2千年的中国“学问”将何去何从？
除了国学振起社，还有国学保存会这样的团体。1905-1906年，国学保存会印发了刘师培编著的中国第一套也是至今唯一明确标注的中小学“国学教科书”。这套国学教科书分编有《伦理教科书》2册、《经学教科书》2册、《中国文学教科书》10册、《中国地理教科书》2册、《中国历史教科书》2册。
关键词：初中历史兴趣教学积极性
引言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兴趣是学习诸多要素中最为积极最为活跃的因素，是促进学生主动参与的根本，是学生学习的动力之所在，学生只有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主动地学习，才能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取得最佳的教育教学效果。
一、加强学科认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激烈竞争的时代，各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深入了解各国的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是进行合作与竞争的基础。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学习历史并不是简单地学习过去几千年所发生的事，而是要学会更深层次的内容。要热爱我们的祖国，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了解它的历史积淀。历史教师向学生展示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几本教材，而是一部鲜活的文化、政治、经济、科技、风俗史，是一幅优美的历史画卷。要让学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历史学习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历史综合素养，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二、充分发掘教材
三、教会学生质疑
古人说：“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质疑的过程是积极思维的过程，是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过程。质疑可使学生改变学习中的被动地位，使他们变得积极主动，激起探求新知欲望，迸发出创造的思维火花，能以较高的效率全面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作为历史教师首先要让学生勇于提出疑问，一开始，学生的问题可能很浅显，甚至可笑，但教师不能就此责备或讽刺，而要鼓励和引导，初步养成良好的提问习惯，然后再慢慢地教会他们如何提问：教给质疑的方法，让学生有法可循。对重点史实进行质疑；对标题进行质疑；对矛盾处进行质疑；对篇章中的详略安排进行质疑。历史课本的插图和地图较多，要勇于指导学生多思考，多设问，并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只要学生围绕教学的知识拓展范围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价值，教师可以大力的表扬和赞赏，教师要积极引导、启发想象，鼓励他们敢想、敢疑、敢问，重视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进而进行发现的问题教学，激发学习兴趣，激励学生自主探索的学习。
四、利用现代技术
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才能积极主动地投入课堂学习活动中。初中生具有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等心理特点，其思维模式正处于由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实施课堂教学，一方面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另一方面有助于促使学生的思维意识由形象性顺利过渡到逻辑性。多媒体技术具有图文并茂、声形兼备等技术优势，能够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运用影像、图画、视频资料等多种辅助手段，有助于学生对知识产生更为形象的认识，从而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例如，在讲解“”时，教师可以事先从网上下载与有关的影片或影视资料，然后在课堂上呈现给学生，让学生除了掌握课本知识外，还能切身感受真实的战争场景，不但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爱国意识。同时，教师可以配以声情兼备的语言描述，使学生感受心灵的共鸣，从而形成较为深刻的知识印象。
结语
总之，要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我们教师必须要探寻教学规律，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通过优化教学，提高初中历史教学的成效，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提高能力。
参考文献：
[1]方先忠.初中历史教学的现状与对策[J].都市家教（下半月），2011
余秋雨在故乡为袁隆平“引路”
以“弘扬河姆渡文化、彰显新余姚魅力”为主题的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5月26至31日在姚江之滨隆重举行。在此之前获悉主办方将安排“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一起纵论河姆渡文化。我与秋雨马兰夫妇一起去其乡下老家的途中谈及“文化学者与水稻之父河姆渡论道”这个题目时,秋公则认为:“袁隆平先生来我们的家乡河姆渡论道还是论稻,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事件,袁隆平到河姆渡来才是真正的大事。因为河姆渡是人类稻作栽培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这个层面上我只是配角而已!”
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让余秋雨深深感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好几位代表以及不少国内外农业专家都参加了,最感动的是,我国当代最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也参加了,因为我从河姆渡和袁隆平之间,看到了一个环绕着稻作栽培的“生态链接圈”。七千年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在这里首尾相衔。正是在这种首尾相衔的大圆圈中间,站立着一个安详的中国。
26日下午2点半,我与秋雨教授同车赶到河姆渡酒店,他将与袁隆平院士一起参加以“名家纵论河姆渡文化”为主题的国际河姆渡文化节记者招待会。在与100多家媒体的记者见面前,余秋雨教授拜会了年届八十的袁隆平院士。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他们的交谈非常愉快。袁隆平先生很熟悉余秋雨教授以前在电视中的文化讲述,余秋雨认为他们可以谈得很深,他发现自然科学家对于人文科学的基本看法,在很多方面超过人文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员。
“如果炎帝在世,一定会给袁隆平颁奖”
余秋雨说:“我们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炎帝其实是个农耕专家。今天我们不妨猜想一下,如果炎帝要给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中做出贡献的人颁奖,会有哪几个人呢”余秋雨认为,符合炎帝心愿的可能有四个人:“第一个接受炎帝颁奖的应该是黄帝,黄帝发明了农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第二个则是李冰,他建设了都江堰这个伟大的水利工程,造福一方百姓;第三个应该被颁奖的是明朝的徐光启,他写出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他的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堪称精华;第四个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杂交稻和超级稻解决了咱们中国13亿人吃饭的问题。”“炎帝被认为是古文明的象征,农耕文明的始祖,他应该有资格给历史上最有作为农业专家颁奖。袁先生接受炎帝的奖当之无愧,他和历史上三个农业伟人相比毫不逊色。”
余秋雨话音刚落,台下掌声一片。袁隆平起身作揖,连声说:“过奖,过奖!”余秋雨亲切地称呼袁隆平是“地头当代神农”时,袁隆平听后笑得前仰后合。“袁隆平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农业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让人们免受饥饿的困扰,他的成就无可争议,他们四个人放在一起,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余秋雨补充说:“余姚先贤王阳明有‘知行合一’的理论,而袁隆平正是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者。”
这次“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围绕河姆渡稻作文明,从科学、文化、历史等角度展开的一次穿越7000年的精彩对话,是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的亮点之一。
河姆渡的稻作文明在中华文明中起到奠基作用
在人类文明史上,跨入文明的门槛到底在哪里余秋雨说,世界一般公认的标准为文字、城邑、青铜器。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史前就做好了准备,河姆渡的稻作哺育,在中国从史前文明进入城市文明准备过程当中,起到了极大的奠基作用。就是袁隆平先生所说的,从神农氏、炎帝、黄帝连在一起的一次宏大的奠基活动当中,有河姆渡的名字。余秋雨很赞成北京大学的一位严教授,他讲我们跨进文明门槛的时候要充分重视稻作文明,在普及这种文明的时候的重要作用。按照严教授的说法,两河文明提供了小麦文明,黄河文明提供了小米文明,长江文明提供了稻米文明。所以在跨越之前的一个及其重要的奠基,就是生态奠基,是河姆渡。为中华民族跨入文明史起到了宏大的奠基作用。
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如何余秋雨认为,河姆渡文化改变了人类的史观。过去国外有欧洲中心论,中国有黄河中心论,随着考古的不断发展,河姆渡等遗址的发现,这些论断慢慢地被了。河姆渡遗址告诉了世人,古老的文明在东方,中国长江流域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河姆渡的“生态文化”至关重要
余秋雨在谈到河姆渡文化时,强调了“生态文化”的重要性,他说,生态是最大的文化。余姚为什么会出现河姆渡文化,与生态环境有很大关系,这里的生态为人类提供各种生存的条件,并造就了这块平原一直能欣欣向荣。也许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吃着我们今天喜欢吃的霉干菜蒸肉,还有余姚的杨梅,杨梅节做的就是生态旅游。通过生态文化,再联系到余姚有一个知行合一的哲学家王阳明,这样组合起来的旅游品牌,就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做旅游产品时,首先要把生态文化放在前面,其次跟上历史文化,而不是过度强调文本文化、历史文化在旅游中的重要性。
河姆渡人来自何处,又迁移到何处,也是媒体关心的话题。余秋雨认为,各种可能都有。河姆渡文化是中国东南沿海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先民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呢好多考古专家认为,河姆渡人从浙西山区迁移而来,问题是浙江西部的人又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等待着考古发现。但河姆渡人后来去了哪里,有一点可以肯定,余姚这个地方很可能被海水淹没,那就是稻作文明受到挑战,河姆渡人只能迁往内地。
余秋雨猜想:“可能是遇到了自然灾害。沿海的陆地被海水淹没后,咸水使水稻无法存活,这对文明是毁灭性的。研究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
“还有一些浪漫的考古学家说河姆渡人远航去了,我看这也有可能。如果在太平洋某个岛屿上,对岛屿上的人进行DNA测试后,找到了河姆渡人的基因,我们也不要感到很奇怪。”余秋雨说,余姚有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又有王阳明、黄宗羲等众多古圣先贤,经济发展超过了文化软实力。如何打好文化与旅游牌余秋雨认为,对文化的理解不能太片面,古迹文化和古圣先贤是一种很好的资源,但生态文化也不容忽视。余秋雨举例说,有一年他去地中海沿岸看了看,发现这里没有什么文化古迹,只有海水、沙滩、帆船,但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把过去纸面上的历史文化当作文化太片面了,生态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姚江谈梦:稻穗下可乘凉谷粒如花生米
“我有一个梦想:我种的杂交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几个朋友就在稻穗下乘凉。”年届八旬童心未泯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来到以稻作文化闻名于世的浙东名邑余姚,显得有点激动。在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名家纵论河姆渡文化论坛上,他信心满怀地说,“超级稻不仅可以让全国人民吃饱,而且还能让全国人民吃好。”
我和袁隆平先生都下榻在龙泉山下姚江南岸的太平洋大酒店,他的行程特别紧,一大早我趁他参加会议之前在他的1706房间做了访谈,并为袁先生拍摄了一组肖像。平时在田间地头“不修边幅”的水稻之父今天特地作了打扮,拍肖像的时候腰杆笔挺,精神抖擞,根本不像八旬老人。
袁隆平院士告诉记者,上午他在河姆渡稻作文明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坛演讲后,要马上飞往长沙接见一位专程来拜会他的非洲总统,商量在那里的水稻杂交问题。在讲到河姆渡文化时,他认为河姆渡的先民是农业科技的先驱,他们的发现和尝试开拓了人类的稻作文明史,也证明了余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世界人工栽培水稻的发源地。我们选择余姚来讨论水稻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表示,目前全世界还有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对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找到有效的途径,并祝愿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能为此作出更大贡献。
在头一天的专家纵论河姆渡文化的活动上,袁先生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稻作栽培的考古发现、粮食转基因问题等方面的现场解答,都显出一种宏观而又真诚的科学态度。袁先生说:“前几天,我用超级稻接待了一位香港企业家,没想到平时米饭吃得很少的他,竟然连吃了两大碗,而且吃完后还要求打包。”袁隆平用这个例子,风趣地阐述他的“高产和优质是可以统一”的理论。
目前,袁隆平领导下的中国超级杂交稻亩产可达800公斤,他正在为到2010年中国超级杂交稻实现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奋斗。袁隆平对实现这一目标很有信心:“我们的超级稻计划比日本晚了16年,比国际水稻所晚了7年,但现在,我们跑到了世界的最前沿。”袁隆平说,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级杂交稻都是采用常规手段,第三期则运用了分子技术。这好比跳高比赛,越往高处越难,必须在技术路径上有新的突破。
“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身体好,一点也不服老。如果身体允许,80岁以后我还会继续干下去。我的信念是通过科技进步,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河姆渡稻谷有杂交水稻特性”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甚至连稻谷壳上的隆脉、稃毛都清晰可见。经碳十四测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780年,距今7000年左右。此外,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
有记者把河姆渡的稻谷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联系在一起,向袁隆平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大胆假设当年出土的稻谷还能存活,您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是否具备您当年发现的‘野稗’的某种特性,或者说是否有杂交的可能性”
“我也听说河姆渡遗址的稻谷挖掘出来时还是黄色的,如果它们还有生命力的话,把它们的基因提取出来,完全可以为稻研究服务。”袁隆平笑了笑说,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批骨耜等典型农具,显示出已有一定的农耕水平,说明种植水稻的历史还应往前推移。水稻是从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成的,而野生稻只生长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早期稻谷遗存大多数也是在这一地区。仅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存,目前已发现130多处,其中属于长江流域的有110多处,可见稻作的起源地应是饭稻羹鱼的楚越之地。从理论上来说,河姆渡稻谷同样具备杂交水稻的特性。
河姆渡人的大突破: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
目前,在我国、印度等地,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几千年前的水稻。1973年,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水稻,这在当时是第一次发现;紧接着是在印度,印度人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水稻。现在又有新发现,把水稻种植往前推移了,在湖南澧县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水稻,而最近在湖南道县发现的水稻,说是有12000年,水稻种植的起源还真没办法确定。在河姆渡发现的稻谷层有一米多厚,说明7000年前人类种植水稻就有规模了,至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的,我们无从考证。但至少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大规模种植水稻了。河姆渡人的大突破就是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这是无争的事实。
河姆渡人的稻作文化是否是稻业种植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河姆渡的稻作文化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之一。我们的祖先在这里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从新石器时代走进农耕时代,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进步。这不仅是河姆渡人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惠农补贴政策还要改进,
应该以产量而不是田亩数来实施补贴”
关于“超级杂交水稻,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对老百姓的口味、营养,有没有什么大的改进和提高,对我们国家现在的粮食安全问题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和见解”问题时做出如上表述。
袁隆平说,过去有这么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高产就是优质,优质就是高产。这种看法是比较片面的。高产与优质,是矛盾,但不是对立的矛盾。我们通过培育、通过研究,可以把它统一起来。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把产量放在第一位。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满足于吃饱,还要吃好,所以我们也做了调整,要高产也要优质。但有一个原则,必须是在高产条件下的优质。当然,在高产条件下的优质,难度是很大的。
袁隆平举了一个香港吴先生的例子,他接待过的来自国内外的研究者不少,每次他都会请他们吃吃培育出来的稻谷。有四位来自香港的比较注重身材保养,平时就餐不吃米饭的女士,一餐饭平均每人就吃了四碗。而一位姓吴的男士,则强烈要求打包米饭。说完大家都乐了,从而也明白了亩产量大的稻谷也同样好吃、高产和优质并不矛盾的道理。
袁隆平指出,粮食安全问题是人人关心的大问题,总的来讲,第一要保证18亿亩的红线,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如果突破了这个红线,粮食安全就有问题。第二,要给农民更多的种粮优惠政策。现在国家已经给了一些惠农政策,力度还不够,在这方面补贴的方式还要改进。以田亩来补贴种粮的农民,这样来做就有一定的问题,你种好种坏,反正是按田亩数来补贴,种粮的积极性就不高。
袁隆平认为应该以产量来补贴农民。他说,政府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以平价在市场上销售,这样就不会因为粮价引起物价上扬。政府用1000个亿来鼓励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如果以产量来补贴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提高,也将有利于种粮的发展。产量高,收入也高。他的积极性高了,这样也会有利于种粮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补贴的方式要改进"。
“争取90岁时实现亩产1000公斤”
袁隆平不仅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也是最主要的学术带头人,年逾古稀的他思路异常清晰,“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能帮助第三世界。现在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家都种杂交水稻。美国也种了,产量比他们自己的品种还高,现在每年要给中国技术转让费,对美国必须讲明这个道理,对发展中国家可以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