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我十分关心粮食生产和安全。”7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全国粮食产量从2012年的61223万吨，提高到2019年的66384万吨。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14281万吨，再创历史新高。
我们的粮食“够吃”吗？总的来说，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储备充裕，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抓好粮食生产，稳住“三农”基本盘，保障粮食安全，是“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永恒课题。
我国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由“吃不饱”向“吃得饱”，进而追求“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
文︱《中国报道》记者徐豪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首要之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战略，“饭碗论”“底线论”“红线论”……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粮食安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保障粮食安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工程，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确保自身的粮食安全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最大贡献。
“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储备充裕，粮食安全形势总体向好，我们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程国强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解决好吃饭问题，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农业基础十分薄弱、资源条件极其有限的基础上，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由‘吃不饱’向‘吃得饱’，进而追求‘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程国强说。
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这是一次高规格布局粮食安全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新时期粮食安全战略进行了系统阐述。“我国13亿多张嘴要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性。
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粮食安全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各地调研考察，脚步遍及全国主要农区，对这一战略提出论述：
2013年11月，在山东省农科院和农村基层调研时提出，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2014年5月，在河南省尉氏县高标准粮田考察时提出，要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开辟新途径、挖掘新空间、培育新优势。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这些关键点要一个一个抓落实、抓到位。
2015年7月，在吉林省和龙市光东村走访时提出，国家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增强粮食主产区发展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能力，实现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发展和经济实力增强有机统一。
2016年4月，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2018年8月，在黑龙江七星农场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考察时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10月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指出，中国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粮食流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粮食供给结构不断优化，粮食产业经济稳步发展，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更加有力，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稳健、越走越宽广。
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只有1.1318亿吨左右，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09公斤；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突破6.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上升至470公斤，比新中国成立时的209公斤增长了12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水稻和小麦两大口粮自给率超过100％，中国人已经将“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上。
“从2015年开始，我国已经连续5年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6.5亿吨以上水平。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粮食产能稳定、库存充裕、供给充足、市场平稳，进入粮食安全形势最好、保障能力最强的历史时期。”程国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在粮食安全战略的引导下，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系列兼顾当前与长远的新机制、新举措。“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切实保证农民收益。随后，国家取消对东北大豆实行多年的临储政策，改为目标价格补贴。
2015年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这是首部全面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安全责任的文件，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同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对粮食主产省和主产县的政策倾斜，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展。
“这突出了地方在维护粮食安全方面的主体责任、加大投入的体现。其实早在此十多年前，我国就确立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这次是强化事权与责任。尤其是在粮食主产区，省长的责任就更应该强化，如果政府部门的责任和监管到位了，也就减少了粮食安全问题发生的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曾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6年1月，中央决定，加大财政对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提高7.5个百分点。这是在供给侧稳定粮食产能的创新型措施。同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投入力度，整合建设资金，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建设步伐，到2020年确保建成8亿亩、力争建成10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2020年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粮食生产要稳字当头，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等。
“我们已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粮情的‘三位一体’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成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程国强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这个体系即以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为核心的国内粮食生产体系，以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维护市场稳定为重点的粮食储备体系，以统筹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和资源为目标的全球农产品供应链。
进一步提高粮食安全治理水平
“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总体形势是好的，当前供给没有问题，中长期供应也是有保证的。我们将适应国家粮食安全的新形势新变化，统筹处理好短期和长期、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坚持以我为主，稳定扩大生产，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同时加强市场调控，合理引导消费，增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8月26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程国强也表示，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十六连丰”，粮食库存充足，粮食安全形势总体向好，但制约我国粮食安全的风险挑战和短板压力始终存在。“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需要进一步提高粮食安全治理水平和粮食宏观调控能力，高质量推进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要进一步强化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粮食质量和品质，更加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他说。
7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考察。图为22日下午，在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地块，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玉米地，察看玉米长势。
责任编辑：徐豪
近年来，在中央储备规模稳步充实的同时，以销区为重点，地方储备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文|《中国报道》记者张利娟
我国粮食库存构成主要分政府储备、政策性库存、企业商品库存三大类。政府储备包括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这是守底线、稳预期、保安全的“压舱石”。
最近，关于粮食安全的讨论甚至担忧之声渐起。总结人们担忧的起因主要有三：一是南方地区的洪涝灾害；二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8月12日晚披露的截至8月5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4285.7万吨，同比减少938.3万吨，降幅约20％；三是近期发生的政策性玉米销售出库中出现纠纷事件。我们的粮食库存还充足吗？质量有保障吗？要不要提前备粮？
账实相符率100%，稻麦库存均能满足一年以上需求
对视频中反映的问题，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集团”）派出调查组赶赴当地开展调查后，于7月14日在中储粮官方微博发布《关于肇东市青冈荣昌收储库点拍卖销售一次性储备玉米有关问题初步核查情况的说明》称，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这批玉米数量质量问题与事实基本不符，仓内个别点位的质量问题不代表整仓玉米质量状况。
国家储备粮是国家为备战备荒而委托粮食部门专门建立的粮食储备。国家储备粮要求做到专仓储存，专人管理，专账记载，数量、质量、品种、地点四落实，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动用。但要根据不同品种的保管期限适时轮换，做到常储常新。
据介绍，早在2017年，中储粮集团就已经实现所有中央直属粮库的智能化管理全覆盖，八万多个监控探头和四百万个粮情传感器，时刻监控库存中央储备粮的粮情变化，构成了全球粮食仓储行业最大的物联网。
“2019年，国家组织的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大清查进一步摸清了粮食‘家底’。普查结果显示，中央储备粮油账实相符率100%，质量达标率、宜存率稳定在95%以上；中央储备棉账实相符率100%，质量总体良好。”中储粮集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报道》采访时说。
我国粮食库存构成主要分政府储备、政策性库存、企业商品库存三大类。政府储备包括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这是守底线、稳预期、保安全的“压舱石”。此外，还有一部分农户存粮，通常不统计在库存范围内。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近年来，在中央储备规模稳步充实的同时，以销区为重点，地方储备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2014年，按照国务院部署，有关部门以保障产区3个月、销区6个月、产销平衡区4.5个月市场供应量标准，核定下达地方储备规模计划。各地按时完成增储任务，有的省份还结合实际主动增加了部分规模。
“同时，国家通过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政策，还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政策性粮食库存，根据需要可随时投放市场；再加上各类粮食企业商品库存，我国粮食库存总量持续高位运行，库存消费比远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安全警戒线水平，稻谷、小麦库存都能够满足一年以上需求。”该负责人说。
随着储备规模不断充实，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政府粮食储备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应急救灾中保障军需民食，另一方面在市场波动中维护粮价稳定。我国已建立起符合国情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以备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自然灾害等引起的粮食市场异常波动风险。
目前国有粮食应急加工企业有5388家，成品粮日加工能力在百万吨以上；粮食应急供应网点44601家，应急配送中心3170个，应急储运企业3454个，依托健全的粮油配送供应网络，能够迅速将米面油投放终端消费市场；国家级粮食市场信息直报点1072个，地方粮食市场信息监测点9206个，基本覆盖重点地区、重点品种，能够密切跟踪粮食供求变化和价格动态；全国31个省区市制定了省级粮食应急预案，587个市地、2440个县建立了区域性粮食应急预案。
粮食生产“底盘稳”
除了粮食储备保障能力能够满足需要外，我国的粮食稳定也有比较好的基础。
对此，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们国家有一个规律，往往是大水之年是丰收之年。因为我们国家水资源本来就短缺，丰水年水资源保障条件更好。通过各项救灾措施，加强种植管理，通过一些农业技术手段，今年的洪涝灾害对我国粮食安全不会有影响。
据了解，我国共有800多个圩子（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堤岸）进水，有些圩子进水以前早稻已经收割完了，有些圩子进水以前早稻还没有收割完。江西大概1/3都收割完了；安徽抢收的更多一些，因为他们相对受灾晚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洪涝灾害后，各地采取了很多农业救灾措施，通过补种和田间管理，力争把灾害影响降低到最小。另外，粮食安全风险管理还会是跨年度管理，如果有影响也会通过跨年管理来消除。
针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8月12日晚公布的数据，需要厘清的是，收购量减少而非关乎粮食安全的产量。虽然收购数据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但与近3年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这里的收购量指的是政策性收储量，并不等于市场上的全部收购量。而全部收购量也不等于产量。今年政策性收储进度慢与农民惜售有关，市场主体收购量大激发了农民惜售心理。今年我囯夏粮产量丰收，粮食安全形势没有变化。”仝志辉分析道。
而从粮食产量来看，正如8月13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已经连续5年粮食生产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目前看我们的粮食库存比较充足。今年的夏粮也实现了丰收，创历史新高，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0.9%。总的看，这些年农业投入逐步增加，粮食稳定还是有比较好的基础。全年食品价格保持稳定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在夏粮生产条件复杂多变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今年河南省夏粮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总产量750.75亿斤，比上年增产1.67亿斤。其中小麦总产量750.63亿斤，比上年增长0.3%，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28%以上，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山西省7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夏粮生产期间，主产麦区气候条件总体良好，旱地小麦长势好于常年，在面积略减的形势下，实现单产创历史新高、总产稳定增长，全省夏粮总产量236.8万吨，增长4.0%。
“目前，全省粮食完好仓容达到4170万吨，应用环流熏蒸、粮情测控、机械通风等储粮新技术的仓容比‘十二五’末分别增加70.8%、62.2%和50%。”8月14日上午，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做大做强粮食产业”有关情况时如是公布。
无疑，粮食生产“底盘稳”成为我国上半年农业经济运行的一大特点。
正值秋收时节，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全国最大粮库——中央储备粮大连直属库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责任编辑：张利娟
部分村庄的消失、居住在农村的青壮年减少，只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障农民权益、增进农民福祉，进而增大务农的吸引力，保障粮食安全。
文丨《中国报道》记者左琳
9月2日，重庆市綦江区郭扶镇的农民在收获水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近期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强调，要坚决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健全粮食安全制度体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夯实乡村振兴基础，保障农民利益，才能稳住“三农”基本盘，将全国人民的饭碗端牢端好。
乡村人口流失是否影响粮食安全？
乡村人口减少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2019年乡村人口数量减少1亿多。有头脑、有体力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使得务农者年龄偏大、耕地抛荒、宅基地废弃等现象出现，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问题——谁来种地？是否会影响粮食安全？
在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看来，劳动力流失，直接影响粮食安全，“很多地方出现荒地，就是由于年轻人走了，老年人力不从心，把地撂荒了。”但是在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眼中，人口外流并不必然威胁粮食安全。
“现在的粮食生产跟以前不是一回事，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吕德文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以前主要靠劳动力，但现在机械化水平和科技水平都很高，劳动力的结构也在发生很大改变，比如以前60岁就干不动活了，但现在60岁种粮可能也没多大问题，哪怕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也足够耕种目前的土地，从数据就可以看出，现在我们每年粮食产量还在增长。”
朱启臻则认为在山区、丘陵、梯田，耕种蔬菜、果树，还没有做到靠联合收割机就能收获的程度，“就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机械化程度而言，维持一定的农业劳动力对粮食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这些地区历来就不是保证粮食安全的主要产区，本就不适宜耕种，对全国粮食结构一点影响都没有。”吕德文认为，反而在这些地区，由于此前城市对乡村的虹吸有限，富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导致很大一部分人口不得不依靠土地生存，“实际上那些土地养活他们自己都不一定够，但是没办法。”
吕德文表示，从生态的角度来讲，还有一部分退耕的土地是退耕还林的结果，且土地生产潜力有限，留下耕种没有必要；从另一角度讲，第一产业“没有技术门槛”，并不像二、三产业一样需要素质较高、体力较好的青壮年劳动力，且种植是季节性的，没必要将劳动力困在乡村。
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事实上，乡村人口减少确实并不绝对意味着衰败，城镇化也不是根源。恰恰相反，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而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城镇经济实力提升，也会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朱启臻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中国乡村人口减少仍处在趋势性的变化当中，城镇化在中国还没有最后完成，无论是从经济收入、生活方式还是社会心理等方面来看，人们对城市的向往依旧强烈。
信奉绿色农业的城市居民来到乡村，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乡村人口外流的空白，也在另一方面为乡村注入生机活力，形成新业态，不致形成土地等乡村资源浪费，“谁来种地”也有了一重解答，但前提是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及城乡一体化建设。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地区现在是单向促进城镇化——只鼓励老百姓进城，限制城市人下乡。”朱启臻表示，两股力量不均衡，势必会导致农村“空心化”加剧，进而威胁粮食安全。
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全会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同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要通过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推动各类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方向目标和路径遵循。
警惕人为导致“农民消失”
就目前来看，农民依然是粮食生产的中坚力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乡村人口数量逐年减少，但在2019年依然有5.52亿。而部分村庄的消失、居住在农村的青壮年减少，只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障农民权益、增进农民福祉，进而增大务农的吸引力，使农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最关键也是最基本的权利。但在一些地区，为了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产业化，出现了刻意让高度分散的农民离开土地、进而占有土地资源的做法，进而不断提升农业装备系数、资本系数、技术系数，使得资本增密、技术增密。
这样是否就能确保粮食产量了呢？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在节目中指出，这些做法其实带来一个问题：要多大程度上用规模化，才能抵补得了不断追加的成本？答案是“无法抵补”。他表示，目前很多土地集中在山区、高原和荒漠，难以集中资源，所以土地形成流转不过只占30%左右，且大量流转并不规范，并不能够实现土地大规模产业化、少数农场主来搞规模经营的愿景。因此，继续大规模投入产业化、让资本增密，就意味着收益不足以抵补成本，于是成本上涨，搞农业无利可图，除非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把环境污染的代价转嫁给大自然，使得农民、农业、农村连同整个自然生态资源都不乐观。
“另一方面，当农民被迫离乡、不再是主要生产力成分的时候，本地的种子就没了，全部靠土地公司统一供应。”温铁军表示，土种没了只能靠进口种子，种一茬、没一茬，外出打工的人即使回来也种不了地，同时过去熟悉的环境被破坏了，只能按照西方大农场制度继续下去，但又支付不了成本，最终真正形成了“空心化”。
“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行政推行，在复杂的变革之下，要视情况而定，适合村民自治的，要尊重村民意见；应当行政介入的，就要谨慎推行。”吕德文表示。朱启臻亦认为，目前，行政力量在“三农”问题中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认清形势，遵守规律，不要制定出影响粮食安全的措施。
朱启臻建议，当前，应该推行培养新型经济主体，特别是家庭农场的举措，针对土地流转、租金太高、谁来做家庭农场主和政策不稳定等问题，为家庭农场的形成清除一切体制机制的障碍，为愿意回到农村去的人提供更好条件，撮合人才留在农村。要统筹兼顾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五个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让乡村更加开放，真正“活”起来，如此才能让更多人愿意留在农村，保障粮食安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梯田里，农民正在耕种。
责任编辑：左琳
文|《中国报道》记者王哲
新冠肺炎疫情、蝗灾、旱涝灾害……2020年无疑是饱受灾害侵扰的一年，粮食安全显得尤为重要。联合国多次发出警告，今年可能是50年不遇的粮食缺口年，全球将有6.9亿人吃不饱肚子，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荒，一些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家开始限制粮食出口……
很多国人都关心这样一系列非常简单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别的国家不卖给中国粮食怎么办？中国的粮食够吃吗？会出现粮食危机吗？”答案是，粮食进口很重要，但大家担心的事情也不会出现。
对粮食进口“不必担忧”
今年以来，出于对未来粮食安全的考虑，我国适度加大了粮食的进口力度。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1—7月我国累计进口粮食7451万吨，同比增长22.7%，进口粮食占国内消费的2％。
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7月小麦进口93万吨，是自2014年以来月度最高水平，同比增长了325.1%，1—7月累计进口428万吨，同比增长116.3%。据了解，多年来，进口小麦占我国小麦消费量的比重约2%~3%，主要是品种调剂，以优质专用小麦为主。
7月玉米进口量也攀升至3年来的最高水平，共进口玉米91万吨，同比增长136.5%。1—7月累计进口457万吨，同比增长30.7%。有关专家预计，今年进口量很可能创近30年高位。
7月进口大豆1009万吨，同比增长16.8%，继续保持高位。据专家预计，今年全年我国大豆进口量有望再次重返9500万吨以上的高位，上次突破这个水平是在2017年，当年大豆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553万吨。
另一方面，我国对猪肉进口量跃升120%至43万吨，牛肉进口量增长35%至21万吨，在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对进口粮食作为饲料的依赖。
粮食出口方面，记者了解到，今年1—7月我国累计出口234万吨，同比减少12.2%。在经历连续3年出口的强劲增长后，今年我国大米出口速度明显下降，1—7月累计出口157万吨，同比减少13.3%。
提高进口粮食规模，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粮食安全出现了问题？其实不然。
“粮食贸易受到国际贸易摩擦以及类似今年这种自然灾害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而且全球每年的粮食贸易量不足我国一年总消费量的三分之二，我国一直没有把粮食安全完全寄托在粮食贸易上。”中国农业大学农经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保障粮食供应最安全有效的手段。关键还是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满足国内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我国也是这么做的。例如，近年来，我国大豆播种面积目前已超过1.3亿亩，产量突破1700万吨，提升了国产大豆供给水平，为有效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和风险挑战增添了底气。
李军同时认为，应该进一步强化对粮食进出口的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规范市场秩序，防止过度进口或出口对国内粮食安全造成潜在的危害。
“即使粮食进口出现最极端情况，食品消费水平可能会短暂地有所倒退，但是不会出现长期严重影响生活水平的情况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对记者分析指出，他举例说明，中美贸易摩擦这几年，特朗普政府多次升级对华高科技禁运，但在农产品贸易上恰恰反过来求中国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甚至要求中国把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目标设定在2013年创纪录的290亿美元基础上再提高25%。“全世界的农业出口国都对中国的市场非常重视，美国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也只有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会接纳，否则生产的粮食根本卖不出去，所以国人对粮食进口大可不必担忧。”
为什么要进口粮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粮食连年丰收是不争的事实，201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445公斤，2018年我国粮食产品突破了65000万吨大关，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66384万吨，比上年增加594万吨，同比增长0.9%，大米、小麦、玉米这三大口粮的自给率达到98.74%，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我国储备的谷类达2亿吨，全球口粮库存的一半在中国，国人的口粮绝对不缺。
随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对提高饮食品质的需求持续增加，国内优质粮食供给不足，也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必然选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5年以来，我国每年粮食进口总量都在1亿吨以上，2018年中国粮食进口1.15亿吨，2019年1.06亿吨，其中大豆对外依存度更是超过80%。与国内相比，美国、巴西等国的大豆生产机械化程度高、技术先进，有着更低的价格、更高的出油量，更重要的是更为便宜的养殖饲料行业中最重要原材料——豆粕。这使国人现在可以轻松享受到更便宜的肉类食品。
“当前我国粮食供给已经由总量不足转为结构性短缺矛盾，需要通过进口来调剂。”李军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依靠本国资源难以解决全部的农产品和食品需要。在我国的现实国情下，通过适度进口优化供给结构，可以从更高层次上提升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水平。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必然选择。但他也指出，我国稻谷连续多年产大于需，小麦是我国居民的主要口粮，但国产小麦以中低筋品种为主，蛋白质含量较低，制作高端面食所需要的高筋小麦国内供应不足，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玉米也已连续出现产需缺口，需要进口。
拓展多元化进口格局
“俄罗斯的面粉质量确实好，包饺子包包子做馒头特别好吃，而且价格也不比国内的高多少，泰国进口大米什么的我也经常买，价格挺实惠。原本担心疫情有影响，但是今年以来既没断货也没涨价。”家住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孙丽已经习惯在家附近的一家进口商品超市购买来自国外的米面。她说，周围的很多居民都习惯了购买进口的粮食。
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占世界市场的20%左右。中国现在已是俄罗斯农产品食品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18年中国取消了对俄罗斯小麦的进口禁令，巨大的市场开始对俄罗斯逐渐打开。俄罗斯小麦品质优良，国人对俄罗斯的面粉普遍评价很高。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稳定俄国内粮食价格，在出口配额用光后，从4月26日至6月30日俄罗斯曾短暂暂停向欧亚经济联盟之外的国家出口粮食，但随着疫情趋缓俄粮食出口目前正在恢复。作为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中粮集团今年加大与俄罗斯的粮食贸易，今年上半年中粮以海运形式大量进口俄罗斯玉米和大豆。
出产自泰国的大米更是很多中国主妇的最爱。记者了解到，中国为泰国大米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2019年中国大米进口量为254.6万吨，泰国以对华出口额达3.5亿美元位居第一。出口到中国的主要有茉莉香米、白米、5%碎米等，尤以茉莉香米为主。根据泰国方面的数据预测，2020—2021年度泰国大米产量将达2400万吨，由于大米不适合长期保存，泰国国内大米消费量约为1000万吨之外的部分将全部出口，出口市场主要为中国、非洲等地。
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引导粮食企业有序“走出去”成果显著，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展粮食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装备制造等跨国经营，逐步形成内外联动、产销衔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月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国际间的技术交流，要争取双赢和多赢的格局，继续保持适量的粮食进口和出口。图为江苏南通港口集团码头在卸运进口大豆。
责任编辑：王哲
“关键时候，一粒小小的种子能够绊倒一个巨大的国家；种业的安全关系到粮食的安全，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有人把种子比喻成粮食的“芯片”。
中国人碗里装中国粮，靠的是中国的种子。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种子需求国，种子作为农业产业链中的源头，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产业。
“关键时候，一粒小小的种子能够绊倒一个巨大的国家；种业的安全关系到粮食的安全，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
“中国粮”要用“中国种”
据测算，良种对单产提升的贡献率在四成以上。能否很好地掌握种子选育、生产、加工技术，能否把优质品种推广到田间地头，直接关系着粮食安全能否得到有效保障。多年来，我国的育种家们建立了超级稻、矮败小麦、杂交玉米等高效育种技术体系。2018年5月，时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在水稻、小麦、大豆、油菜等大宗作物用种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品种全部自主选育，玉米自主品种的面积占比也由85%恢复增长到90%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2017年，部分住湖南省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联名提案，呼吁确保国家种业安全。提案指出，我国目前的种业危机主要表现在，种业国际竞争力与农业大国地位不相称，国内种业市场不断被国外种子企业侵蚀，种子产业价值链与核心竞争力面临双重危机。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很多措施保障国家种业安全，但相比于国外，我国具有独立研发能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不多，自主知识产权少，“散、小、多、乱、劣”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面对挑战，如何增强紧迫感，提高品种的科技含量及育种水平，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的民族种业，培育出更多可供农民选择的高产、优质、高稳定性的品种，从而使中国种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摆在中国广大种业科技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袁隆平说。
“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课题组指出，要加速培育各粮食品种龙头种子企业，提高种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一体化的龙头种子企业，提高各主粮品种种子行业集中度；改进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模式，以种业终端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单独提出“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将其列为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还明确要求“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保障国家种业安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高标准建设国家南繁育种基地的要求。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他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良种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近年来，我国启动国家种子基地建设，构建了以海南、四川、甘肃为主的三大国家级制种基地，52个杂交玉米和水稻制种大县，以及100个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为重点的良种繁育“国家队”。通过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切实强化了我国种子基地的基础设施水平。2018—2020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9.39亿元，支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测试评价和良种繁育等方面能力提升。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扛牢粮食生产重任”建议的答复。其中提到，为推动落实中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大力支持种养业良种工程建设，努力提高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育种创新能力。
吉林市某农场内，工作人员在实验室中检测一批试种水稻的稻谷外观。
“如果没有粮食种植面积的稳定和保障，粮食安全风险势必会上升。特别是当自然灾害较重发生时，更需要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增产稳定作出贡献。”
文|《中国报道》记者陈珂
当春耕赶上疫情，我国今年的粮食生产从一开始就有不同于往年的注脚。
8月13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在国新办防汛救灾工作情况发布会上说，此轮洪涝灾害已经导致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地区的6032.6千公顷农作物受灾，其中绝收1140.8千公顷。
农业生产“受制于天”，在我国更是如此。自然禀赋决定了我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数千年农耕历史中，干旱、洪涝、低温冷冻、病虫害等几乎所有类型的自然灾害都不同程度地打击过我国的农业生产。
预防自然灾害，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是保障粮食安全重要的一环。
难以避免，但可以预防
“玉米的关键生长期在9月份，能否尽快摆脱水灾影响，籽粒能不能饱满，对今年的秋粮丰收比较关键。”李国祥同时指出，秋粮占到了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目前来看，今年种植面积稳中有增，未受洪灾影响地区的在田作物长势也比较好，“秋粮丰收有很大可能性。”
而在这次洪灾来临前，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忧虑还来自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粮食市场波动以及在我国周边国家肆虐的蝗灾。今年2月初，所有人还处在被疫情支配的恐惧中时，4000亿只蝗虫压境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消息刷屏网络。
蝗灾和洪灾、旱灾是我国历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民间饥荒基本上由此而来。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昆虫学系系主任石旺鹏告诉记者，人们担心蝗灾威胁粮食安全并非空穴来风，“蝗虫几乎喜欢吃一切绿色的农作物，尤其是小麦、水稻、玉米这些主粮，蝗群所掠之处基本上颗粒无收。”
今年3月初，国家林草局紧急成立蝗虫防治指挥部，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有沙漠蝗入境。
这也印证了石旺鹏的猜测。他分析说，这次的沙漠蝗是蝗虫中杀伤力最大的一种，喜欢干旱不喜欢潮湿，阿拉伯半岛才是它们的“大本营”。石旺鹏告诉记者，即便蝗虫从新疆、西藏入境，也难以越过喜马拉雅山自然繁衍过来，云南省作为可能的迁入地，缺乏沙漠蝗的生存环境。
他坦言，从耕垦湖滩荒地，源头上减少蝗虫滋生地，再到创立以虫治虫、以菌治虫、以鸟治虫，辅之以有机磷酸类农药的综合防治体系，几代人的治蝗成就给了我们面对当前蝗灾的底气。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今年年中，另一种从老挝等地迁入我国的蝗虫——黄脊竹蝗，目前已经造成云南省普洱市16万亩竹林受灾。石旺鹏提醒说，虽然竹蝗更喜欢吃竹子，但也要防止其泛滥后灾害性啃食粮食作物。
受访专家均表示，农业生产任何时候都免不了“看天行事”，也要面对更多未知的病虫害，为保障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加强灾害监测和预防。
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定于2020年至2022年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目前已经陆续有省份响应。受访专家认为，这次普查将全面提高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指导农业生产更好地趋利避害。
守住粮食种植面积
自然灾害给粮食生产带来的间接影响或许更值得深思。
最高发的自然灾害——气象灾害，无论是旱灾还是洪灾，都会损伤耕地质量。受访专家向记者表示，耕地在经过旱涝和低温冷冻后，土壤酸碱度会发生变化，不再肥沃的土壤频繁经历这样的过程，如果再不人工培肥，很有可能被撂荒。
在耕地质量下降和自然灾害周而复始的循环下，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大打折扣。“种粮靠运气，赶上哪年风调雨顺了，就有好收成，运气不好的年份可能连化肥钱都收不回来。”河南省西平县的一位小麦种植户向《中国报道》记者说，从开始种粮到最后获得收益，在可预见的中间环节，自然灾害最让他感到无力。“靠天吃饭”和“种地不赚钱”已经留不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留下来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撂荒的农田里杂草能长到一人高。”
据李国祥介绍，我国粮食种植面积已经连续3年减少，仅湖北、河南、湖南、江苏和山东五省201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较上年就一共减少了72.7万公顷，占201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总量的75%。
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不少耕地转向种植经济作物，粮食种植结构出现调整，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地方抓粮责任没有落实到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而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和自然灾害频发、破坏性大直接挂钩。
守住种植面积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一步。李国祥表示，即便我国2019年的粮食总产量超过6.6亿吨、人均每天的粮食占有量达1.3公斤，也不能放任粮食种植版图不断缩小。“如果没有粮食种植面积的稳定和保障，粮食安全风险势必会上升。特别是当自然灾害较重发生时，更需要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增产稳定作出贡献。”
为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不少地区对禁止耕地抛荒撂荒有明文规定。如四川省泸州市发文指出：对已撂荒的耕地，承包地农户或经营业主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复耕复种，确保耕地种满种尽；农村集体承包地连续两年撂荒的，停止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拒不整改、任其继续撂荒的，责令发包方依照法定程序收回土地承包权。
“高标准”与“优质粮”
有灾之年歉收，但也有不少保障丰收的因素在起作用，高标准农田建设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李国祥表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发挥集体化动员优势，组织农民来到水利工程建设一线奋战，“从大江大河到田间地头，建成了一批有效抗御自然灾害的枢纽水利工程和高标准农田。”
而高标准农田建设上升到顶层设计是在2011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11－2020）》指出，通过土地整治建成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田，具有渠成网、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生产优势。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有18亿亩耕地红线，这当中除了土地本底资源比较好的耕地，中低产田和坡耕地也占据一定规模。“通过对这些耕地进行集中连片整治，在此基础上优化耕作制度、采取良种良法、统防统治病虫害，逐步提高农田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主粮的安全供给。”
也正是基于此，我国粮食“十六连丰”才有了有力支撑。
“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高标准农田建设也要因地制宜。”这位专家分析说，在风沙灾害频发的西北地区，要更注重林网建设，预防水土流失；洪水带来的涝和渍则常见于南方，建设时要规划好农田的雨季排水能力；易发生干旱的北方地区，则要增加有利于灌溉的水利配套设施，提高灌溉保证率。
“灌溉有保障，有些地方的旱田就能变成水田，农民自己种时旱涝保收，土地流转时租金也相对更高。”这位专家表示，高标准农田建设具有附加效益。据评估，建成后的耕地质量一般提升1到2个等级，粮食产能平均提高10%到20%，亩均粮食产量提高100公斤。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全国要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2020年的建设任务是8000万亩。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建成4338.5万亩，完成了年度过半的建设任务。
夯实粮食安全基础，既要藏粮于地，也要藏粮于技，高标准农田在建设过程中仍需要探索总结。
“农技不属于工程范畴。”这位专家向记者表示，重建设、轻管护，重工程、轻农技是目前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确实存在的问题。他举例说，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带来的土壤酸碱度失衡、肥力下降等制约粮食增产的因素，今后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都要着手解决。目前，有关部门已在修编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这些问题也有望进一步得到改善。
今年的“超级暴力梅”有多暴力？
6月28日以来，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发生严重入侵黄脊竹蝗灾害，图为消杀员对蝗虫入侵地进行喷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