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日学人稻作文化起源观之研究摘要：近百年来，稻作文化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中日两国学人热议的研究领域。在稻作文化起源方面，围绕“那文化说”“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和“粳稻长江流域起源说”，先后展开过频繁的交流与对话，但迄今尚未达成共识，仅“粳稻长江流域起源说”时下较具影响力，但最终结果如何，有待后世学者评判。围绕稻作文化的东传，日方先后有“北方说”（华北说）、“南方说”（华南说）、“直传说”（华中说）和“间接说”问世，但同样有待后世学者做进一步的探讨与裁断。Key：稻作文化;那文化说;阿萨姆云南起源说;粳稻长江流域起源说：C95：A：1674-621X（2021）05-0038-
2、12水稻，曾在长江中下游及其延长线上的日本列岛支撑过稻作文明，而稻作文明无论在年代上还是规模上都可以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相媲美，所以中日两国学术界都非常重视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但见仁见智，各有取舍，时至今日，远未达成共识。为推动此领域之研究，仅罗列各家之说，以备今之学者参考，未来学者裁定。惟愿笔者之立场，不至于误读和曲解前辈之观点，则大愿足矣。一、有关稻作文化起源地的探讨（一）“那文化说”关于稻作起源地，中国华南农学院院长丁颖教授在1957年提出“华南说”，他认为中国的栽培稻起源于华南。20世纪90年代，“那文化说”进一步深化了丁颖教授的观点，并进而将这一学术思想定义为
4、能力的古人类以及相应的稻作农业生产工具114。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覃乃昌在壮族稻作农业史中如是说，并认为广西壮族完全符合上述3个前提条件。另外，覃研究员还引用了一幅“我国野生稻分布示意图”（图1），以此证明广西“那文化圈”确实具有丰富的野生稻资源。壮族稻作农业史是“那文化说”的代表性学术专著，但追溯其学术源头，却不难发现，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游汝杰教授的语言地理学研究成果在其间发挥了启示性作用。1980年，游教授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开创了探究壮侗语稻作词语發音与稻作起源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1986年，游教授与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先生联
5、名出版学术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再次阐述了他的观点：稻是种在田里的。在壮侗语各语言和方言中，词义为“田、水田”的词语的语音形式也显然有同源关系，其中以na这个形式最古老。我们把壮侗语族的na同音线画在图4-2上。壮、傣等族自古以来就称“田”为“na”，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据。还有，na（田、水田）在两广、云南以及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的北部还用于大量小地名（汉字作“那”见图4-3）。可以想象这类地名的分布地区，在古代一定是盛行稻作文化的。综上所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中国广西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见图4-4）。图上画了“
6、稻”（一）词古音同言线，“田”（一）词古音同言线，“那”字地名分布轮廓线和栽培稻的祖先种普通野生稻（Oryzarufipogon）分布线。图中共有四条封闭线。最外边的是野生稻分布线，最里边的是“稻”词同言线。这样，我们就把这四条封闭线所圈定的相重合的地区，拟测为栽培稻的起源地2103-107。讨论完栽培稻起源地，游教授又从语言学的角度继续探讨了稻作传布的方向。他认为，汉语词“禾”和“谷”都源自壮侗语“khau”。“khau”分化成k系音和h系音，“禾”借自h系音，“谷”借自k系音。因此，“从禾、谷两词的地理分布及k系音和h系音的关系，就可以大致推测栽培稻在中国的传布情形。一路从西南经华中
7、和华东北上进入长江流域;一路从云南、四川北上进入黄河流域”2108。“那文化说”在语言地理学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在野生稻驯化和考古年代方面却存在明显缺陷，包括其祖源“华南说”在内，作为阐释稻作文化起源地的学说并没有得到国际稻作研究界的认同。近30年的稻作研究成果证明，野生稻资源丰富的地区反而不会成为栽培稻起源地。现代稻谷的祖先“普通野生稻”（Oryzarufipogon）原本生长在亚洲热带的湿地边缘，后随始于15000年前的全球气候温暖化而逐渐将分布区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北纬29-30度）。最初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普通野生稻并不结稻米，而对于人类来说，不结稻米的野生稻无异于普通杂草，
8、没有任何意义。2014年9月中旬，笔者在广西隆安县野生稻保护区亲眼见过生长在水塘里的普通野生稻，稻壳里确实没有稻米。但是，作为禾本科植物，普通野生稻具有神奇的双向繁殖特性，既可以靠根茎繁殖（也就是生物学家所称的营养繁殖），也可以靠种子繁殖。在环境适合生长时，它就靠根茎繁殖，但同时也长出不结种子（稻米）的稻穗。当环境不适合生长时，它就改变生存策略，从根茎繁殖变为种子繁殖，在稻穗中结出有繁殖能力的种子（稻米），以此来延续其种群。根据日本著名环境考古学家安田喜宪的分析3183，距今12800-11500年之间，处于温暖化过程中的地球突然出现新仙女木（YoungerDryas）回寒期，平均气
9、温骤降5-6摄氏度，这就给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普通野生稻带来了转变生存策略的契机。在新仙女木回寒期的持续低温中，原本生长在亚洲热带的普通野生稻感到自己将要被冻死，于是部分野生稻便率先转变生存策略，从根茎繁殖变为种子繁殖，在原本空空的稻穗中结出了种子（稻米）。但是，此时的广西和广东由于所处纬度低，相对温暖，所以那里的普通野生稻仍然依靠根茎繁殖，不会结出稻米。当然，只是野生稻结出了稻米，栽培稻还不会自然产生。这是因为驯化任何一个物种，其背后都是人在发挥作用，都得凭借文化去维持这种作用的超长期稳定延续，最终野生稻的驯化才会成为可能。从长江中游的稻作考古成果判断，普通野生稻最早转变生存策略而结出种子
10、（稻米）是在12000年前，但人们开始摸索种植水稻则始于8600年前。对于没有“栽培”意识的人们来说，不管采集到多少野生稻谷，也不会拿它当种子去加以有意识的农业种植。也就是说，远古的人类通过采集获取稻谷一直延续了3400年，这应当是较为贴近历史真相的认识，也是以上考古資料中能够提供有效证据的应用范围。在气候寒冷期，长江中下游处于普通野生稻分布区的北部边缘，没有广西、广东的野生稻资源丰富。因此，当面临食物危机时，人们便开始从“采集”逐渐走向“种植”。7000年前，栽培野生稻谷终于走上正轨;6000年前，野生稻驯化完成，栽培稻正式诞生4。在长江中下游，早于6000年前的稻作遗址不下10
11、处，但在广西和广东却几乎没有早于6000年前的稻作遗址存在。由此看来，要说栽培稻起源于广西，还缺乏考古学和生态学的证据。（二）“阿萨姆云南起源说”与“粳稻长江流域起源说”相对于国内的“那文化说”，日本京都大学的渡部忠世教授在1977年提出了稻作“阿萨姆云南起源说”。渡部教授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东南亚各个时代建筑的砖块中掺杂有许多稻壳。谷粒形状各异、品种不同的稻谷遗骸分布在东南亚各地，而且都有相应的发掘报告，足以提供可凭的证据。但对所有品种追源溯流，最后都“回归到阿萨姆和云南”5，故渡部教授认定阿萨姆和云南一带应该是稻作文化策源地。1967年以后，中尾佐助、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等人曾提出“照叶树
12、林文化论”。“照叶树林文化”是日本学人的独创，他们笔下的照叶树林，在生态学的话语中更普遍地称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按照日本学人的理解，稻作文化应当是在这样的文化谱系中孕育出来的农耕文化，其核心区大致呈现为弯月形，他们称之为“东亚半月弧”，意味着从不丹、阿萨姆至云贵山地以及湖南西部乃是稻作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带。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背景，渡部教授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一经提出，便得到“照叶树林文化论”学者的热烈欢迎，并在国际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形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在日本农学界，“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得到了著名育种学家盛永俊太郎的支持。盛永氏通过比较亚洲古稻品种的相似性，发现日本种植的水稻与印度孟
13、加拉一带的水稻相似性不明显，但喜马拉雅山麓的水稻却对日本水稻和印度孟加拉水稻都显示出较明显的相似性。相似性不明显表示两者关系疏远，而喜马拉雅山麓的水稻既与日本水稻有较为明显的相似性，同时对印度孟加拉水稻也有较高程度的相似性。这就证明，喜马拉雅山麓的水稻是最早的水稻栽培种，喜马拉雅山麓理应被理解为稻作文化的故乡。中国方面的学者，如柳子明、汪宁生、李昆声等也曾发表过观点相近的论著，认为云南兼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气候，海拔差异大（40-2600米），水稻品种多达3000种以上，历史上就是作物变异的中心，所以作为作物变异结果的稻作，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1983年，渡部教授出版学术专著亚洲稻
14、作系谱，再次对自己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进行了阐释。亚洲稻作系谱的第一章第二节展示了“亚洲稻的传播路径”示意图（图2），1977年出版的稻之道中也有类似的“亚洲大陆的稻之道”示意图6214。这两张图都明确显示，稻作起源于阿萨姆云南一带。渡部教授认为，既然稻作起源于阿萨姆和云南山地，稻作的初始环境则应该是亚热带山地丛林系统，稻作文化起源后，在其扩散的过程中，才逐步位移到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中。因此渡部教授指出，稻的栽培大概是按照以下顺序逐步展开的：（1）山地、丘陵地带;（2）小河的河谷盆地、小型湖沼周边的湿地;（3）河流中游的扇状地带;（4）滨海平原;（5）三角洲上部;（6）三角洲下部冲积扇。列出
16、可以看出这三条封闭线是完全重合的，以含“那”地名分布线的范围最大，na（田）境界线次之，“稻”词最古语音境界线位于中心。三者重合的面积极大，恰恰与国内外水稻起源研究者的看法较一致，即广西西南、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的观点相当一致，这是从历史语言地理的角度为这一观点添注了论证7。尽管如此，1973年，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7000年前的稻谷，不仅在年代上远超阿萨姆和云南已发现的稻谷遗存，而且在稻作栽培环境上也完全打破了渡部教授所说的6项环境设定。关于栽培稻的初始环境，日本稻作遗传学家佐藤洋一郎教授曾发表过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即栽培稻起源于背坡
17、湿地（Backswamp）：这种地方在生态学上是很有趣的。因为在最高的地方，也就是比夏季最高水位还高的地方会形成森林，而在比冬季最低水位还低的地方，由于积水而会形成河床或永久湿地。水时有时无，时深时浅的中间地带处于极度的环境紊乱之中，一般来说很容易形成草原。这种地方作为原始的稻作起源地最具说服力。具有以上特点的地貌，在长江中游和下游都有广泛分布，所以这种推测（有关长江中下游是稻作起源地的推测引用者注）是比较合理的8。背靠山坡而居，面对坡下湿地佐藤教授认为这就是栽培稻产生的原始环境。笔者考察过江西省东乡县野生稻原位保护区、湖南省茶陵县湖里湿地野生稻保护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野生稻保护区，其自
18、然生态均为背坡湿地。也就是说，野生稻保护区的地貌完全支持栽培稻产生于背坡湿地这一生态学研究成果。1990年以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考古取得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从采集野生稻穗到大规模种植栽培稻的完整证据链。于是，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逐渐变成学术界的共识。1996年，佐藤洋一郎教授正式提出“粳稻长江流域起源说”9。作为稻作遗传学家，他非常重视不受细胞核干扰的水稻叶绿体DNA。通过研究，他发现“多数多年生野生稻与粳稻一样，携带没有碱基缺失的叶绿体DNA，而多数一年生野生稻与籼稻一样，携带有碱基缺失的叶绿体DNA”。由此判断，在野生稻阶段，稻就已经分成粳稻型和籼稻型了。粳稻又可细分为温带粳稻和热带粳稻，而
19、热带粳稻又介于籼稻与温带粳稻之间。热带粳稻应该由温带粳稻与籼稻交配而成，其母系是温带粳稻，其父系是籼稻。在地域分布上，整个长江流域都分布着热带粳稻，但长江中游、广西、贵州以及东南亚则是热带粳稻与籼稻重叠的区域。基于上述情况，学术界提出两种假说：（1）粳稻和籼稻都起源于长江流域;（2）粳稻起源于长江流域，而籼稻起源于亚洲热带的某个区域。从水稻叶绿体DNA的分析结果来看，佐藤教授认为第二种假说更贴近真相，所以最终他从植物遗传学的视角认定粳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至于籼稻的起源地，他认为现在还无法确定。同一年，日本环境考古学家安田喜宪教授在日本考古学杂志季刊考古学上发表论文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
20、，正式提出“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图3）相对应的理论框架，并指出：“东亚稻作半月弧的中心是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东端是长江三角洲，西端达四川省，呈半月形。”10安田教授把“东亚稻作半月弧”的中心设定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和湖南省，当然与他本人认为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有关。不过，当他把“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对应起来的时候，“东亚稻作半月弧”则具有了世界文明史的意义。安田教授一直在强调“东亚稻作半月弧”和“西亚麦作半月弧”这两个概念。2009年，他出版了代表作稻作渔猎文明从长江文明到弥生文化，再次对这两个概念的世界文明史意义进行了阐述：稻作的起源地不在云南，而在长江中
21、下游。因此，我想站在中尾学说的延长线上，把“东亚半月弧”的位置从云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并将其重新命名为“东亚稻作半月弧”。“东亚稻作半月弧”的中心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东端是长江三角洲，西端是四川盆地。这里是稻作农耕的起源地，有清晰的稻作发展轨迹。6000年前曾产生大溪文化，5500年前曾产生屈家岭文化，5300年前曾产生良渚文化，中国最早的都市文明就产生在这一地域。通过“东亚稻作半月弧”，我们可以从视觉上明确定位东亚稻作农耕的起源地和都市文明的诞生地都在中国境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带。“西亚麦作半月弧”是西亚麦作农耕起源地以及西亚都市文明诞生地，而“东亚稻作半月弧”则是东亚稻作农耕起源地
22、以及东亚都市文明诞生地。作为东西两大“半月弧”都位于北纬30-40度之间的温带，所以很适合进行环境史意义上的比较。由于东西两大“半月弧”的设定，比较欧亚大陆人类文明史的视角逐渐被世界学术界接纳。东方与西方获得了对等的位置，文明史的平衡得到了恢复。“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不仅是稻作和麦作的起源地，也是东西方文明的摇篮。“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的设定，保证了东方与西方具有级别相同的出发点和文明史地位。东西两个半月弧呈上弦与下弦对称性分布，而这种对称性也很有趣。孕育出统治自然思想的“西亚麦作半月弧”，仿佛要统治人类史似的从上向下覆盖，而立足于生命平等，孕育出万物有灵自
23、然观的“东亚稻作半月弧”，则像一个接受万物的容器367-68。（笔者译）这两个对应的半月弧“不仅是稻作和麦作的起源地，也是东西方文明的摇篮与分野所在”。说到东西文明的摇篮，我们自然会想起“四大古文明”。但是，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是麦作文明，对此佐藤洋一郎教授曾发问：“稻这一农作物难道没有支撑过文明吗？在持续动荡的世界史中，稻难道仅仅是给人类持续提供淀粉的不起眼的草吗？”11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稻作文化圈没有产生过文明。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学者率先使用“长江文明”一词，并明确指出“长江文明”本身就属于稻作文明。稻作不仅是“文化”，也是“文明”。
24、安田喜宪教授把“东亚稻作半月弧”的核心区置于长江中下游，就包含要系统阐释稻作文明形成过程的祈望。他指出，6000年前湖南澧阳平原出现的城头山古城意味着长江文明的诞生，古城是文明诞生的一个基本标志。当然，5000年前，长江下游又出现了良渚古城，显示出长江文明的鼎盛期已经到来。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证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二、稻作文化扩散之我见人类成功地驯化某一种作物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种以该物种命名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起源在当下的世界各国都已成为重大学理问题，但综观此前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却不难发现其间存在两个实质有别的范畴。其一是，
28、指东方，发出类似话语的又是西方老牌的发达国家的学人。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这一系列所谓科学研究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对世界话语霸权的争夺。诋毁稻作文化是假，支持西方所谓发达民族垄断世界农业生产霸权是真。如果对这样的言论不予以反驳，要想弘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就难以取信于世界。但要回应这样的托词，我们面对的却不是学者能够掌控的情况，而是要和政治问题展开周旋。学者虽然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其间政治因素的干扰。面对这样的挑战，世界历史本身就可以为此说话。自从新大陆发现以来，西方农耕体制已经通过其殖民活动扩散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就连西方有正义感的学者也不得不据实立论。克罗斯比
30、积很大。利用好这样的地理环境，稻作文化的前景本身就不足为忧。但如何排除来自政治话语的干扰，还原科学研究的本质，是生态民族学家最终绕不开的政治学课题。如果生态民族学家没有勇气在生态民族学中展开与政治学针锋相对的争论，科学的正义就得不到声张，稻作文化的优势与欠缺也得不到科学的澄清。因此，回顾稻作文化扩散的已有研究，也许有助于中日学人及早猛醒，不至于被西方学者的话语霸权所绑架。稻作文化的扩散，是东亚文明史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历史问题，驱动这一扩散的社会动力主要是行政权力，所处自然地理和生态背景仅是作为一个可行性问题嵌合其间，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发挥主导作用。然而，此前中日学者的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无论
33、为，长江下游的稻作先经江淮一带北上，从山东半岛横跨黄海传入朝鲜半岛西南部，然后再从朝鲜半岛南部传入日本九州岛北部。“间接说”与“北方说”的主要区别，在于粳稻北传时是否经过了辽东半岛。“北方说”认为经过了，但“间接说”认为没经过。“彌生时代公元前10世纪起始说”的首倡者藤尾慎一郎主张“间接说”，但他也承认：“在水田稻作开始出现的公元前10世纪后半期的遗址中，并没有哪个遗址出土过朝鲜半岛南部的陶器”。14由此可见，在3000-2900年前，日本九州岛北部与朝鲜半岛南部尚无稻作文化交流的可凭证据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照叶树林文化论”以及“东亚半月弧”概念和稻作“阿萨姆云南起源说”的背景下
34、，“南方说”受到学术界的瞩目。但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长江中下游稻作考古的进展，“南方说”开始退潮。2001年，佐藤洋一郎教授分析东亚三国古稻基因碱基排列类型后，首次证明日本有一类古稻直接从长江下游传入，中途没有经过朝鲜半岛15，从而使“直传说”获得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直传说”由日本农学家安藤广太郎（1871-1958年）首倡，他认为日本的稻作是由中国江南一带传过去的。1954年，在与日本著名育种学家盛永俊太郎的对话日本稻作的起源与发展中，安藤氏首先谈到了“直传说”的三个根据，而且作为第一个根据就提到了苗族。作为中国的原住民族，苗族曾分布在长江沿岸和华南大部分地区，与其保持接触的有孟
35、高棉语族和澳亚（南岛）语族，据说这些民族从华南到孟加拉湾都保持着稻作习俗。苗族曾一度侵入华北地区（史记本传），帝尧时舜窜三苗于三危。另外，史记中亦有“三苗在江淮荆州”的记载，而荆州指现在的湖北、湖南一带，即过去的楚国。苗族自古从事稻作。他们的稻作或许是从栽培野生稻开始的，或许是从澳亚语族那里传来的，二者必居其一16。（笔者译）安藤氏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日本的稻作源自中国江淮一带，而远古生活在江淮一带的便是苗族，史记中就有“三苗在江淮荆州”的记载，而且苗族还一度进入华北，战败后被舜帝放逐到三危，这些都可视为证据。至于苗族的稻作自何而来，他认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苗族自己驯化了野生稻，第二
36、种可能性是传自澳亚语族（南岛语族）。“直传说”的第二个根据是日语“稻”音、江南吴语“稻”音、韩语“稻”音、越南语“稻”音的相似性;第三个根据则是东海洋流：江南不仅是中国大陆与我国距离最近的地区，而且在东中国海，对马海流的支流呈环状，从大陆向东流动，从而使来自大陆的移民集团有条件向日本列岛迁徙。以上三点就是我认为我国稻作传自江南的理由。韩国的稻作恐怕和我国一样，也是从江南传去的17。（笔者译）安藤氏所说的从中国大陆向东流动的“对马海流的支流”，其实就是指“黑潮”。黑潮发源于菲律宾群岛东侧，由南向北流，流经台湾岛东侧后，从主流分出一条支流，称作“台湾暖流”，流向浙闽沿岸。“台湾暖流”北上至舟山群岛
37、海域时遇阻，于是开始转向东流，这样便与黑潮主流的另一条支流“对马暖流”相接，然后流向日本九州岛北部和朝鲜半岛南部，最后进入日本海。另外，中国江南一带的沿岸流是由北向南流，所以如果没有舟山群岛，仅靠人力划船是很难冲出沿岸流的。倘若冲不出沿岸流，也就根本不可能去日本九州岛北部和朝鲜半岛南部。但是，舟山群岛挡住了南下的沿岸流，使其转向东流。于是，江淮一带的稻作民便可以舟山群岛为跳板，顺利地冲出沿岸流。然后再在舟山群岛东侧接上“台湾暖流”，继续东进，最后进入“对马暖流”。“对马暖流”在向北流动的过程中经过日本九州岛北部沿岸，所以只要能进入“对马暖流”，就可以在日本九州岛北部的唐津湾登陆。根据洋流流向，
38、安藤氏还指出“韩国的稻作”和日本一样，也是从中国江南传过去的。这一点其实也是稻作“直传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北方说”和“间接说”都认为中国长江下游的稻作先传入朝鲜半岛，然后再由朝鲜半岛南部传入日本九州岛北部。但是，“直传说”认为，不管是日本九州岛北部的稻作，还是朝鲜半岛南部的稻作，都是從长江下游，通过黑潮直接传过去的。相对于日本学术界的“北方说”“直传说”和“南方说”，中国学术界也提出了“华北说”“华中说”和“华南说”。在这三说中，“华中说”占据优势。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曾在其论文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与东传中明确指出：关于稻作的东传途径，历来有华北、华中和华南三种说法，其中以华中说较为有力。由
39、于长江中下游是稻作起源和发达的中心，通过海路直接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舟山群岛出土的红烧土中也有稻谷的印痕，或可作为稻作东传的中继点。作者曾较早地支持华中说的论点，并强调稻作通过海路大体同时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至于其他两说，与考古学资料相对照尚有待商榷17。安志敏支持“华中说”，并强调稻作是“通过海路大体同时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在此期间，毛昭晰等浙江学者也根据舟山群岛本岛马岙洋坦墩遗址出土的稻作遗存、洋流、季风以及长江下游与日本相似的稻作习俗，反复强调江南稻作文化经舟山群岛直接东传日本的合理性。由此可见，日本的“直传说”和中国的“华中说”的主要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40、当然，中国也有主张类似日本“间接说”的学者。浙江学者林华东曾主张，稻作东传日本的路线应该是“长江下游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18。主张“直传说”的中日学者在理论依据上前进了一大步，注意到东海黑潮暖流的存在。即使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只要借助这一暖流的驱动，从中国的舟山群岛出发，凭借最原始的海船，也可以直接到达日本九州岛。因而，其依据与结论已经基本上能够做到一致。但问题在于，稻作文化的传播显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化事项。光传入稻种不行，光传入水稻种植技术也不行，它需要的是集团性的移民行动或者是可以超长期运行的文化传播行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归因于某位个人或者某项考
41、古发现去下结论，都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无助于稻作文化扩散问题的澄清。当下日本方面的考古研究，有幸在九州岛北部属于绳纹晚期的考古遗址中找到了稻谷和稻田都存在的遗址。野生稻并非日本列岛的本土植物，因而这样的考古发现至少可以表明，在公元前10世纪稻作文化已经传到了日本。考虑到当时中国还处于先秦时代，朝廷的统治力还没有在东南沿海站稳脚跟，启动远程的海航不可能与朝廷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以立足于中国历史，至少可以肯定，将稻作文化扩散到日本与中国先秦时代的行政干预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完成这一伟业的人群中肯定包括中国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证据不足，超越了时代的可能和学术资料积累的可能，无论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