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家庭发展理论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家庭发展能力理论框架,为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实证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且对中国居民的家庭发展能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限制了人们的生育选择权利、改变了不同家庭的禀赋构成和策略选择空间。在政策约束、市场主导和家庭资源整合三重力量交互作用下,中国家庭在自身的结构调整和策略重组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但是在当前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自我调整能力下降,需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以帮助家庭更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将开放单独夫妇生育二孩作为过渡,逐渐向城乡二孩晚育政策平稳调整,以增强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低生育水平;计划生育政策;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发展政策
1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2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背景下的家庭发展能力:理论与假说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实施,中国的人口要素(婚姻、生育、死亡)以及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动,不同类型家庭成员的生存条件和关系方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发展能力。我们首先对家庭发展和家庭发展能力进行界定和解析,然后理论探讨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效应。
2.1家庭发展能力:理论与分析框架
家庭的发展不仅仅涉及家庭结构、经济水平等因素,还应重视家庭自身能力的建设。本研究所提出的家庭发展能力理论和分析框架是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根据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和发展任务,利用自身拥有的禀赋、权利和可能的策略,去追求更高生活水平和家庭发展可持续性的综合能力。家庭发展能力建立在家庭发展权利、家庭禀赋和家庭策略基础之上,以实现家庭生活状况的改善和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根本目标。家庭发展能力取决于许多因素,特别是家庭的禀赋状况以及政策、体制和过程所设置的制约或提供的机会。这些资源与策略既包括家庭发展受到威胁的家庭及家庭成员采取的短期措施和手段,也包括其所在地区和国家的政策以及国际社会所制定和实施的长期措施和社会支持。家庭发展能力和家庭功能有着本质的不同。家庭功能主要表现在保持家庭的完整性,满足家庭及其成员的需要,实现社会对家庭的期望等方面,重点强调的是家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为各个成员所能提供的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支持。而家庭发展能力强调的是如何整合家庭内外资源、充分发挥家庭成员力量以实现家庭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家庭禀赋、家庭功能①和家庭策略是构成家庭发展能力的核心要素。作为家庭发展能力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禀赋、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不能彼此替代。家庭禀赋表征家庭拥有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是家庭拥有选择机会、选取发展策略和应对风险环境的基础;家庭功能反映家庭的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家庭成员交往质量以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等;家庭策略也是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发展机会的把握及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组合。家庭禀赋可以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为家庭功能的完善提供相应的支持;或者在家庭受到外力冲击时,通过家庭策略的调整来整合外部资源,实现家庭发展的社会化和可持续性。
家庭发展能力还体现为一种承受外力冲击和损失的潜能,涉及到家庭承受、应付、抵抗外力冲击以及从这些影响中得以恢复的能力。外力冲击可以表现为突然的自然灾害(如旱灾、洪水)、经济萧条(如失业率、价格变动)、家庭成员健康或生命受到威胁(如流行病、车祸等)以及政府政策的调整(比如生育政策)等,它们直接影响到家庭禀赋和家庭功能。当面临外力冲击时,家庭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策略来保障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生计安全。根据所受冲击力和自身恢复力的不同,家庭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人口要素的变化会影响家庭发展能力,尤其是强制性人口政策的影响更为明显,它不仅导致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以及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也会导致代际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资源和风险的非均衡性分配。对于农村社会来说,家庭土地一般是基于人口数量来分配,人口要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家庭自然资本。在强制性人口转变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类型的核心化,将导致中国家庭生产功能、家庭保障功能和家庭生育功能的弱化。具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2.2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假说
构建家庭发展能力衡量指标的基本目的是把复杂的、抽象的家庭发展能力概念变为可以度量、计算和比较的数据,以测算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发展效应。根据前面对家庭发展能力理论内涵的分析,我们以家庭禀赋、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三个构成要素为基本框架统筹考量家庭发展能力,然后融合中国人口转变及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效应的实际情况,对指标作进一步的分解。
2.2.1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禀赋的影响
2.2.2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功能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中国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变动显著,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死亡率、结婚率、离婚率以及老年人与已婚子女一起居住的倾向发生了变化,婚姻家庭也一改过去传统的、单一的模式,逐渐朝着小型化、核心化和松散化的方向发展[6-7]。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提供给家庭成员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支持和资源也逐渐减少,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被迫实现社会化,这种过程在中国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深刻和迅速[8]。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弱化家庭生产、生育功能的同时,也降低了家庭的养老能力,使反哺模式由于资源的限制而不能有效地运作,家庭养老需要寻求其他的方式以实现替代。
在中国,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孝道”强烈体现了“养儿防老”这一家庭保险机制[9]。由于预期寿命延长了,养老花费也将增加,而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家庭在养老方面的传统角色,储蓄是养老的唯一手段[10]。由“外生”引起的生育减少会激励父母把更多资源转变成储蓄和其他的财富积累形式,以支持他们的老年生活[11]。Modigliani和Cao[12]更加明确指出,孩子是生命周期储蓄的有效替代物,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作为孩子替代物的生命周期资产积累就变得更为重要。
假说2: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家庭功能的弱化,出于对家庭养老功能的替代,父母会通过增加储蓄来整合社会资源。
2.2.3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策略的影响
2.2.4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对
根据上述研究,我们得到:假说4:在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继续严格执行会强化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负效应,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正向影响效应会逐渐弱化。
3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3.1研究设计
本文还重点研究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2002年9月1日起,《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开始实施,我国的计划生育更加有法可依,也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基本稳定和成熟。另外,近10年来,中国低生育水平逐渐趋于稳定,在1.34～1.51之间波动[13]。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一直在下降,到2002年后人口生育率便稳定在12‰左右。另外,从2003年开始中国城市房价开始快速上升,住房支出占城市家庭支出的比重也有所增加,在模型中我们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来控制房价上涨的影响效应。由此,我们选取2003—2010年的人口低生育率稳定期,来表示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状态,单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立家庭发展能力估计方程,通过实证来讨论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简化形式的一般估计方程如下:
FPC=α+β1cfpit+β2pgdpit+β3tieit+β4pfait+β5pgit+β6drit+β7east+β8midd+μi+εit(1)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影响的方程为:
FPC=α+β1ctmit+β2pgdpit+β3tieit+β4pfait+β5pgit+β6hsrit+β7drit+β8east+β9midd+μi+εit(2)上面两个方程中,下标i代表地区,t表示时
间,μi为观察不到的地区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因变量FPC表示家庭发展能力,核心自变量cfpit表示计划生育政策,ctmit表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他是一组潜在的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控制变量。pgdp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ie表示地区进出口
由于家庭发展能力构成要素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我们根据变量散点图分布特征,对不同方程中的自变量进行了处理。在一般估计方程中,对家庭人均资产做回归时,tie取了对数。对恩格尔系数做回归时,tie取了对数,未引入dr。对家庭储蓄做回归时,pgdp、tie取了对数。对家庭规模、收入多样性、教育投资、生育安排做回归时,pgdp、tie、pfa、pg取了对数。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效应估计方程中,我们对pgdp、tie、pfa、pg皆进行了对数处理。
3.2变量设置与操作测量
3.2.1因变量设置及其操作测量
(1)家庭禀赋。家庭禀赋是家庭生计发展和家庭功能完善的物质基础,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家庭人均年收入①和家庭人均资产来衡量。
家庭人均年收入是经济流量概念,体现当前家庭的收入能力;在计量模型中,考虑到线性变换,以个人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引入模型。家庭人均资产是经济存量概念,是一个家庭长期生活水平的积攒和显示,又是一个家庭持续发展的物质保证和基础。在统计模型中,我们使用城乡家庭人均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测算。家庭人均资产的获取方法为:统计各地区城乡家庭每百户中所拥有的生产型资产和消费型资产,将拥有某项资产的样本比例p标准化为数值Z,由Z的相对大小来决定权数W,然后与家庭中所拥有的各项资产的数量进行算术加权平均。
另外还引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生育安排两个变量。家庭生育安排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实现家庭发展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具体的统计指标为城乡家庭平均每人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和某地在一个时期内出生人数与平均人口数之比。主要变量及其测量情况见表1。
3.2.2自变量设置及其操作测量
3.2.3控制变量
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城市居民比重的上升,会导致总体的家庭禀赋和家庭策略可选择性的增加。为了克服由于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回归方程中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其它潜在变量:如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贸易总额、专利数等。我国住房制度、低保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始于1998年下半年,所以本文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设为虚拟变量,1999—2010年份设置为1,1991—1998年份设置为0。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各要素的差异性,我们将全国按照东中西进行划分④,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
3.3数据介绍与变量描述
本文使用1991—2010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之所以选择1991—2010年的数据,是出于两个原因。(1)从90年代初开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基本稳定下来,并逐步形成现行的生育政策。截至1991年,大陆除新疆、西藏是由政府颁布计划生育规定外,其余
省、区、市都颁布了由地方人大通过的计划生育条例。各地计划生育条例把多年来在实践中创造的,并已证明确实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具体做法用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政策的执行方式也转变为以优质服务、利益导向机制和行政干预相结合的模式[24],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领导干部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制度。(2)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1993年之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入深化时期,粮食流通体制、城镇就业体制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
4计量分析
4.1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
表3给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影响的估计结果,总体来看,在控制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度和地区差异等因素条件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家庭发展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且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
分因素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人均资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强度每增加1%,城乡居民的家庭人均资产禀赋值就会增加0.796单位,相当于人均资产总平均值(66.851)的1.19%。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影响显著为负,计划生育政策强度每增加1%,城乡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就会降低0.272个单位。作为家庭生活水平综合反映的恩格尔系数,其值越小,该家庭当期的生活状况往往越好。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功能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储蓄分别是负向影响和正向影响,且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可见,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规模一直呈现缩小的趋势,承载于其上的家庭功能也在逐渐弱化。在控制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潜在因素的影响效应后,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家庭人均储蓄率的上升。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以储蓄、购买商业保险等形式,来弥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部分家庭功能的缺失,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功能弱化效应。该结论正好印证了我们的假说2。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会影响家庭的策略选择。回归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收入多样性和家庭教育投资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会导致家庭收入多样性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家庭提高教育投资比重。前者可以分散家庭经济风险,而后者也是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投资,可以增加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另外,计划生育政策还会显著影响家庭的生育安排。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标,人口出生率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逐渐下降。
虽然中国政府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一些文献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中国的生育和人口增长可能呈现内生化倾向①,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也有可能存在内生性。根据以往对政策效应评估的文献,我们将滞后一期的计划生育政策设置为工具变量。表4给出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内生变量的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值显示可以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存在内生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程度基本上都没发生变化,但是简单将计划生育政策看作是外生的,显然低估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选择的影响。
综合来看,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人们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得到提高,但是家庭规模的缩小也导致了家庭功能的弱化和家庭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在这种状况下人们选择的家庭策略是增加储蓄,扩大家庭收入的多样性,以分散家庭风险;并且还会增加家庭教育投资的比重,以增强家庭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孩子数量减少和生育能力丧失风险的影响下,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会增加,这一方面体现了贝克尔的子女“数量-质量”替代[26],另一方面也是父母对未来家庭养老能力的一种投资。
4.2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家庭发展能力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禀赋的影响是消极的。估计结果显示(见表5),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家庭禀赋来说是外生变量,该政策对家庭人均资产值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家庭恩格尔系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会导致家庭当期生活水平的下降,并且在长期也会减少家庭对物质资产的积累。
从家庭功能来看,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均储蓄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家庭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Hausman检验显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家庭功能因素来讲是内生变量。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显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家庭规模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家庭人均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可能的解释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家庭对生育控制的“反弹”,由于家庭多是独生子女,所以分家的比重减少了,多代同行的比重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所以对储蓄养老的依赖性也就开始减弱。
从家庭策略来看,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收入多样性和家庭教育投资都有着正向影响,且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虽然Hausman检验显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家庭策略因素来讲是内生变量,但在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中,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明显变化,只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教育投资比重的影响力度明显被高估了。
综合来看,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会产生明显的生育下降效应,对家庭功能变动也不会发生作用,并且和一般性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其对家庭教育投资和收入多样化的促进作用在减弱,还导致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家庭资产积累的减少,家庭储蓄率也没有得到增加。可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仅导致家庭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而且弱化了家庭通过储蓄、多样化收入等方式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
4.3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家庭发展
在1990年代,我国生育率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但是学术界和政府对确定的低生育水平值以及未来走势的判断存有很多的争议[27]。我们关心的是在这种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会对中国家庭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分阶段来考察①。
(1)在1991—2002年这个时期,属于中国市场转型初期,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影响效应得到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家庭生活水平改善以及家庭物质资产的积累,人口生育率也在快速下降,在这一过程中家庭规模在缩小,承载其上的家庭功能也发生了弱化,作为对部分家庭功能的替代人们开始增加储蓄,并且提高了家庭教育投资比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这一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收入多样性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2)2003年后,中国接近极低生育水平并逐渐趋于稳定。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内生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①,Hausman检验p值大于10%,即计划生育政策不存在内生性。这一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效应明显异于前一阶段。
从家庭禀赋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人均资产和家庭恩格尔系数依然分别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但是和前一阶段相比影响系数分别扩大了近一倍,可见在这一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经济发展效应更为明显。
从家庭功能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效应和前一阶段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该政策的继续实施对家庭规模变动并无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人均储蓄率影响效应却转变为负向,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在上一阶段,家庭规模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逐渐缩小到一定程度就会趋于稳定,那么受影响的家庭功能也会逐渐趋于稳定,人们会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当期消费,改善生活水平。家庭规模的稳定是统计意义上的,一方面人口出生率的持续降低,部分家庭还在继续缩小,另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的增加,子女分家的比重会减少,三代同户的家庭数量也会增加,以弥补子女减少导致的部分家庭功能的弱化。这也是计划生育导致人均储蓄率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家庭策略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依然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和上一阶段不同,这一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收入多样性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这是由于,在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化,还会导致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人们为了规避未来不确定性风险,就会倾向于多种收入途径,以分散家庭经济风险。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在这一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教育投资没有显著的影响效应。
5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所提出的家庭发展能力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是在家庭发展理论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理解人口要素变化引起的家庭问题并给予相应的解决方案的分析框架,源于强调家庭发展的综合性理念。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实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且对中国居民的家庭发展能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限制了人们的生育选择权利、改变了不同家庭的要素构成和策略选择空间。但是,中国计划生育制度,尤其是逐渐演化出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具有生育限制和家庭发展能力再造的双向维度。迄今为止,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等,虽然部分改变了家庭发展的禀赋构成和权利空间,但就家庭发展能力的本质特点而言仍未有根本的改变,中国家庭在自身的结构调整和策略重组中延续和发展。
以家庭发展能力为理论框架为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这一视角和经验事实出发,我们看到,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而且影响到家庭的禀赋积累、结构功能和策略选择。进入21世纪,虽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手段和具体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该政策控制人口生育率的根本宗旨并没有发生改变,对于稳定低生育水平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短期内有助于提高人们家庭生活水平和保持收入多样性,但是长期来看,该政策所导致的储蓄率的降低和家庭教育投资的减少并不利于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实证结果还显示,更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如今除了生成家庭经济水平和生计策略的差别外,对家庭的生育安排已经基本上起不到调控作用了。因为在政策影响范围之内的群体,简单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可以控制;而决意选择超生的人们,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很难有效控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改善,家庭适应外力冲击的能力也得以增强。在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子女数量减少的状况下,人们会以增加储蓄和子女教育投资等社会化形式,来强化家庭保障功能和子女培育功能,以增强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强调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家庭表现出来的适应性,是以家庭生命周期演化中的弱势成员(老人、儿童)承担了风险成本为代价的。但是,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以及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代际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资源和风险的非均衡性分配也使矛盾冲突在不断累积,如“四二一”家庭、“失独”家庭等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中国家庭缓冲和消解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提供给家庭成员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支持和资源也逐渐减少,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被迫实现社会化。但是以“孝”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能调节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转移与分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却无能为力[28]。家庭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在政府主导下重新安排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与社区在家庭发展政策构建中的福利搭配和责任分担,构筑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
参考文献:
[1]HABAKKUKHJ,POSTANM.TheCambridgeEconomicHistoryofEuropeVolumeVI.TheIndustrialRevolutionsandAfter:Incomes,PopulationandTechnology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5.
[2]戴维·N·韦尔.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J].中国社会科学,2003(6):84-86.
[4]邬沧萍,王琳,苗瑞凤.从全球人口百年(1950—2050)审视我国人口国策的选择[J].人口研究,2003(4):6-12.
[5]SOLOWRM.AContributionto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56,70(1):65-94.
[6]曾毅.关于生育率下降如何影响我国家庭结构变动的探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73-86.
[7]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1):96-108.
[8]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21-138
[9]刘永平,陆铭.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8(4):1271-1299.
[10]SCHULTZTP.HumanResourcesinChina:TheBirthQuotaReturnstoSchoolingandMigration[J].PacificEconomicReview,2004(3):245-267.
[11]ZHANGJ,LEER.MortalityDeclineandLong-RunEconomicGrowth[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2001,80(3):485-507.
[12]MODIGLIANIF,CAOLS.TheChineseSavingPuzzleandtheLife-CycleHypothesis[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004,142(1):145-170.
[13]朱勤.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推算———基于“六普”数据的初步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2(4):68-77.
[14]BREUSCHTS,PAGANAR.TheLagrangeMultiplierTestandItsApplicationstoModelSpecificationinEconometrics[J].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80,47(1):239-253.
[15]MUNDLAKY.OnthePoolingofTimeSeriesandCrossSectionData[J].Econometrica,1978(46):69-85.
[16]古德.家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17]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国民储蓄和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1999(5):3-10.
[18]任若恩,覃筱.中美两国可比居民储蓄率的计量:1992—2001[J].经济研究,2006(3):67-81.
[19]汪伟.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63-77.
[20]石人炳.生育控制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5):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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