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米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餐，特别是寒冷的冬天，哪怕只有一碟黑头咸菜，就这白米粥喝下去，你也会感到从胃到心，满身的暖意。这是家的味道，也是最普通不过的生活，当下的中国人，谁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和大惊小怪的。
1952年7月25日星期五，日本战犯，原伪满安东市经济保安科科长小川仁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他曾经历过的一件事。
1943年末，一个很冷的星期天，时任“奉天（今辽宁沈阳）警察局的经济保安科附”的小川仁夫，命令满铁的“大和警察署”：从早上起，到奉天车站去抓捕携带粮食的人。
小川仁夫当年是伪满的“经济警察”，即配合日寇残酷的“统制经济”，榨取民脂民膏，从经济上进行侵略的黑狗子。
在中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经济侵略，除了利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进行搜刮之外，还严格规定中国农民生产的水稻、小麦、大豆等，不准自己食用和贩卖。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地面上，中国老百姓吃了几辈子的大米、白面，甚至豆制品，如今只许日本人吃，不许中国老百姓吃，你吃了就是“经济犯”。一旦被官方发现，轻者挨打或被罚款，重者不是倾家荡产就是进监坐牢。
当时有一段顺口溜，说：“大米白面经济犯，苦了庄稼汉；种地人，无权吃，吃一口，经济犯！遭毒打，带过电，弄不好，进狗圈，一命染黄泉，何处去诉冤？”
义县有家卖豆腐脑的叫麻庆宝，在钟鼓楼附近卖豆腐脑，卖了多少代了。随着大豆成了“战略物资”，卖豆腐脑就触犯了日本人的“王法”，被伪满的经济警察发现，上去一脚，把豆腐脑摊子踢翻在地，然后抓到警察局，就逼问豆子咋来的？
一碗豆腐脑，都能这么大罪过，一碗白米粥、大米饭，那罪过就更大了！
小川仁夫就是管抓“经济犯”的，说白了就是不让咱中国人过好日子的。星期天也不休息，要求满铁附属地的警察，配合它们严格检查来往的中国旅客。就这还不放心，休息一了一上午，吃完中午饭，就义务加班，到“大和警察署”，作监督巡视。
在这座警察署的“经济保安系”办公室里，小川发现短短半天，已经抓获了上百名中国人。而且在工人、农民、商人们中间，还有一个头发蓬松、双眼皮的女学生，看起来也就是个初中生。
大和警察署经济保安系主任原田，看到小川来了，赶紧献殷勤，说把这个女学生怎么处理？接着又把负责审问案情的“审问系”宋警尉叫到主任室里来，说明情况。
原来这个小姑娘的母亲，得了很久的病，已经治不好，随时都可能死了，就希望临死前，能喝一碗白米粥再死。中国人讲生死为大，小姑娘万般无奈，找了一位家是铁岭农村的同学，挨家挨户，求爷爷告奶奶，才匀出来十斤大米。利用星期日，跑到铁岭，买了米，坐火车回到奉天，准备给母亲熬一碗，赶紧喝上，了却心愿。可刚下火车，还没出车站，就被搜出来，逮捕了。
小姑娘哭得梨花带雨，刚才又被日伪警察连打带骂，可她还是哭着祈求小川：“我被处罚也不要紧，只是恳求你们能让我的快要死去的母亲，可以喝到一口大米粥！”
说实话，小川从心底还是很同情这个中国小姑娘的，但他知道，日本在伪满的“法律”规定，对于中国人，除去简任官以上的高级官僚和大财阀以外，是被禁止发给大米的，所以大米是无从到手的。可是如果这次允许了小姑娘把大米拿走的话，那么今后将有更多的中国人以此为借口而破坏“法律”，怎么办？
翻来覆去，小川终于想明白了，“就是不能给中国人大米吃，我们还不够呢！允许了她，那就会对日本人吃的大米的‘供出’上发生很大的障碍。”
于是小川当即做出一个“基本方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决不能让帝国的法律有任何跑冒滴漏的状况发生。
小川说：“她惦念母亲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不幸得很，她很像日本的平重盛那个人，知道小孝而不知大孝。她如果真能尽孝的话，她就不能把被‘法律’所禁止的大米给母亲吃，正因为不给母亲吃，才是真正的大孝！”
小姑娘的下落如何，小川没有管，他要继续去督查他的爪牙，抓捕更多的中国籍“经济犯”。
一个叫常彦的13岁小男孩，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证言，同为“经济犯”的他，当年遭受了什么样的惩罚。
1944年的冬天，齐齐哈尔铁道学校的“练修生”，其实就是童工的常彦，他的父亲病倒了。老常师傅在饭馆里当了一辈子的面案师傅，整天都与面粉打交道，做得一手好面食，抻得一手好面，病倒后唯一的奢求是能吃上一口面条儿。
可是在所谓的“王道乐土大满洲国”里，中国老百姓只能吃日本人配给咱们的高粱米、苞米面，此时由于太平洋战争战事吃紧，鬼子干脆就只配给极其难以下咽的橡子面。你想吃大米白面，甭说买不到了，就是买到了也不允许你吃，吃了就是“经济犯”。
可是都这时候了，老父亲这身体，眼看就撑不住了，小常心急如焚。为了能满足父亲吃口面条的要求，他四处打听，哪里能买到白面？最后才打听出来，距离齐齐哈尔四站地，有个宁年站（今黑龙江富裕县富裕镇），因为地处偏僻，还有人私底下倒腾米面加工生意。
很巧，小常跟前面提到的小姑娘一样，也是坐火车去的，也是买了十斤。俩人都是平生第一次，而且又是单独一人乘坐火车出门，就怕被日伪的军警宪特发现，紧张的不得了。结果怕啥来说，在出站闸口，还是被检查出来了！
小常被早等在那里的警察一把从后面揪住，顺手给了一巴掌，和另外几个被抓的“经济犯”，被连推带搡抓到到站前派出所。这里多说一句，警察和派出所，都是日语词。
日伪警察挨个审问，到小常这里，也不因为他只有13岁，又是个孝子，就有任何“姑息”。不管眼前这个瘦弱的中国孩子怎么告饶乞求，仍然狠心地用用机械轮带制作成的刑具，在孩子的双手上，各抽了三十大板！
打你，还不许你哭叫，因为你越是哭叫，这帮畜生打你打得就越狠。
小常的两只小手，被打的，眼瞅着两只手掌的颜色由红变紫、由紫变黑，肿得都握不拢拳头了。这还不算完，这帮畜生还作践粮食，这么好的白面，你不让中国老百姓吃也就罢了，它们狞笑着，竟然铲了脏兮兮的炉灰和煤渣，倒进白面口袋里。
“求大爷行行好吧！您这样，我爸爸还怎么吃？人都快不行了，您做点善事，积积德啊！”
被撵出派出所的时候，要不是想到家里还有望眼欲穿的母亲，炕上躺着病入膏肓的父亲，小常死的心都有了。
其实这还真算是“积德行善”，更惨的还有的是。
1944年春节，家住通河县（今属黑龙江）清河村的李老太太，好不容易给孙子弄了点大米，夜里关好门窗，偷偷做了碗大米饭，让孙子吃。第二天．孩子在冰面上打冰溜子玩，因为好久不吃大米饭，贪吃吃多了不消化，冷风一吹，吐了一口，恰巧被一个日本兵看到了，结果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孩子鼻口淌血。这还不算完，鬼子兵把老李家六口人，都抓到兵营里去，放出大狼狗，从老人到孩子，一家人都被咬死了。
1945年春节，在丰满当劳工的于师傅，他哥哥偷偷送来几斤大米过大年。大年三十，吃过晚饭，于师傅6岁的儿子，跑到江桥上玩，被鬼子的火车轧死了。鬼子来检查，发现孩子的肚子里冒出来白花花的大米饭，暴跳如雷，满世界捉拿“经济犯”。可怜老于师傅夫妻，不敢哭，不敢认，全家人抱头痛哭。
“日满华亲善提携”实际上日寇哪里拿中国人民当人看？
从史料来看，为了从东北的中国人民口中夺食，伪满的经济警察无所不用其极，经常以“经济犯”为名直接逮捕中国人，1941年度发生“经济犯”案件约4万件，1942年约6万件，1943年达10万件之多，其中约6万件案件中的“经济犯”被送交伪检察厅处以罚款或判刑入狱，受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解放后，小川仁夫在旅顺战犯管理所里，深刻反省了这一罪行，特别是当他因病住院，得到中国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救治后，一位跟当年那位小姑娘个头、长相都非常相似的护士，为小川悉心护理的时候，他痛苦不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女学生为了能满足母亲临死前的愿望——想喝到一口白米粥，就冒着危险才仅仅获得了少许的大米。但是，我却这样地从这个孝顺姑娘的手中，一粒不剩地加以掠夺去了。遇到我这样禽兽不如的人的严重打击，那个少女的悲伤将是如何的呢？她的母亲也会是连一粒的大米也未曾入口而死去了吧！她的母亲的怨恨心情，又将是如何的深刻啊！越想，越感觉到我的头沉重起来。”
如今，帝国主义反动派们不能不让中国人吃中国大米了，就企图忽悠中国人不能吃肉。相较“经济犯”的硬刀子，软刀子被装饰得更加“清新脱俗”，还频繁有中国的“优秀演员”来甘当配角，摇旗呐喊，声情并茂。
问题是美国每年人均肉类消费117公斤，澳大利亚123公斤，咱中国人每年人均肉类消费只有人家的一半，62公斤而已。可即便如此，我们也让有些“人”，甚至是“中国人”看不顺眼了吗？
历史告诉我们：谁不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日子，我们中国人民就有决心和毅力，去打倒他们，不管他们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反动派。
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那天，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明白无误地说过：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又：当年日帝不让中国人吃中国大米，现在有些帝国主义及其豢养各路乏走狗又蹦出来，想不让中国人吃肉，还美其名曰“为了亚马逊雨林”，说得何等冠冕堂皇？其实本质上跟当年日本法西斯搞的“经济犯”有啥区别？当年我们是“经济犯”，因为中国人吃大米，耽误了日本人多吃多占，如今我们是“破坏地球环境犯”，因为中国人不吃草了，就耽误各路洋大人吃肉了！所以它们火力全开，势必要把中国人民忽悠住，让洋大人继续多吃多占，真是似曾相识的计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