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布罗迪在影片中饰演《时代周刊》的战地记者白修德，他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发生的饥荒本版图片供图
唐太宗曾经曰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将于11月29日全国公映的冯小刚新片《一九四二》，便是一种温故知新的警醒。
该片由刘震云根据自己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张国立、张涵予、陈道明、李雪健等数十位国内外明星参与演出。近日，记者通过出品方华谊兄弟采访了部分主创人员。
刘震云肯定了影片这面“镜子”的价值：“大家在看电影时可以注意演员的表演，在冯小刚的执导下，所有演员站在《一九四二》这面镜子前，露出了人性的纯真本质。”
专访冯小刚
影片冲击力是我很难想象的
“《一九四二》在大银幕上的冲击力，我是很难想象的。”冯小刚坦言，拍这样的作品，是自讨苦吃，每一次拍摄都要付出巨大的艰辛，成本很高，拍起来很咬牙。但仍然要拍，就是因为被这件事打动了。
不可能改编的“电影”
《一九四二》的拍摄缘起于20年前。
冯小刚读到刘震云创作的纪实文学《温故1942》，触动很大，曾经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吃的问题”令他吃惊。
“那是一个下午，我在颐和园和王朔写《一声叹息》的剧本。王朔推荐了一部作品，说是刘震云写的，他觉得非常独到。看完后我就萌生了要把它拍成电影的强烈欲望。”
八年以后的2001年，冯小刚遇到了华谊兄弟，他们愿意投资这个电影。“从那开始，我们踏上征途。”那年，冯小刚、王中磊、刘震云找到了黄建新和一些导演，一些跟电影创作有关系的人，开了一个座谈会。
大家一致认为，小说非常好，但不可能改编成电影，因为它全是事件，没有人物。冯小刚回忆说：“那个时候我有两间小平房，在北影的主楼背后。平房门口插一面国旗，台阶下面有一棵槐树。当时大家走了之后，在国旗下，在槐树的树荫里，我和刘震云俩蹲在地上抽烟。”
重走逃荒路
虽然业内人士不看好，但冯小刚和刘震云始终没有放弃。
20年间，《一九四二》的剧本一直在成长，作为原作者的刘震云不断地修改，甚至推翻重写。冯小刚表示：“从小说到电影改编最大的难度是没有故事，灾民没有具体形象。还有一点特别可怕，小说的叙述是多线并进。每条线索的主人公互不见面，但又共同搅和到一件事上，这件事就是1942年河南的旱灾。但电影是需要故事、需要鲜活丰满的人物，和非常站得住脚的人物关系。”
于是，他们采取一个最笨的方法来创作改编剧本，沿着灾民逃荒的路、沿着所有线索发生的地方，去走了一遍。而不是用很多聪明人通常会选择的方式，比如几个人在宾馆里头，查一些资料，弄一些头脑风暴然后编出来。
一把镰刀割屁股
重走逃荒路，主创在郑州巩义的一个教堂里，遇到了一个看教堂的老太太刘和平。
冯小刚推测，如果老人还健在，年纪应该过百。老太太牙都没了，告诉他们说，在逃荒的路上，父亲把她的妹妹卖了，母亲知道之后，急了，举起扁担就抡，人贩子以为要打他，实际上她母亲抡起扁担是要拍死妹妹，因为她宁可把这个孩子拍死，也不想让她被卖掉。
冯小刚说：“震云后来问老太太，她心中的天堂是什么样？老太太说，天堂是‘玉石铺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这是一个灾民，一个饱受饥饿折磨的人才能说出来的对天堂的想象。”
无法想象的冲击力
经过漫长的筹备，影片终于在2011年10月开机。电影拍摄过程中，众主演不仅要减肥以满足角色要求，还要苦练方言贴近人物原型，面临危险镜头也坚持亲身上阵。每次爆炸都有滚烫的碎石打在徐帆、冯远征的脸上和颈口；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罗迪更是在铁轨旁零距离亲踩爆点。
“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灾民队伍，血肉横飞的轰炸场面、严寒险峻的拍摄环境、庞杂繁复的群演调度都为让影片效果无限地接近历史真实。
最初提出拍摄《一九四二》时，冯小刚只敢向王中磊要3000万的投资。因为在10多年前，3000万在他眼里已经是个天文数字。到了2011年，影片的预算已经翻了7倍，最终2.1亿的投资，大概需要6.3亿的票房才能打平手，因为制片方通常只能分到票房的35%到40%，影片存在风险。
但冯小刚乐观地说：“我相信《一九四二》这样的作品放在大银幕里，它的冲击力是我很难想象的，可能会远超《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对观众的影响。”
印象1942
那一年的河南不在世界的路口
刘震云
虽然主创们饰演了影片中的不同角色，但说起1942年，最了解情况的人可能要算刘震云和冯小刚。
冯小刚说：“1942年给我的印象，是中国非常的落后、贫穷、积弱。1942年以前，中国政府一直都是单独抵抗日本侵略。直到1941年的12月8日，英美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才有更多的国家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
“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她同时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一年，河南因为一场旱灾，发生了吃饭问题，大家开始在饥饿线上挣扎。农民连口粮都没有了，但是因为作战的需要，政府还要征很多军粮，这让河南人雪上加霜。”
在刘震云看来，1942年的社会环境有很多层面。那时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41年12月发生了太平洋战争，持续到1943年。同时，1942年也发生了斯大林格列战役；而在欧洲战场，德国战胜了法国，同英国的战争也处于相持阶段。那时，国民政府正在应对战争，因此穷于应对旱灾。
所以，“当河南发生旱灾时，蒋介石没有把河南旱灾当成一个需要用重大决策和措施来应对的事件。更巧的是，政府无力救灾，而日本军队已经包围了河南，所以政府把灾区让给日本人，让日本来承担对于沦陷区人民的责任。因此河南出现了‘政治真空’。”
王中磊说：“在接触小说之前，我了解的1942年就是中国最混乱、最内忧外患的一个时期，但对河南发生的事情就完全不知道了。”
李雪健是剧组中年纪较长者之一，他对于1942年在河南发生的大饥荒曾有耳闻，“我的老家在山东菏泽。我是1954年生的，这个事情发生在1942年，电影里的故事是自然灾害，小时候就听说过。”
角色《一九四二》
主要角色19个涉及士农军商
张国立饰演的灾民，在灾难面前一脸惶恐和悲伤
蒂姆·罗宾斯饰演传教士，以传播信仰的方式去帮助人
灾民：宿命各不同
灾民是影片的主体，不同人物的命运，体现出人性的善恶。
徐帆饰演的花枝，是一个母亲的代表。为了孩子，她甘愿承受一切。花枝她是那个特殊时期的典型人物，徐帆说：“演起来是个挑战，因为之前的戏追求的是表演上的细腻，但都建立在温饱之上，而这一次要最原始的表现。”
冯远征饰演的灾民瞎鹿，是一个农民，一个有私心的农民。他的优点是为了吃，缺点也是为了吃，最后死在吃上。从第一场的第一句话开始他就说：“见天挨饿，身上木有劲”；一直到小安来找他拉琴，一看拿出饼子来，他马上就答应了；卖孩子的时候，他说卖了一个人能救四个人，也是跟吃有关。他有无耻的一面，卖亲生骨肉；他也有孝心，为了救老娘去偷驴，死在大铁锅里。
张默饰演的长工拴柱，从小就是一个给地主家做活的普通农民，一直暗恋着地主家的女儿，跟着他们一路，是为了爱情逃荒。在逃荒中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年轻人，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
传教士：传播信仰怀疑信仰
人不能没有信仰，于是影片安排了“传播信仰的人”。
蒂姆·罗宾斯饰演的梅甘，是一个住在中国超过30年的意大利牧师，他和中国人一起工作，传播他的信仰，努力让生活更美好。蒂姆·罗宾斯说：“我相信这个角色有很好的品质，他真诚地给人们帮助。只是他们在苦日子里，而不是好日子里，选择了那样的方式去帮助人。”
张涵予饰演的安西满，是个中国乡村牧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也是河南农民。可是，在苦难里，他的信仰破灭了——那么多人饿死在逃荒路上，当他祈祷的时候，天上掉下来的却是一颗炸弹……于是他产生了怀疑，问神父这里发生的一切主知道么？梅甘说：“一切都是魔鬼干的。”
上帝为什么总干不过魔鬼呢？那信他干嘛呀？！于是他就找魔鬼，粮食就是魔鬼。最终，他连见老东家，都没有脸了。
政府：腐败无能
李雪健饰演的国民党官员李培基，军人出身，正义、厚道，但是国民党的腐败导致灾难发生，他选择了辞职。李雪健说：“我觉得他是政府里一个积极的人物，他想解决问题，但又在打仗，死了几百万人，他无能为力。”
段奕宏饰演的蒋介石首席秘书陈布雷，也是对国民政府失望的人之一，他是蒋介石的第一根笔。段奕宏说：“我看到史料，陈布雷是以自杀告终的，我觉得他挺有气节，可以理解为他对国民党执政的痛心，对蒋介石的失望，很复杂，是他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发生了偏差。”
记者：追求真相的人
阿德里安·布罗迪在影片中饰演《时代周刊》的战地记者白修德。
影片有关“白修德”的戏份并不太重，但影响深远。他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发生的饥荒，更让人知道了很多难民没有得到救济。
白修德非常勇敢，不懈追求事实真相，努力让政府认识到因为救济不足而导致百姓民不聊生。阿德里安·布罗迪说：“我可以感受到白修德的工作非常危险。这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生活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他确实做了好事。我觉得自己就是另一个白修德，我觉得演每一个角色时，我都有责任和角色产生联系。即便是和你不相似的角色，你也要去发掘这个角色的有趣之处。”
数字《一九四二》
酝酿20年投资两亿元
电影历经了20年的跌宕起伏、9个月的精心筹备和5个月横跨7地的艰苦拍摄。
在长达10年的过程中，剧本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定稿剧本至少有过12个，最后刘震云将原来13万字的最初剧本改成了拍摄时的7万字。
为了追求电影所呈现的真实效果，影片将最早的3000万预算翻了7倍，最终投资2.1亿人民币。
影片有19个主角，50个次要角色。
七八百人的摄制组，有道具的箱车10台，服装的箱车10台，整个剧组经常要在相隔四五百公里的几个地方来回跑。（首席记者李玉斌）
故事梗概
1942年，太平洋战争进入第二年，中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同时，一场旱灾让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
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以及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为核心，展现了饥民们的挣扎和痛苦，他们的希冀和愤怒。
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冷漠和腐败、他们对人民的蔑视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失败的命运。
经典台词
“什么都没有了，再走就喝西北风了。”
“你让我讨个活命，把我卖了吧。”
“一条命，值两块饼干。”
“一人三升小米，跟龟孙干了。”
“上帝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吗？”
“我看到了狗吃人！”
“这不是神的意愿，这是恶魔的诅咒。”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回忆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感叹当时情形
食物是唯一的信念饥饿是唯一的命令
1941年，《时代》老板卢斯（左）和白修德在中国
1943年2月底至3月初，《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的灾民
1992年，作家刘震云的朋友——长篇纪实作品《唐山大地震》的作者、时任《中国减灾报》编委的钱钢找到他，钱钢要编一部关于20世纪中国自然灾害史的书，“中国的20世纪每一年都有灾害，1942年河南发生过饥荒，你帮我来写这一个。”
钱钢告诉刘震云，1942年，因为旱灾，河南死了300万人。300万人是什么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100多万人。“1942年在河南有三座‘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作为河南人的刘震云居然并不知道有这回事，“我的家乡发生过一场导致300万人死亡的灾难，我并不知道！”这深深地震撼到他。
随后，当刘震云回去调查这场灾难时，发现对于曾经发生在自己家乡的那场相当于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灾难，不知情的并非仅仅他一个人，就连很多1942年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也不知道”。
那么，在现在——2012年，许多人也想知道，70年前，河南到底发生了什么？
灾害连年
期间河南诸多地区“本年收获成数”都在五成以下，除看到个别地区收获成数达五成之外，一般都为“三成”、“二成”，甚至是“一成弱”。这股灾害一直延续至后几年，但即便如此，河南人民仍需要向驻守在中原地区的军队提供粮食，而这个时候大面积的河南人甚至连糊口的粮食都已经没有了。
在老师的建议下，哈佛大学学生白修德（西奥多·怀特，Theodore.H.White）没有选择去做一名学者或是外交官，而是走上了新闻道路——做一名记者。给这个美国青年重要建议的老师名叫JohnKingFairbank，他就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在后来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白修德也是费正清的第一个学生。
1938年，大学毕业，白修德带着导师费正清作为毕业礼物送给他的一台旧打字机和6封介绍信坐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开始了记者生涯。
此时的中国，对日抗战已全面打响。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白修德成为了这一时期及之后相当长时期内，向西方报道中国的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他对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更是他那些“杰作”中的代表。
在全国皆以抗战为头等要事的当口，几乎除了当地的亲身经历者外，再没有多少人会把目光投到这个国家的中原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人民此时所遭受的水深火热却并不亚于抗战前线。
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此时中原半壁江山已经沦陷。1941年，河南省境内就开始遭遇水灾、旱灾、冰雹、蝗灾……农作物出现了严重的欠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绝收的情况，到了1942年，旱情加剧，再加上各种灾害交错发生，这使得人口众多、原本就不富庶的河南雪上加霜。经此连番灾害，先前储备的粮食慢慢就没了，河南大规模涌现饥民。
这份资料显示，期间河南诸多地区“本年收获成数”都在五成以下，除看到个别地区收获成数达五成之外，一般都为“三成”、“二成”，甚至是“一成弱”。这股灾害一直延续至后几年，如文件记载，到1945年，“各县遭受旱蝗等灾遍及全省，灾情之重不亚1942年旱灾。”
而单就其中的某一个地区来说，比如开封——在由开封市水利局于1985年4月编制的《河南省开封市1949年前历年大水大旱史料》中显示，开封下辖地区在1939年、1941年、1942年、1943年分别遭受了“大水”“大旱”“大旱”“大旱”的灾情。如此频率，可谓连年不绝。
但即便如此，河南人民仍需要向驻守在中原地区的军队提供粮食，而这个时候大面积的河南人甚至连糊口的粮食都已经没有了。
饥饿——逃亡
“巡逻士兵驱赶着群氓般的饥民，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否则他们就会哄抢食物，或者当火车在夜间到来时一拥而上。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他们在冬天里行进着，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尽而在哪里倒下，便会永远在那里倒下了。”
河南的灾情开始通过各种形式被传播出去。
这时已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白修德，在重庆美国使馆的外交官那里得到不少来自河南的消息，在那里的传教士发出的信件让人触目惊心：“为了在出去要饭时使孩子不能跟随以致造成拖累，一对夫妇将他们的6个孩子绑在树上”；“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路途中疲惫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让大些的孩子到前边的村子讨点吃的，当孩子回来时，却发现母亲已经饿死，怀中的那个孩子还在吸吮着母亲的奶头……”
1942年10月下旬，白修德在《时代》上发表了题为“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上千万人面临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灾区的情形愈发具体。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从重灾区返回重庆，他在洛阳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则因为吃下了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甚至有农民把一家人聚齐，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再告诉真相——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无法获得食物的大规模灾民开始逃亡，供他们去寻找可能的生机的通道也并不多，主要就两条：陇海线和残余的旧平汉铁路。政府也在陇海线上设立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但运输量极其有限，每天仅能输送1500人左右，这只占到亟待疏散的饥民的一小部分，仍有更多的人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
白修德后来在个人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写道：“巡逻士兵驱赶着群氓般的饥民，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否则他们就会哄抢食物，或者当火车在夜间到来时一拥而上。”他实地调查，沿着铁路的轨道，“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他们在冬天里行进着，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尽而在哪里倒下，便会永远在那里倒下了。”
逃亡的路上，有推着独轮车装载着孩子及全部家当的夫妇、艰难地蹒跚着的小脚女人、背着年迈父母的年轻人……“在铁路两边潮水般的跋涉队伍中，没有人会停下来。如果有孩子在向着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躯体哭号，那么他们就是已经悄然无声地死去了。”
所有人都在逃跑。
蒋介石“根本不信”或掩耳盗铃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也跟重庆《大公报》总编王芸生说，蒋根本就不相信河南有灾，认为是河南方面虚报灾情：“李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河南发生大饥荒及灾民大逃亡的消息，也被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国民政府的高层官员那里。
1942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接到驻洛阳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的电报：“河南素称农产丰稔之区，乃今岁入春以还，雨水失调，春麦收成仅二三成，人民已成灾黎之象。近复旱魈为虐，数月未雨，烈日炎炎，千里赤地，禾苗既悉枯槁，树木亦多凋残，行见秋收颗粒无望，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尤以豫西各县为最。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灾。”
这封电报被何应钦转给了全国赈济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许世英。另外也有政府参议员、地方官绅就此在不断联名上书、请愿。
但当这些情况被反馈到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的时候，他的反应却是根本不相信——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在刻意掩耳盗铃。他认为那是各级地方办事不力、虚报灾情。
在这一年于西安召开的全国粮政会议上，蒋介石就如此说道：“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真是所谓仁至义尽，如果连到这一点征粮的要求都持异议，未免太不自助了。这样的人不惟政府无法宽容，就是社会全体亦应鸣鼓而攻，羞与为伍。”
他甚至还说：“抗战已经五年，政府对于人民有余的粮食，仍旧没有废止市场交易，在合法范围内，仍许其自由买卖，而且关于征收征购的办法，还很虚心的向地方征求意见，现代世界六大洲中，在战时的国家，无论何国，亦找不出如此宽大为怀的一个政府。”
但依然不断有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传来，不过蒋介石依然“不信”这些报告，他在一份批示中写道：“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
虽然如此，但国民政府方面也不完全是毫无作为。针对河南不断上陈的灾情，1942年10月，行政院会议决定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赴河南“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
不过按照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后来的回忆，即使经过调查确认了灾情，但中央政府方面对待灾情的态度却似乎依然同之前没有太大差别。张厉生在洛阳的讲话即说明了这一点：“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的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对许多方面力有不逮，但这不能作为谅解他们的理由，就在他们在解释这些的时候，河南正在有数目庞大的灾胞在饥饿中死去。
“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在叶县，灾民们现在连一种吃了会让人肿胀、名叫“霉花”的野草都已经没得吃了，人们开始吃一种干柴，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洛阳车站，一个年轻人哭泣着求张高峰帮自己说情，他的妻子和老婆上了逃难的车，但他由于推着独轮车而不被准许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他们要饭哪！老爷，请你给我说说情吧！叫我上车。”张高峰就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希望能给他盖上一个赈委会的图章，谁知道瞬间这名记者的身后就跟来了三十几人，甚至有人拿出十元钞票贿赂他，希望能被领去登车。去到“难民登记站”一看，“那里围满了几百人，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我挤不进那重重的人群，我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便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记者自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丰等地，这一路凄惨的逃荒图让他感慨“真无胆量再向豫中深入了”。
“一路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灾民们现在连一种吃了会让人肿胀、名叫“霉花”的野草都已经没得吃了，人们开始吃一种干柴，一位老农夫对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豫东周家口、界首的人市上，“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张高峰在这篇报道的结尾呼喊“救灾刻不容缓了！”
一天之后，1943年2月2日，《大公报》发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质问当局，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事实，“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地盼望。这是何故？”
随即，《大公报》便受到了惩罚，当局下令《大公报》停报三日，张高峰也在河南被抓捕。
当局公然封锁新闻，这让白修德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亦激起了他对真相的强烈渴望。随后他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飞赴河南灾区实地调查。
白修德的努力
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发表了白修德发自河南灾区的报道《等待收成》：我的笔记在告诉我，我只是报道亲眼所见和经过验证的事实。然而，这些事实却连我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没有任何理念，即或是传统的中国伦理能够把人们笼络起来。怜悯、亲情、礼仪、道德，统统都荡然无存。家庭在卖他们的孩子，9岁的男孩卖400元法币，4岁的男孩标价200元。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纷纷从家里逃出来参军，那里能得到一口饭吃。妓院老板则从外地赶来买走女孩子们。”
白修德看到，在灾区“食物就是唯一的信念，饥饿就是唯一的命令”。
“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而在他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说这是“最可怕的结论”。
白修德的报道在美国刊出后，舆论一片哗然。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游说、寻求美方支援，这篇报道令她尴尬且“蒙羞”，她要求这本杂志的创始人、当时美国最具权势的媒体人——白修德的老板亨利·卢斯（HenryLuce）解雇他，不过被卢斯拒绝了。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仍没有停下来，他要设法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他在回忆录中回忆道：“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
经过宋庆龄的安排，白修德还是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他向这个国家的元首讲述他在河南的所见：那里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自然，蒋介石说这不可能。白修德又说“我见到狗在路边吃死人”，蒋介石继续说那不可能。但这个却由不得蒋介石相信与否，因为白修德和哈里森·福尔曼早就拍下了照片，福尔曼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这时“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继而，蒋介石开始询问照片拍自何地，并“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他又问了一些官员的名字，并且还想知道更多的名字。”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身在河南灾区的托马斯·梅根神父的来信。信中梅根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根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的数据显示，1942河南大饥荒死亡人数达300万。而在另一种说法中，这一数据是500万。（记者李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